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许多在战争期间犯下严重罪行的战犯，最终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之而来的是对那些在战争中犯下恶行的战犯的追责。审判日本战犯的机构不仅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有在中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地设立的地区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审理了28名战犯，其中3人因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未能受审，实际出庭审判的是25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宣判。包括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在内的七名战犯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还有东乡茂德被判20年徒刑，重光葵则被判7年监禁。这七名被判绞刑的战犯，最终在1948年12月23日执行了刑罚。
然而，尽管这些战犯的审判结果在当时已得到执行，但到了1950年代，美国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开始陆续释放被判刑的战犯。从1958年4月7日起，所有未服完刑期的战犯都在美国的保护下被释放。这一举措无视了中国及全球民众的反对，显得极为不道德。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中国进行的审判。由于历史的复杂性，战犯的审判分为两批：一批是在民国时期，另一批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45年8月至1947年5月，国民政府逮捕了2357名日本战犯，其中149人被判死刑并执行，约400人被判无期徒刑。
例如，谷寿夫，这位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战犯之一，曾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尽管他不服判决并提出上诉，但最终在1947年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执行了枪决。照片中可以看到，几名宪兵正将他架起，谷寿夫面容狰狞，心中充满恐惧。
另一对战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也是屠杀南京大屠杀中的恶魔。向井敏明在南京攻占期间杀害了106名中国军民，野田毅则杀害了105名。1948年1月28日，他们同样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死刑。两人由于曾参与过血腥的杀戮，最终的死刑判决对他们而言，实在是过于轻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将部分在中国犯下罪行的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这些人并未在民国时期受审，因为在战争结束时，苏联已将他们俘获并关押。在1950年7月，969名战犯被引渡到中国，他们曾在侵略中国期间犯下无数暴行：杀害了超过85.7万名中国人，烧毁了78,000多座房屋，掠夺粮食和资源。新中国对这些战犯实施了管理和改造，安排他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劳动改造。
这些被监禁的日本战犯，虽然是战争罪犯，但在中国的改造政策下，享有了相对优待的待遇。与普通中国百姓的艰苦生活相比，战犯们的待遇相对较好，他们每天享有三餐，每人最低的菜金标准高于普通百姓的数倍，甚至有吸烟和洗澡等优待。作为管理人员，护士焦桂珍负责照料武部六藏等病弱的战犯，尽管这些人曾经是对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的罪魁祸首。
经过多年的改造，一部分战犯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1956年，新中国对45名罪大恶极的战犯进行了公正的审判，这些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最终没有被判死刑。其他一些较轻的战犯则免于起诉，被释放回国。
其中，堀口正雄等战犯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可谓是罪行累累，他不仅参与杀害了抗日战士，还涉及过活体实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后，他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最终，他于1956年被免于起诉，返回日本。
同样，其他如野崎茂作、藤田茂、小林喜一等战犯，也经历了多年改造，最终悔过自新。特别是藤田茂，他在战争期间施行过三光政策，强迫中国人踩雷、使用细菌武器。经过多年的反思和改造，他在1956年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并于1963年提前释放。
这些战犯的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他们勇敢地揭露了战争罪行，并在日本为和平奔走，发出“永不再战”的呼声。尽管他们曾经犯下过极其严重的错误，但通过长期的改造和自我反思，他们最终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也为中日两国关系的和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