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团队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时,能否找到新的盟友以重振旗鼓?当寄予厚望的项目难以为继时,能否及时止损并调整方向,以争取成功?当团队中悲观情绪蔓延时,能否重新凝聚人心,让成员看到成功的希望,自愿跟随继续前行?

当遇到优秀的合作者时,能否与对方建立起正常、健康的合作关系?这些都是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若你对此没有答案,不妨读一读《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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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中国国民革命陷入低潮。先是南京的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随后武汉的汪精卫脱离苏联,与蒋介石合流。

那些投机军阀见局势变化,也纷纷为自己辩解,开始排挤真正的革命者。经此打击,国民党左派牺牲近百万,6 万共产党员中牺牲了 5 万,可谓血流成河。

面对如此惨烈的局面,1927 年 7 月 4 日,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讨论议题是湖南农协和农民自卫武装如何应对敌人的搜捕与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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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认为,应将农民武装交给国民党新军阀,或直接解散,总之共产党不应再保存武力。张国焘则主张,农民武装应脱离共产党领导,上山做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

听完二人发言,教员摇头,掐灭烟头,拍案而起,义正言辞地指出,农民武装不能交给国民党,也不能脱离共产党领导,最好的出路是上山,为共产党掌握强大武装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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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教员再次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从前我们批评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却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今后要高度重视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番话将 “上山” 的思路进一步提炼为 “枪杆子里出政权”。

当其他人醉心于工人运动时,教员注意到了农民的力量,提议开展农民运动;当其他人在变局面前茫然无措时,教员又注意到了军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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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每次的想法都与众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其精通历史和哲学,且勤于思考,从而锻炼出了一眼看清事物本质的能力,能够抓住主要矛盾,理清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以及决定每件事成败的关键所在。

若我们能像教员一样,长期思考、分析问题,理清其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逐渐锻炼出这种能力,便足以改变命运。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建议教员去上海工作,但教员拒绝了这一看似光明的前途,告知瞿秋白,他已决定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与绿林好汉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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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教员以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领导的秋收起义正式爆发。随后,教员心潮澎湃地创作了一首《西江月》:“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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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的计划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三个团兵分三路,包围长沙城内的工农群众,然后举行暴动,内外夹攻,一举夺取城池,再以湖南为中心,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

但随着起义部队节节败退,教员逐渐意识到敌人力量依然强大,攻打长沙不切实际,解放四省的时机尚未成熟,即寄予厚望的项目面临失败。

若硬着头皮继续前进,或许能争取到一丝胜利的希望,但一旦失败,就将全盘皆输。而及时止损虽能节约成本,但可能会打击领导者的威望,甚至导致日后再无机会负责独立项目。

面对这样的局面,若你是教员,会如何抉择?就在这难以抉择的关键时刻,9 月 14 日,教员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毅然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命令所有人立即向东南方向的文家市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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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员多年来频繁往来于广东和湖南之间,亲眼见过罗霄山脉的广袤,故已下定决心将起义部队带到那里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再出山解放全中国。如此,武装起义得以继续,起义部队也得以保存,可谓两全其美。

讨论问题需要论点和论据,论点提供答案,论据梳理推导过程。如今教员找到了秋收起义的新目的地,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他为何认为起义部队能够在井冈山立足?教员做决策并非心血来潮。

据何长工回忆,在前往文家市的路上,他亲耳听到教员说过一番话,总结起来,转向罗霄山脉有三条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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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际资本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国际资本与国民党相互勾结,蒋介石和汪精卫合流,三者共同组成反革命联盟,此时攻打大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有全军覆没的风险。

第二,罗霄山脉位于湖南、江西交界处,距离两省省会较远,是反革命联盟的统治薄弱环节。且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军队和政府无法统一行动,起义部队可利用这些特点在罗霄山脉伺机而动。

