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辽东，寒风裹挟雪粒，抽打在明军甲胄上，作为西路军帅，杜松站在河畔，望着对岸的后金营垒，心中已有破敌之策。
后世多以“抢功冒进”评说其败，但如果从杜松视角审视，便会发现，这场惨败是无解的。
主攻之责
明廷制定四路合围战略：杜松西路军为主力自抚顺关出塞，马林北路军从开原进发，李如柏南路军自清河出击，刘綎东路军从宽甸奔袭，计划三月初二会师赫图阿拉。
西路军号称三万，实则精锐仅数千，其余多为临时征调的卫所兵与募兵，“器械朽钝，粮饷不继”。
行至抚顺关时，辎重因冰雪滞后，工兵进展缓慢。探马报，后金在萨尔浒对岸，仅有少量驻军抢修工事。
“战机稍纵即逝”，杜松当机立断：不要辎重了，令工兵架浮桥，亲率精锐轻装渡河，打后金个措手不及。
渡河后，明军迅速占领萨尔浒，此地是四路会师点，拿下既能稳固后路，又能作为进攻跳板，战略意图清晰。
界藩之赌：信息迷雾中的战术抉择
占领萨尔浒后，杜松审讯俘虏得知，后金主力仍在赫图阿拉集结，前方三十里的界藩城，仅有一万余辅兵修寨，尚未形成有效防御。
而北路马林部因“畏敌迟缓”（《三朝辽事实录》语）在三岔儿堡徘徊，会师无期。杜松面临抉择：等待马林错失战机，还是乘虚拿下界藩，打开门户？
从军事逻辑看，界藩是后金重要屏障，攻克则赫图阿拉门户大开。杜松深知后金机动性强，主力回援便会被动。
更关键的是，按计划，东路刘綎部已打“东南路军”旗号，吸引后金注意力。这让杜松坚信，有足够时间拿下界藩。
于是他留两万人守萨尔浒大营，亲率一万人直扑界藩。这是“围点打援”战术：以萨尔浒为依托，若界藩难克，可诱后金来援，再与马林部夹击。
杜松算准后金主力，从赫图阿拉到界藩需三日路程。只要三日内，能拿下界藩，再坚守待援，战局便可逆转。
命运的玩笑
杜松千算万算，没算到后金战斗力竟如此强悍。努尔哈赤得知西路军动向后，果断放弃东路，亲率六万精锐日夜兼程，两日便抵界藩附近。《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其方针“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更致命的是明军自身“debuff”：西路军能战之兵不足八千，其余多为“疲兵羸卒”。《明季北略》载明军装备“甲胄朽坏，弓矢不堪用”，士兵“冻馁交加，逃亡过半”。
反观后金八旗“人人精骑，甲胄鲜明”，有萨满教凝聚士气与掠夺动力。接战后明军虽奋勇抵抗，但装备与士气差距让战局迅速崩坏。
三月初一午后，萨尔浒大营被攻破，杜松腹背受敌。《明史》记载其“中矢坠马，犹大呼杀贼”，最终战死。此时马林部观望，刘綎部被牵制，李如柏部不战自溃。四路溃散在杜松战死时已注定。
后世归咎杜松“冒进”，却忽略其决策的合理性。正如《辽左见闻录》所评：“松之决策，非不知险，实不得已也——兵弱而任重，非速战无以破局。”
袁崇焕的远见
”萨尔浒之战的悲剧，恰恰反证了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正确性：当时明军的野战能力，已大幅落后于后金。依托宁远、锦州等城防体系固守，以空间换时间、以技术补战力，才是辽东战场的破局之道。
袁崇焕凭借此策，两败努尔哈赤、皇太极，数次挽狂澜于既倒，其战法的明智与成效，在萨尔浒的血泊中愈发清晰。
可叹的是，这位为大明续命的柱石之臣，最终却落得了“千刀万剐”的悲惨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