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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上海静安区。
雨刚停，空气里还带着潮湿的土腥味。
荣家的老宅门口，一辆军用吉普悄悄停下。
门开了，走下来的人穿着洗得发白的黄布军装，脚上是一双线袜布鞋，手里还摇着一把大葵扇。
来人不是别人，是陈毅。
那天晚上，荣毅仁请他来吃饭。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可放在当时那个节骨眼上，不简单。
那会儿的荣毅仁，身份有点特殊。
他是荣家第三代，祖上是清末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家里经营着中国当时最大的棉纺企业之一——申新集团。
也是典型的民族资本家。
而陈毅，是刚刚解放上海的华东局书记兼市长，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这顿饭之前，荣毅仁其实还在犹豫。
他不是一开始就站在共产党这边的。
他也庆祝过抗战胜利，在车头挂过青天白日旗，也曾经相信国民党能把国家带出苦海。
可惜，现实打了他一记闷棍。
1946年，天刚蒙蒙亮，荣德生出门办事，刚走出家门口就被几个人架上了车。
那车一脚油门冲进巷子，谁都没拦住。
不到半天，绑匪就来信了——要100万美元赎金。
这不是普通绑匪，是军警系统里跟黑帮勾结的那伙人，专挑有钱人下手。
荣家算是被盯上了。
整个家族顿时乱了套。
那时候100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在当时的汇率下，差不多等于现在的十几亿人民币。
荣家不敢声张，只能四处筹钱、找人、托关系。
警察局也报了，没用。
能动的人全动了，能借的钱全借了，甚至动用了海外的关系网。
几天后，钱凑够了。
交钱的地点是法租界旧区一条小巷子，潮湿、黑暗，空气里有股霉味。
荣毅仁亲自送去的。
他说，那一箱子钱像压着一口棺材。
荣德生是回来了，人没少，精神倒是吓坏了。
可这事儿还没完。
第二天，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上门，说这案子他们“也出力了”，要收“办案补贴”——60万美元。
荣毅仁当场愣住了。
他真没想到，绑匪是敌人，政府是朋友，结果这“朋友”比绑匪还狠。
那之后，他开始动摇了。
不是对某个政党，而是对整个旧体制。
他开始想，自己和家族的命运，是不是要找个新出路了。
然后上海解放了。
那年5月27日，解放军进城。
荣家人整晚都窝在楼下夹道里，谁都不敢睡。
天亮后，小妹实在忍不住，开了门往外看。
街上一片寂静。
雨还在下，地上全是小水洼。
对面马路上，几十个解放军战士就那样躺在水泥地上睡觉，身上湿透了，枪放在一边，没一个人进民宅。
荣毅仁那时候没说话。
只是站在门边，看了很久。
可能从那一刻起，他心里已经有点数了。
再往后，是一场银行大厅里的见面会。
那是1949年6月2日，中国银行大楼，阳光透过玻璃顶照在大理石地板上。
上海的工商界几乎都来了。
陈毅照旧穿着那身旧军装，身边没带任何人，自己走进来，笑着和人打招呼。
没有排场，没有仪式。
他往椅子上一坐，说话也是不绕弯子：“你们有困难就说，政府要恢复经济，得靠大家一块儿干。”
荣毅仁回去以后，跟几个老朋友一合计，说干脆请陈市长来家里吃顿饭，聊聊真心话。
于是就有了那顿扬州菜。
陈毅带着夫人张茜一起来的，还是那身军装，还是那把葵扇。
他坐下没多久，就问了句：“你们的工厂，现在开工多少？还有多少困难？”
荣毅仁放下筷子，说：“工人是回来了，但市场还没稳定，资金周转也不太顺，设备也有点旧。”
陈毅听完，扇子一收，说了段话，后来很多人都记得：
“我们共产党不是要打垮民族资本家，而是要跟你们合作。
我们讲’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你们有难，政府会想办法；你们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
这是头一次，有人代表政权这么跟他们说话。
不是命令，不是审查，是合作。
饭后，送客的时候，陈毅拍了拍荣毅仁的肩膀，说：“上海靠你们守住经济，我们才守得住这个城市。”
荣毅仁点了点头，没多说。
但从那以后，他的选择已经明确了。
后来他留了下来，参与公私合营，参与国家经济恢复建设，一步步从企业家变成国家干部，直到担任国家副主席。
再也没人把他叫成“旧资本家”。
参考资料：
袁文，《荣毅仁传》，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毅年谱（1901—1972）》，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解放初期社会生活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陈东林，《荣毅仁与新中国经济建设》，《党史博览》200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