第三,中国有亿万万穷人,他们都是革命的潜在同盟,只要起义部队能够保存下来,将来就有机会与广大穷人结合,继续革命。

总之,敌强我弱,正面强攻不可取,应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逐步蚕食敌人,最终积小胜为大胜,实现革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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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晚,教员在文家市召集前委员、师长、团长等人开会,正式提出失败总结和新战略计划。

经过激烈讨论,除师长余洒度等极个别人外,大部分人都拥护教员的新计划,秋收起义部队就此开启新的征程。

9 月 20 日清晨,秋收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罗霄山脉进发。然而,这毕竟是一支败军,部队上下弥漫着绝望的气息。

历史经验表明,做项目、带队伍,关键在于凝聚人心,只有众人齐心协力,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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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一旦涣散,队伍就难以带领。若你是教员,此时该如何凝聚人心?教员的方法是既不用枯燥的理论说教,也不用空洞的利益许诺,而是通过制度来解决问题。

9 月 29 日,秋收起义部队抵达永兴县三湾村,教员召集前委员开会,提出了酝酿已久的部队改编计划。

首先,部队到达三湾时已不足 1000 人,减员严重。若继续以师的名义指挥部队,除了增加干部名额,并无益处。

因此,教员决定将师缩编为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全团共 7 个连,无职位的军官编入军官队,伤病员和医务人员编入卫生队,均直属团部。这样,原本繁冗的师级编制变为精简高效的团级编制,确立了扁平化管理体系,战斗力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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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论据让革命走出死局,毛主席让溃散败军逆袭成钢铁之师的真相

其次,中国革命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部队作为革命的核心力量,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执行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

随着革命环境和部队属性的变化,党和部队的关系也需相应调整。在此背景下,一个团仅有一个党支部远远不够,党的领导机构必须向基层下沉。

于是,教员在营、团设立党委,连队设立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任何重大事项都需经党委讨论决定,全团各级党组织均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

这项改编内容不仅确立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还建立了集体领导制,削弱了军事主官的权力,避免了个别军事主官因个人私念带领部队叛逃的情况,对保存革命部队意义重大,也为部队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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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教员在连以上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士兵委员会的主席由士兵或班长担任,既协助党支部处理各项工作,又监督各级军官,防止军官打骂士兵、贪污经费,维护士兵的尊严和说话自由。

此外,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也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此,官兵平等成为部队的铁律。人皆 “不患寡而患不均”,若士兵吃糠咽菜,军官却四菜一汤,士兵自然会怨声载道。

但官兵平等后,士兵无需担心军官欺压,甚至还能监督军官,自然也就没有怨言了。对于凝聚人心而言,这项改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改编完成后,教员登上一块青石板,向官兵们讲话,他说:“大家都是父母所生,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如今当了军长,带领着一支军队。我们现在不仅有菜刀,还有两营人,还怕干不成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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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一听,觉得有理,贺龙两把菜刀都能成功,自己又有何可惧?就这样,通过改编和政治动员,教员成功凝聚了部队人心,让所有人看到了继续革命的希望。

三湾改编时,教员还做了一件事,即派人联系袁文才和王佐。二人曾担任赣西农民自卫军正副指挥,各有 60 条枪,占据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继续与土豪劣绅作斗争。

从其履历来看,教员断定他们是可以合作的对象。而且袁文才和王佐未归顺国民党,表明他们愿意继续革命。

于是,教员与袁文才、王佐初步建立了合作关系。完成三湾改编后,便带领部队前往井冈山。但随着两支部队逐渐靠近,有人提议,袁文才和王佐的枪支人马不多,不如将其兼并,以秋收起义部队独占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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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是教员,能否拒绝这种诱惑?教员严词拒绝了这一提议。在教员看来,井冈山只是革命的中转站,起义部队最终要走出井冈山,解放全中国。

武装革命只是手段,让四亿中国人加入革命阵营才是最终目的,在此过程中,与各方势力建立合作关系必不可少。若为了独占井冈山而兼并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将会丧失信用,日后难以再与其他势力合作,更无从谈起解放全中国。

