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的行径越来越露骨，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他们就把华北作为主战场，部队像蝗虫一样四处扫荡。山西五台县这样的地方，本来是偏僻山村，靠着五台山香火和农田过日子，可日军为了切断八路军补给线，专挑这些村子下手。
1938年夏天，五台山周边已经成了日军“治安肃正”行动的重点区域，他们的部队多是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混编，士兵训练有素，但纪律松散，军官们常纵容手下发泄兽性。日军高层从一开始就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鼓励部队抢粮掠地，顺带清除“抗日分子”，这让基层士兵把杀人当日常。统计下来，1937到1945年间，日军在中国制造的惨案上千起，死亡人数超过两百万，其中不少是集体屠杀。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的大规模事件是冰山一角，小村子里的灭门案更多，因为这些地方没记者没外交官，事后容易掩盖。
日军士兵多是穷苦出身的农民子弟，入伍后被灌输“武士道”精神，视中国人如草芥，杀戮成了证明忠诚的手段。他们的武器配置标准，步枪配刺刀，东洋刀给军官用，训练时强调近身格斗，目的是节省子弹和快速结束战斗。在五台山这种山区，机枪架起来震慑人心，刺刀和军刀则成了主力工具。
日军档案记录显示，那年夏天，他们在晋察冀边区进行了多次“讨伐”，每次行动都带走上百人命，尸体往往扔进山沟或烧掉。这样的背景，让普通村民从农夫瞬间变成猎物，村里的青壮年被抓去劳役，老弱妇孺也没逃掉。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日军占领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制造恐惧，瓦解抵抗意志。
1938年夏，李家庄村位于五台山南麓，村子小，户数不到两百，全靠山坡薄田和林子维生。那天一早，日军一小队人马突袭村口，先抓了任新乐和任麦兄弟俩，接着把出门查看的李运也捆了，一起押到村中广惠寺。寺里已关了四五十名村民，从老人到小孩，全被绳子绑住，面前架着重机枪，周围三十多个士兵端刺刀监视。日军军官下令后，把人分批拖到寺后西院，那里成了屠场。士兵们用刺刀和军刀轮番动手，地上堆起尸体，血水流满砖地。两个大木桶摆在墙角，水里泡着带血的刀具，士兵杀几个人就清洗一次。
李运被押进去时，前面已有十几具尸体，士兵的刺刀没戳中要害，他倒在血水里，身上多处伤口，但肩膀和胳膊挡住了致命一击。墙根那边，军官用军刀砍人，每次前先浇水，砍完再洗，头颅滚落的速度快得像割麦子。挑水的刘阿福跑了五趟，最后一桶放下就被军曹从后砍了，头掉进桶里，水溅一地。
整个过程持续不到一小时，寺里抓的几十人几乎全死，只剩李运一人苟活。日军撤走后，村民进寺收尸，哭声震天，李运被堂侄李喜发现，从尸堆下扒出，绳子血湿解不开，用剪刀剪断才抬回家。村医用草药包扎，他躺了几个月，胳膊抬不起来，肩上留了永久疤痕。这案子不是孤例，同年五台山周边类似屠杀有好几起，日军档案里叫“清剿”，实际是灭绝。
日军给刀浇水，不是迷信或仪式，而是实用技巧，目的是让刀刃冷却，保持锋利。军刀和刺刀用久了，摩擦生热，刃口钝化，水浇上去迅速降温，金属收缩，边缘恢复锐利。
士兵杀多人时，手臂酸软，热刃容易卡肉，水能润滑，拔刀顺畅。日军训练手册强调保养武器，刺刀战是他们的强项，从明治时代就练，浇水是老把戏，战场上用桶水代替磨刀石。资料显示，二战日军刺刀杀敌记录多，平均一刀致命率高，因为这法子高效。
心态上，日军视中国人低等，杀戮如宰畜生，没心理负担。他们的宣传说“支那人不是人”，军官带头，士兵跟风，浇水成了常态。国际法庭审日战犯时，证词提到类似细节，士兵承认用水凉刀，提高“工作”速度。这招贱，杀人不眨眼，还讲究“专业”，跟屠户磨刀差不多，但对象是活人，简直丧失人性。
日军军刀是三八式步枪标配，刃长三十厘米，浇水后切骨如泥。历史书上说，这种方法在东北和华北常见，尸体多深伤。军官用东洋刀，士兵刺刀，分工明确，水桶是关键道具。刘阿福挑水五次，证明他们杀得急，桶水换不停。真相残忍，就在这种冷血计算，日军不是疯子，是训练有素的刽子手，把人性扔了。战后分析，日军暴行根在教育，学校教仇恨，军队教效率，浇水是缩影。
李运活到晚年，白发苍苍，成了村里活档案，采访他时，眼里总有泪，声音抖着讲那事。1938年后，他娶妻生子，继续种地，抗日胜利时村子慢慢复苏，1945年日本投降，大家修房播种，他也参与。胳膊伤影响劳作，但没耽误一家老小。晚年，记者上门，他坐在炕头，慢慢说起浇水真相：凉刀利刃，杀得快，日本人当中国人是动物。
证言登报，提醒世人别忘耻辱。类似故事多，南京幸存者也忆刺刀细节，但李家庄案小众，却真实。历史教育用它警示，教科书收录，博物馆展出照片和刀具。日军暴行审判，东京法庭判了几个军官，但基层兵逍遥。老百姓说，仇报了，但疤还在，教育后代要记。
近年来，网络传李运故事，年轻人看后反思，和平来之不易。日军心态是军国主义毒瘤，浇水是表象，根在蔑视生命。全球二战研究，亚洲受害国联手发声，联合国日推决议。老人哭诉，不是个人恨，是民族痛，提醒当下别重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