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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看到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在视屏上作了一次关于“我们是否知道自己曾祖父名字？”的讲话，他说道：“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不知道自己曾祖父的名字了。”

然而，我是知道这些情况的。因为，我曾经被族人邀请参与家谱修编的一些工作。我的曾祖父叫毛裕舟，我的祖父叫毛伟堂；我的曾外祖父叫顾小坡，我的外祖父叫顾雄藻。

我父亲的外公叫傅松柏，他是傅雷先生的长辈和启蒙老师（称之为“斗南公”），他也是我的一位曾外公。

傅松柏，字“鹤亭”，生于1848年，卒于1928年。傅松柏在前清时考取贡生，他是一位私塾教书先生，又称“斗南公”。他亦是傅雷先生最早的启蒙老师。据上海《浦东史志》中有如下记载：“傅雷跟着老廪生斗南公背诵了四书五经。”另据《中国书画报》史料记载：“傅雷七岁正式开蒙。因为出生于耕读人家，自然把教育看得十分重要。虽然1915年的中国已进入中华民国时代，伴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惯性，为数不少的知识精英开始在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城市开展或轻或重的’新文化运动’；但在乡村，一如既往地沿袭着千百年的文化传统。傅雷与中国文化的首次见面，依旧是毛笔、砚台，依旧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依旧是唐诗、宋词。在斗南公（傅鹤亭，老贡生）的指导下，傅雷临写晋唐楷书，不日窥见门径。”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曾告诉过我说：“你的祖母傅韵兰是傅雷的堂房姑婆。”当时，父亲还对我说，在1932年傅雷结婚那时，我祖母领着我父亲和二位姑妈，在上海市区的“一品香”饭店里，喝过傅雷伉俪的喜酒。当时，我祖母傅韵兰向傅雷母亲李欲振道喜的情景，似乎就在老父亲的眼前。

我还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父亲的老同学韩松昌多次来我家，与老父亲叙说一些早年的往事。我听见他们叙说起与施蛰存见面交谈的情况。那时候，我也曾多次帮助父亲送书籍给韩老伯，他家就住在靠近鲁迅故居的山阴路恒盛里。早年，施蛰存曾在上海大同大学教过书，而且他家就住在傅雷家江苏路安定坊弄堂里，他与傅雷走动交往颇多，并且他的太太与傅雷的夫人朱梅馥一起在居委会办的托儿所工作。所以父亲从施蛰存那里打听了解到傅雷和朱梅馥最后的一段生活情景。

后来，浦东傅氏家人聘请我的表弟傅华明修编《渔潭傅氏家谱》，傅华明特地将他着手修编的两册厚厚的家谱赠送给我，并且邀请我帮助他进行家谱内容的充实和完善工作。我不仅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还认认真真阅读了家谱的全部内容。通过阅读家谱内容后，我才知道从前傅雷见到我父亲，他亲切叫我父亲为小叔时候，常常会弄得我父亲有些尴尬和害羞了，因为我父亲年龄要比傅雷小，辈分却比傅雷大。

我在阅读《渔潭傅氏家谱》（汝梅二房分支简介）中知道，傅氏国栋是我们的祖爷爷，而我父亲是傅家第十七代子孙，傅雷和我都是傅家第十八代子孙，所以讲，傅雷与我都是本家的亲兄弟。

因为，我熟悉了自己家族的家谱。所以，我不仅知道三代以上祖先的情况，而是知道10多代先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不仅知道我的祖先的名字，还知道他们生前是从事什么职业。我的曾祖父毛裕舟是清代浦东南汇的国文教师，我的祖父毛伟堂是民国初年京奉铁路局山海关后丰台火车站的站长。我曾外祖父顾小坡是清代京城派往湖北的知府官员，我外祖父顾雄藻是江苏师范学堂的教师。我的另一位曾外公傅松柏，也是浦东南汇县的一位教师。

关于我曾外祖父顾小坡的情况，是我阅读到我国清代著名诗人‌高景宪‌，字、侯鸿鑑先生留下的文章。他不仅为我外祖父的《字辨》辞书撰写了开篇序言，并且他还特地为我外祖父撰写了一篇题目为《顾君雄藻稀龄述略》介绍的文章。我阅读了他撰写的这篇文章后，才知道了我曾外祖父的点滴情况。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吾友顾君雄藻，童年颖慧，其父小坡先生远馆（远处做官）鄂间，数岁一归，饮食教诲授成于母陈太君，太君以慈母代严父，督教藄严，君之一生，谨飭不苟，悉秉陈太君教。小波先生捐馆(死的委婉说法)汉川，君方从师读习举业……”

可以说，我在祖父、祖母和外祖父、外祖母大家族中，不仅是对自己前辈祖先们情况了解最多的一位晚辈后人，而且我还替我的外祖父重新编纂出版了《新编字辨》辞书，并且另一册全新的《字辨组词小字典》，也将要很快面世。

所以，若按照钱文忠教授所讲：“过去，如果你不晓得自己三代祖上情况的话，你是不能够获得参加科举考试资格的。”

那么，如果我出生在过去的科举考试年代时，我是一位完全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了。

我猜想，可能是现在的国人们，随着从前几代人同堂居住的大家庭生活氛围逐渐散去之后，他们也就彻彻底底放飞自我了，再也不会有什么寻根念祖的任何想法。

若是照这样下去的话，从小的方面而言，对家乡和家庭的眷恋和思念的观念，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淡薄了；从大的方面来讲，对中华民族的一个民族自信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失散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因为，当人们就连自己的祖宗都忘却了。那么，他们还会有什么“家国情怀”吗？肯定不会再有“家国情怀”的眷恋思想了。

因此，我认为若一国百姓皆丢弃了“家国情怀”根基思想的话，那么，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无家便无国”这个道理，应该是大家都十分明白的事情。

所以讲，若要让一个民族有自信力的话，仅仅依靠空洞的宣传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此我衷心感谢钱文忠教授的说史提醒，从而让我们大家都不要忘记自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当然，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也写道：“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傅雷启蒙老师傅松柏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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