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7年至1859年（咸丰7、8、9）3年中，湘军的实力和影响力日益壮大，分别在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8个省与太平军作战。但各省战况并不平衡，赣、皖、湘是主战场，双方在这三省都投入重兵，战况也较激烈，其中江西尤为激烈，战争规模和战绩都远超其他省份。
据记载，1857年春季，太平军在江西仍然占据许多州县，军事实力也超过湘军，但却不能高枕无忧，仍存在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具体表现为：
（1）、天京事变后，这年5月间，饱受洪天王猜忌、掣肘的翼王石达开公然与天京决裂，并鼓动大批精兵强将随他出走，在外单独征战，从此再未回头，致使太平天国内部人心更加涣散 。
（2）、江西太平军根据地是石达开亲手打下来的，因而他的分裂行动对屯扎赣省各地的太平军影响也最大；且他对洪秀全等人失望透顶，又急于执行他的远征计划，不愿全力解救江西危局。
（3）、早在1855年石达开率部扫荡江西时，吸收了大批广东天地会起义武装残余势力，号为“花旗军”，并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建制，并保持一定独立性，配合太平军扼守吉安、临江、袁州、抚州、樟树等城池。
史载，归附石达开的花旗军众至十万，其部器械精良，作战勇猛， 但军纪甚差，不服管束，时常发生抢掠、戕害民众之事，而且天地会众的斗争口号是“反清复明” ，与太平军信仰的拜上帝教格格不入，这样就势必造成两军隔阂，甚至发生摩擦、冲突；况且天地会军中也有大小头目，在斗争形势艰难严酷之时，较容易产生动摇，甚至投降。
针对太平军内部山堂林立，并不团结一致的情况，湘军大肆进行分化瓦解活动——“密购内线，设法离间”。这就使各城守军更加离心离德，甚至各怀心思， 不时爆发自相火并的事件。
与太平军相反的是，湘军则对江西志在必得，一门心思要收复江西。为此，湘军投入10万之众，与太平军进行争夺江西的终极决战。曾国藩将湘军中最精锐的水陆大军悉数投入江西战场，彭玉麟、李元度、王錱等大将皆率部援赣，军力之盛，远超部署在其他各省的湘军。
湘军虽投入重兵，但另一位湘系集团大佬左宗棠却反对攻坚，为此他特地写信给一线将领刘腾鸿说：“自古攻城无善策，徒伤壮士，非断接济，觅内应，不为功”。他主张长期围困，打其援军，断其接济，设法施离间之计，招降纳叛，使其不战自乱，再一举下之。
1857年春，湘军围攻瑞州、临江、吉安3城，皆久攻不下，刘长佑又在攻打太平墟时遭遇大败，损兵折将，更使左宗棠坚定了自己“围点打援，断其粮草、援军” 的想法。
王錱根据左宗棠的指示，协助刘长佑完成围困临江的长壕后，于5月下旬东渡赣江，一意阻截太平军援兵。到7月，王錱率部在广昌、永丰、宁都、吉水等处，先后好几次挫败胡寿阶、萧复胜、杨辅清等部太平军。（铁马读史）与此同时，湘军水师也加强了对赣江的巡逻、封锁，阻抗太平军西援，力图断绝两岸太平军之间的往来。这样，就为围攻瑞州的湘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收复瑞州、临江、吉安三城战役进入一个新阶段。
据记载，瑞州僻处于江西西北一隅，与省会南昌相距不远，战略地位重要，其地距离赣江以东的太平军占领区较远，有利于湘军进攻，不利于太平军防守。当时，曾国华随曾国藩回家奔丧，所部由刘腾鸿继统。刘腾鸿见久攻而进展不大，遂决计挖长壕30余里，并夯筑炮台、修葺营垒， 以围困守军，同时可外拒太平军增援部队。
双方鏖战至1857年6月，太平军守军分出近4000精兵，趁风雨交加之夜，突然开城出逃。刘腾鸿督军拼死堵击突围太平军，又分兵加紧进攻，但均被太平军守兵击退。3、4000太平军趁乱逃出生天。
到7月，湘军攻打瑞州城进入最后阶段，城内守军几乎弹尽粮绝，疲困不堪，仍咬牙顽强抵抗。湘军先用穴地攻城法轰塌东门城楼，接着炮轰南岸炮台。7月13日， 太平军突袭湘军北岸炮台，混战中，刘腾鸿被一枚炮弹炸得血肉横飞，当场毙命，但其弟刘腾鹤仍率军血战，并猛轰城内，城中火药库中炮起火，城内火光冲天，刘腾鹤趁势督军沿东门楼缺口冲入城内，与残余守军巷战，逐次肃清2000余太平军残兵，瑞州方才被彻底攻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