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马超往往以“锦马超”的勇武形象出现，但其真实的军事才能和历史地位却被严重低估。建安二十四年，这位西凉猛将用一场辉煌胜利证明了自已的实力，却也因政治上的短视而葬送了大好局势。
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
公元214年，曹魏西部战区总司令夏侯渊率领两三万精锐西进，意图将凉州纳入曹魏版图。这支军团刚刚平定了关中十路诸侯叛乱，拥有张郃、徐晃、朱灵等一批沙场老将，“虎步关右”的威名绝非虚传。
面对这支劲旅，马超手中的兵力仅有一万出头，且多为羌人、氐人部落兵，真正的西凉本部精锐不过数千。更不利的是，这支部队刚被曹操击败，一路逃到汉中投奔张鲁，属于疲惫之师。
然而就在这悬殊的兵力对比下，马超竟敢主动出击。在距离冀城八十多公里的地方（约在今甘肃甘谷县附近），双方展开野战。史书对此战的记载极为简略，《三国志》中仅以“渊军不利”四字带过，但后续发展揭示了这场战役的真正影响：夏侯渊退回关中，整整两年不敢西进一步；马超则趁机占领凉州大部分地盘，实现了“断陇”的战略目标，一举切断了曹魏与凉州的联系。
马超的军事智慧
马超的胜利并不是偶然，而是基于对西凉骑兵特点和凉州地形的深刻理解与巧妙运用：
地形利用大师：夏侯渊的部队虽精锐，但对凉州山谷地形不熟。马超却如活地图般熟悉当地环境，据说能根据风声判断敌军方位。他指挥西凉骑兵利用复杂地形反复袭扰，将曹魏军团分割成小块，如同狼群对付野牛，避免正面硬碰，专找弱点下手。
统战高手：马超在羌、氐部落中威望极高，被尊称为“神威天将军”。他率军经过部落时不抢粮食反而分赏赐，吸引众多部落首领自带人马加入。这使得夏侯渊拉拢当地部落的计划落空，陷入孤军深入的困境。
战术陷阱设置：马超准确把握了夏侯渊喜欢猛冲猛打的特点（号称“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故意示弱诱敌深入，在狭窄山谷设伏。曹魏的重装步兵在山地无法灵活转向，被西凉骑兵来回冲杀。这一战术比诸葛亮北伐时运用得还要早。
反观夏侯渊，可能因之前连战连胜而轻敌，犯了分兵大忌。他让张郃带偏师走南路，自己走北路，结果被马超抓住机会各个击破。
胜利为何转为失败？
就在马超占据凉州，眼看将要东山再起时，他犯了一个致命的政治错误：杀害冀城守将韦康。
韦康是凉州本地豪强的代表，已经投降马超。但马超因怀疑这些汉人豪强的忠诚度，竟将韦康和一批降官全部处死。这一举动激起了凉州豪强的强烈反弹——韦康的旧部杨阜、赵衢等人表面投降，暗地里联络其他豪强，趁马超外出作战时突然反叛，连马超的妻子和孩子都遭杀害。
更致命的是，马超对羌、氐部落也未能真正信任，重要职位全留给自己人。结果叛乱爆发时，部落兵作壁上观，无人施以援手。夏侯渊看准时机率军西进，马超陷入内外夹击的困境，最终只能逃往汉中投靠张鲁。
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就因这一政治失策而彻底化为泡影。
历史书写的偏见
《三国志》对这场战役的轻描淡写并非偶然。陈寿作为晋朝史官，需要维护曹魏的面子——晋承魏统，自然不能过分渲染曹魏的败绩。夏侯渊后来战死定军山已经足够难堪，若再详细记载他被马超重创的经历，曹魏的威信将大打折扣。
同时，马超后来投靠刘备，成为蜀汉“五虎上将”之一。陈寿写作《三国志》时，需要在曹魏和蜀汉之间保持平衡，既不能太贬曹魏，也不宜过捧蜀汉，于是采取了模糊处理的方式。
历史启示：军事天才的政治短视
马超的悲剧在于：他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却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他能以少胜多击败曹魏最精锐的军团，却无法处理好与地方豪强和部落领袖的关系。
这一历史案例提醒我们，成功的领导需要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的结合。打天下靠武力，守天下靠人心。马超能打赢一场战役，却因不懂“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失去整个州郡。
正如现代职场中，有人业务能力超强能拿下大项目，却因不会处理人际关系而被排挤出局。马超的悲剧，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重演。
如果当年马超没有杀害韦康，而是妥善安抚凉州豪强，三国的历史格局或许会有所不同。但历史没有如果，我们只能从这位西凉战神的兴衰中汲取经验教训：卓越的军事才能必须配以成熟的政治智慧，才能真正成就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