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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持续，日军规模急剧膨胀，从战前的17个师团扩展到近百个师团。为满足指挥需求，出现了大规模、短周期的晋升。大量缺乏足够培训和资历的军官被破格提拔为少佐，导致军官整体素质下滑。同时，残酷的战场消耗使得少佐等中级军官伤亡惨重，生命周期大幅缩短，其职务更多意味着高昂的阵亡风险而非荣誉。

旧日本陆军中，一线部队少佐与参谋部少佐在晋升上的差异，根源在于其高度精英化与官僚化的体制。

 军官的晋升选拔权高度集中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等中央机关，而把持这些关键岗位的，几乎全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军刀组”精英。他们自然更倾向于提拔与自己朝夕相处、理念相近的参谋同僚。

 在参谋岗位上参与制定作战计划、进行兵棋推演所展现的“战略才华”与“业务能力”，远比在一线带兵冲锋陷阵的“勇猛”和“战功”更容易被高层将领看见和赏识。参谋职务能频繁接触决策核心，建立关键的人脉关系网，其贡献更直接、更“可视化”。    

 在等级森严的旧日本陆军中，从少尉晋升至少佐，对绝大多数军官而言确是一条难于登天的道路。这背后的核心障碍在于其僵化的“停年”制度与残酷的战争消耗。

少尉至大尉的晋升尚属有序，但大尉至少佐则是第一道巨大的分水岭。按规定，大尉需服役满4年才有资格晋升少佐，此即“停年”。然而，拥有“停年”资格仅是基本前提，实际晋升还取决于至关重要的员额。日军编制结构固定，一个联队（团）仅设3名大队长（少佐），导致职位稀缺，竞争极度激烈。无数大尉军官终其职业生涯，都只能在“停年”期满后无限期地等待空缺。

 此外，残酷的战争现实加剧了这种困境。虽然战争创造了伤亡空缺，但日军同时大规模增设了预备役和特晋渠道，这稀释了正规军官的晋升机会。对绝大多数没有陆军大学校“军刀组”精英光环的普通军官而言，他们往往在惨烈的消耗战中早早阵亡，或是在大尉衔上耗尽军旅生涯，那枚少佐领章便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殊荣。

此外，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少佐出身于皇族（如亲王），其皇室身份远超军衔意义。将军作为臣属，向其敬礼是先承认其皇室地位，再确认其军官身份。

如果这位少佐担任天皇的侍从武官或御使，他此刻便不再是普通军官，而是天皇的象征性代表。将军向其敬礼，实质上是向天皇权威表示最高的敬意，这与军衔本身无关，是一种必须严格遵守的宫廷礼仪和军队纪律。

战场或重大仪式的特定情境下，当少佐作为部队指挥官或军旗护手时，将军向其敬礼，是对该部队的荣誉、及其所代表的军旗（同样是天皇的象征）表示集体性尊重。此时，敬礼的对象是其代表的集体荣誉与职责，而非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