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开展战略决战，先后开展了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以及辽沈战役，中共方面的主要决策者为毛主席、朱德和周恩来。
然而在三大战役的作战阶段，一旦三位决策者碰到问题，总会立刻想到李涛，向其征询建议。
中央军委发给各野战军的指示电令，大多由李涛负责起草。李涛在三大战役里能参与谋划、拥有一定发言权，得益于他丰富的革命阅历和作战时对战斗数据的详尽准备。
李涛的革命历程
李涛于1926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有着极为丰富的革命阅历和深厚的实战经验。1927年，李涛出任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一团一营党代表，参与了毛主席所领导的秋收起义。
毛主席带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朝着长沙发起进攻，与此同时，李涛所在的二师一团在桂东当地发动起义，以此来策应毛主席。
二师一团于后续战斗受挫后几经辗转抵达汝城，与朱德、陈毅所率部队会合。李涛后来回忆时说道：“朱德同志阐述了一番革命的道理，号召众人齐心协力打倒反革命分子蒋介石，还表示要筹备寻觅一个合适区域来创建根据地。那是我头一回见到朱德同志。”
秋收起义受挫后，李涛还相继三次投身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
1930年10月，蒋介石集结10万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展开首次“围剿”行动。彼时，李涛担任红三军第一纵队第七师政治委员，他同第七师师长陈伯均一道，带领第七师的官兵迅速投身到反“围剿”战斗当中。
红三军依据中共中央“诱敌深入”的作战策略，以第七师作为先头部队，采用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打法，多次顺利击退敌军的进犯，并且乘胜追击，最后直捣国民党张辉瓒的指挥部，将张辉瓒部下辖的两个旅全部歼灭，包括张辉瓒在内的一千多人都被俘虏。
接着，在各作战部队协同配合下，李涛、陈伯均带领第七师从东韶发起攻击。他们成功将国民党谭道源部的一名团长和一名团副击毙，使得敌军朝着宜黄东南方向仓皇逃窜。经过这场战役，国民党谭道源师超过半数兵力被歼灭，第七师缴获了数千件枪械等物资。
在紧接着的1931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战斗里，国民党施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策略，李涛、陈伯钧带领第七师却以不变应对万变，依旧依照“诱敌深入”的战术，凭借有利的地形条件，集中兵力去歼灭敌人，最终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战斗刚刚结束，就在同年六月，蒋介石亲自带领“围剿军”，自己担任总司令，集结三十万兵力发起第三次“围剿”。和前两次有所不同，这次国民党气势汹汹，采用了“长驱直入”的作战策略。
毛泽东、朱德经过研究之后，做出避敌锋芒的决策，率领红军主力迂回千里，运用“避开敌方主力，攻击其薄弱之处”的战术，于敌军主力之间兵力空虚的地方穿插过去，绕到敌军主力的后方，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最终三次战斗皆获胜利。
李涛、陈伯均带领第七师跟随红三军调转方向朝东北追击敌军，于方石岭与国民党韩德勤和蒋光鼎师的部分兵力相遇。此役，俘获敌军五千余人，缴获大量物资，包括四千多支步枪、九十多挺机枪、一万多发子弹，还夺得两百多匹战马。
在这之后，李涛还投身红军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个规模的革命活动里，几乎总能见到李涛的踪迹。
除革命战斗之外，李涛对政治教育工作极为重视，这或许受其终身执教的父亲影响。他给学生讲授毛主席所著《论持久战》、中共的抗日主张以及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等课程。叶剑英曾这样评价他：“经验丰富、水平颇高，既是优秀领导，也是出色教师。”
李涛之所以能够在三大战役时参与商讨，其漫长且丰富的革命生涯是重要原因之一。
与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关系密切，十分受信任
在李涛的革命征程里，从1927年秋收起义直至三大战役期间，他和毛主席、朱德结识已有十多个年头，在携手作战的过程中缔结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34年10月，红军自江西启程开始长征，李涛被调到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担任执行科长一职。
1935年3月上旬，李涛意外收到一项任命，即出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军委纵队主要由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干部构成，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人均随纵队一同行动。它作为党政军的“核心”，安全事宜极为关键。
