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4年春,北京的一间日军情报办公室里,一份内部译文悄悄传开了。

那不是军事命令,也不是战况总结,而是一本来自敌方的战略分析文稿。

译者在封面上只写了五个字:《论持久战》译本。

没人敢公开谈论它。

但私底下,有些军官已经开始传阅。

读完的人,大多沉默不语。

有个年轻情报官在报告里写了一句话:“这本书里,把我们可能的所有反应,都预判了。

这话后来传到了远藤三郎耳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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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陆军中将,时任华北方面军高层指挥官,对中国战场有着多年经验。

最初他没多在意,觉得不过是敌人写的“自我安慰”。

可战局越打越僵,八路军的游击战越来越频繁,补给线越来越难守,他开始有点坐不住了。

那年秋天,他在天津驻地的书房里,第一次完整读完《论持久战》的日文译本。

整整一晚上,没人敢打扰他。

第二天早上,他只说了一句:“我们低估了他们。

说起来有点讽刺。

这本书在中国早就传得沸沸扬扬,可真正认真读它的,反倒是几个日本高级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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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读懂的时候,战争已经快结束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得从更早时候说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以惊人的速度占领了华北、华东大片地区。

那时候的日本军方上下都相信快速取胜,尤其是参谋本部的那批人,几乎没人怀疑“三个月灭亡中国”这套说法。

可是,到了1938年,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了。

中国虽然接连丢城,但抗战的势头并没有被压下去。

游击战、破袭战、群众支援,越来越多的情况让日军感到棘手。

就在这种背景下,延安窑洞里,一场内部的抗战战略分析会正在悄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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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是那位后来被称为“伟人”的领导者。

他连续几天不合眼,在简陋的油灯下,一口气写出了三万多字的长文。

文稿定名为《论持久战》。

1938年7月,这篇文章在《解放》周刊发表,很快就被印成小册子,在各根据地广泛传播。

那会儿的印刷条件极差,有的地方甚至是手抄本流通。

可这本书的内容,让很多人眼前一亮。

不是因为它振奋人心,而是因为它把抗战的前景讲得很冷静——前期会很艰难,中期会很胶着,胜利不会早来,但一定会来。

其中一句话被无数人默默记住:“兵民是胜利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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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日本那边,《论持久战》最早是通过在中国的情报网络流入东京的。1939年,日本《改造》杂志节选刊登了部分内容。

但删得厉害,把“人民战争”“中国必胜”等部分全给抹了,只留下点哲学味儿的分析,像是“弱者自我鼓励”。

当时的日本参谋辻政信,还在军部里拍着桌子说:“支那游击战术,不值一提。”他坚持原定战略,继续推进“南进政策”。

可到了1940年,日本情报机构已经开始不安。

日寇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读罢《论持久战》,方知军国主义必败

驻上海的特高课、北京大使馆情报科,都开始翻译《论持久战》全文。

读完之后,得出的结论惊人一致:如果中国真按这套战略走下去,日本将陷入长期困战,最终可能输掉战争。

他们把报告递上去了,但军部没当回事。

一个理由很典型:“动摇军心,不宜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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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事儿很吊诡——敌人已经看出问题所在,自家却听不进去。

再说回中国战场。

那几年,游击战越打越细致。

八路军不光打仗,还在各地建立根据地、组织群众、搞交通线。

比如晋察冀一带,《论持久战》被伪装成《本草纲目》《文史通义》封面,偷偷送进北平、天津的地下党组织。

在青岛崇德中学,学生们传阅这本书时,三人一组,一人读,两人放哨。

谁被抓住,谁就扛事。

北平燕京大学那边,有个美籍教授夏仁德,偷偷把这些书藏在自己办公室的外文书架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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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宪兵来搜查几次,愣是没找到。

这么一来,《论持久战》就不再是一本理论书了。

它变成了一种地下信念,一种“我们能赢”的根据。

1944年以后,形势彻底逆转。

日本国内兵源枯竭,后勤吃紧,连最保守的将领都开始私下承认:这仗没法赢。

三笠宫崇仁亲王,那是昭和天皇的亲弟弟,也在那年写了一篇内部反思文稿。

他在中国考察过,看到了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他说:“延安的军民团结,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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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稿一直到1994年才解密。

之前没人知道皇室成员竟然也有过这样的反思。

战后,远藤三郎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早点认真读这本书,也许不会输得这么惨。

冈村宁次也在他的记录里提到:“华北的治安战,彻底失败。

毛的’面’包围’点’的战略,击穿了我们的防线。”

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还传到了国外。

苏联把它列为军官必修教材。

朱可夫在莫斯科保卫战时,曾引用书中关于“防御中的进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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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那边,白宫也看到了这本书。1942年,罗斯福总统亲自要求驻华使馆搞到全文。

他看完后说:“这是东方战争智慧的代表。

蒋经国在江西赣南时期,把这本书读了七遍。

他在笔记上写了一句话:“民心向背,决定存亡。

后来,崇德中学图书馆的那本《论持久战》一直没丢。

解放后,有人在老校舍地窖里发现了它,封皮还是《本草纲目》,上面写了四个字:“勿忘读完”。

参考资料:

王树增,《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三笠宫崇仁,《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1994年解密。

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2001。

蒋经国档案,《赣南笔记摘录》,台湾“国史馆”藏,编号A-001-023。

朱可夫,《回忆与思考》,解放军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