因此,与他们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才是革命的正确道路。在此背景下,10 月 6 日,教员与袁文才见面,直接赠送其 100 多条枪,鼓励他扩大队伍。

袁文才回赠教员 500 银元,帮助解决部队给养问题。不久后,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按照三湾改编确立的原则接受改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又一支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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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秋收起义部队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站稳脚跟,中国革命有了第一块根据地。10 月 18 日,原隶属武汉国民政府的唐生智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李宗仁爆发战争,双方从湖南、江西抽调大量部队参战,两省边界守备空虚。

教员敏锐地捕捉到这是扩大井冈山根据地的绝佳战机,于是在 11 月中旬,派出部队下山,一举攻破湖南茶陵县,随后任命谭震林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并调派大量干部进入茶陵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各级赤卫队和党支部,建立起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以茶陵经验为起点。

次年 1 月解放遂川县时,教员总结出施政大纲 30 条,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土地、经济等方面,成为井冈山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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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团结袁文才和王佐以及解放茶陵、遂川的成功实践,教员确信,建设井冈山根据地是可行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正确的。

在此过程中,教员还总结提炼出一系列革命经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革命部队的三大任务;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归公,是三大纪律;上门板、捆柴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打烂东西要赔,是六项注意;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是军事战略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军事战术原则;波浪式推进,绝不盲目分兵冒进,是根据地发展原则;优待俘虏,愿意留下的可加入革命部队,不愿意留下的发给路费等。

可以说,不到半年时间,教员就扭转了秋收起义的不利局面,建立了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确定了与各方势力的合作模式,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了建军治政的诸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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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 4 月 28 日,朱老总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万余人与教员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至此,朱毛红军正式成型,井冈山根据地进一步完善,中国革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从前文可知,教员非常善于总结经验。

在井冈山根据地日渐完善之时,教员必然会撰写一份报告,全面总结以往经验,为日后革命指明方向。

1928 年 10 月 5 日,教员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并根据一年来搜集的材料,撰写了《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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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是教员在文家市的思考成果进一步提炼升华而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文章开篇指出,当前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往更加残酷。

短短几句话,便阐明了中国的大致形势以及革命的原因。紧接着,教员开始分析革命的处境、机遇以及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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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经济,不依赖全国统一大市场,天然适合军阀割据。同时,中国又是半殖民地国家,外国列强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中国的命运。

军阀割据与外国列强间接殖民,使得军阀必然与外国列强勾结,而外国列强之间的矛盾又会延伸到军阀之间,导致中国军阀混战不断。

只要军阀混战存在,就无法建立统一而强大的中央政府,各军阀势力的交界处便是其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方,这里是红色政权生根发芽的沃土。

但并非所有军阀势力的交界处都能建立红色政权,只有经过国民革命洗礼的南方省份,工农兵群众接受过民主革命教育,才有可能再次发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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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未参加过国民革命的北方省份,很难建立大片红色政权,张作霖和阎锡山的部队也难以分化出革命部队。

而对于三湾改编到井冈山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及运行情况的思考总结,教员于 11 月 25 日写成了《井冈山的斗争》,通过湘赣边界的割据地区的县市、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割据地区问题等 8 个板块,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其中,军事问题的篇幅最长,民主集中制、党支部建在连上、优待俘虏又是军事问题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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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曾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庄子在《知北游》中也说:“无所不在,蝼蚁,在瓦甓,亦在屎溺中。”

教员总结经验与庄子所说的 “道”,其实都是对日常生活中成功经验的总结,对失败教训的吸取。日积月累,便能逐渐规避错误,沿着成功的道路不断前行,直至走向胜利。

这个过程就是 “不二过”,即不重复犯同一个错误。教员的成长经验丰富多样,但其核心其实就是 “不二过” 这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