军委纵队司令员这一职务，关乎中央的安全，李涛一开始还担心自己难以胜任，不过最终李涛扛住压力，不辜负托付，承担起了这个重要职责。从这次任命足以看出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以及对其工作能力的认可。这种信赖始终坚定，从未改变。
李涛之后于军委任职期间，担任多个重要职位，成为毛主席的得力帮手。在共事过程中，李涛和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李涛接受中共中央的委任，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身份发布声明，曾严肃表明立场，严厉斥责英军“紫石英号”军舰炮击解放军的行为。
后来毛主席在发言之际，也表明支持李涛的观点，称：“要依照李涛的声明，表达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在某一个傍晚时分，毛主席和李涛散步时不期而遇，毛主席面带微笑开玩笑说：“哟，李涛将军，何时再发表一篇谈话声明呀？”李涛笑着回应：“这得看主席何时下达命令了。”
从二人这番轻松交谈里，能够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为亲密和睦。不只是毛泽东、朱德，李涛跟周恩来的私人情谊也颇为深厚。皖南事变发生后，李涛在撤回延安的途中遭到国民党蓄意扣押，国民党放走了被扣押的其他人，单单没放李涛，而李涛对此毫无惧色。
之后，周恩来受中央委派前往进行交涉谈判，顺利救出李涛。实际上，李涛最初并非叫这个名字，他曾用过李开源、李盛才、李毓英、李炽、李湘民等名字。据传，是周恩来于1936年为他改名为李涛，自那以后，他便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基于对李涛的信赖，新中国成立一个月之后，毛主席作出了这样一则批示：“中央军委印信，也就是当天开始启用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印鉴，其中一颗交由李涛同志负责保管。”
李涛能够在三大战役期间参与商讨，其基础是与战役决策人毛主席、朱德、周恩来长期建立的深厚革命情谊和彼此间的信任。
知己知彼，运筹帷幄——详细的战斗数据统计
除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经历、坚如磐石的革命情谊，李涛对整个战局的精准掌控，也是三位决策者纷纷向他请教的关键因素。
从1942年开始，在九年时间里，李涛于军委作战部任职，始终引领着军委作战部。他作为毛主席的助手，直接辅助毛主席指挥全国的战场，圆满达成了调遣兵力、建立规章制度以及通信保障、测绘保障、情报保障等一系列工作任务。
全面内战打响后，李涛引领情报工作者构建了逐月统计战绩的机制，让中央首长以及各战略区指挥在各个阶段都能够精准且迅速地了解敌我双方兵力的增减变化，进而开展战略规划。
1946年6月，李涛在不长的时间里全方位查清了国民党军队各部队的分布状况、编成形式、番号信息以及隶属关联等情形，整合出一部完备的《国军战斗序列》。他将国民党各个派系军队的编制情况、武器装备情况、驻扎地点信息、军官姓名等全都详细记录下来，最后得出国民党的总兵力大约为407万。
有句话说得好“了解自己也了解对手，作战就不会失败”，这样细致全面的数据统计，得到了毛主席“很好、非常有价值”的赞誉。李涛凭借卓越的情报工作能力，被人们誉为延安总部的“大参谋”。中央军委在商议制定作战方案时，就是以李涛所提供的数据作为依据的。
三大战役开展期间，李涛引领作战部每日编撰一期《每日军情》，让毛主席对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始终了如指掌、掌控全局。在此前提下，还每周编辑印发一期《军情综合》，用于剖析阶段内的军情动态。
他时常提及“数中有术，术中有数”，被称作统帅部的“移动词典”、“移动地图”。直至1948年11月2日，三大战役里最先打响的辽沈战役落下帷幕，李涛安排参谋人员重新核算了国共两方的兵力状况，依据双方数据的增减变化，开展了数量剖析与对比。
最终统计结果显示，解放军兵力已达300余万人，而国民党总兵力为290万人，在数量上已无优势。
这组数据极大提升了战斗获胜的信心，毛主席在收到数据汇报后极为欢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了《中共中央负责人评一年左右即可根本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电讯，其中提到“中国的军事态势现已迈入一个全新的转折点，也就是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已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与中国实现和平已近在咫尺的标志”。
李涛身为中央军委的高级参谋以及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对作战部业务能力与作风建设有着极高的标准和要求，正因如此，作战部在三大战役期间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作战计划时可信赖、能依托的高级参谋机构。
在革命斗争进程中，李涛本人收获了极高的赞誉。叶剑英曾表示“他是军委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才，要是没有他，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李涛还凭借卓越的战斗情报搜集与分析能力，被赞誉为党的“千里眼、顺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