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最残酷的心理折磨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象。在日本，一位已经步入老年的村姑，一定认为自己最有发言权。她从2002年开始，就接到了法院的死刑宣判，只是一直没有执行，由于存在诸多争议，“闸刀”始终悬在半空中。
大阪看守所里的看守说，这位被关押了二十多年的死刑犯，牙齿脱落，精神已经大不如前，每当有人來探望，看守在牢房门口叫她出來，她会显得非常惊恐，犹犹豫豫地不敢迈步，还以为执行死刑的时刻到了。
她是谁，为什么受到这种生不如死的心理折磨呢？
这位把牢底坐穿的女子，有一副蛇蝎心肠，她涉嫌投毒骗保，受害人至少有七八个，而这一切的败露，源于一件轰动日本的案件——和歌山咖喱投毒案。
一，苦味儿的咖喱
日本社会普遍重视个人边界感，人与人之间，往往保持着更多的礼貌距离。但另一面，日本文化又非常强调团队意识和协作，如果在集体活动中不投入，也是非常不礼貌的，会被周围人嫌弃。
日本的社区活动一直很丰富，每年夏季最盛大的集体活动，差不多就是各地的“夏日祭”了，以至于日本有一种说法——没有夏日祭的夏天是不完整的。在各个村镇，夏日祭尤其像一个家族大party，大多数居民参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共享美食、喝酒狂欢。
1998年7月25日，和歌山县的园部地区，一年一度的夏日祭隆重开始，谁也没料到，这居然是当地的最后一次夏日祭。怎么回事呢？
按照当天的日程安排，负责搭建的男人们上午就开始忙活，主妇们也早早把制作饭团、炸鸡块、咖喱饭的食材准备停当。有些传统食品，比如咖喱饭，需要准备很长时间，让食物与咖喱可以充分融合。
快到中午了，37岁的主妇林真须美姗姗来迟。按照事先说好的时间表，负责做饭的人应该在上午9点到达现场，其他几名主妇小声嘀咕：要做的都做完了，她这时候来干嘛？
不过大家也没指望她干什么，毕竟之前她就缺席过传统夏日祭。这位被嫌弃的邻居搬过来刚刚三年，完全没有融入集体的意思，更让大家看不上的是她的高傲。
林真须美女士，出生在和歌山县有田市，打过很多零工，1983年，她和比自己大十岁的林健治结婚。“林”是真须美结婚以后的姓，这里咱们还是以真须美来称呼她。
1995年，夫妻俩带着四个孩子搬到园部地区，人们大概了解这个真须美做过保险推销员，可是脾气暴躁不合群，最让人受不了的是，真须美居然非常有钱且喜欢显摆。
她家搬来不久就修建了气派的新房子，还添置了进口大轿车，和丈夫两人又好像无所事事的样子，除了打麻将赌钱就是高调驾车出游，人们都好奇，这两口子的钱哪来的呢？
说回夏日祭那天，真須美不是中午才出现在准备食物的帐篷嘛，来晚了就算了，还摆出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这就让周围人更加看不惯了。咖喱饭是园部地区夏日祭最受欢迎的美味，主妇们拿出看家本领，要为乡邻献上香喷喷的咖喱饭。因为人多，帐篷里准备了两个大锅，分别熬制足够上百人吃的咖喱。
晚上6点，首先开始的是居民卡拉OK大赛。随后，人们纷纷聚到社区公园，每人领一份餐食，席地而坐，每年都盼望的热烈温暖的集体晚餐开动了。
在草地上，17岁的高二女生井上加奈和16岁的邻居鸟居幸面对面坐着，加奈的妈妈是咖喱饭的主厨之一，加奈吃了一口，皱起了眉头——怎么味道完全不对啊，不仅沒有咖喱的香浓，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味儿。她赶紧喝两口果汁漱漱口：懂事理的孩子知道，如果剩了饭，让辛苦做饭的阿姨们看到，是非常不礼貌的，于是她们强忍着吃下去。
加奈艰难地吃下大半的咖喱饭，猛地发现对面伙伴的脸上有非常痛苦的表情，正想问问怎么了，突然感到強烈地反胃，开始翻江倒海地呕吐起来。她昏迷前最后看到的是，朋友鸟居幸也趴在草地上呕吐着。
与此同时，会场上到处是呕吐和陷入昏迷的居民，有的甚至口鼻冒出白沫，还清醒的人们警觉地互相提醒：“別吃咖喱饭！”可是有些买到咖喱饭的居民已经带回去跟家人分享了。
晚上七点37分，最先一批警察赶到，接着是救护车和记者。负责做饭的主妇们聚在一起，满脸惊慌，几名主妇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蹲在地上哭了起來。
不知什么时候，迟到的真須美已经回家了，她丈夫上午做完搭建工作也没再露面，而他们林家的四个孩子，都没有出现在热闹的夏日祭。
警察在现场发现几十个人出现呕吐、昏迷等症状，看上去不像普通的食物中毒，该不是有人下毒吧？
此前日本发生过几起关注度很高的投毒案，使用的是氰化物，人们形成的印象是氰化物是剧毒，中毒会口吐白沫，很多人认为自己马上要没命了，现场乱成一锅粥。
和歌山市应急调度中心最后的统计显示，中毒者总数多达67人！他们虽然第一时间就被送到4家医院紧急抢救，但不是所有人都逃过了鬼门关——中毒者里面，居民自治会64岁的会长谷中先生和54岁的副会长田中先生最先罹难，前面提到的16岁女生鸟居幸和一个十岁男孩，也没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黄泉路上，两老两小令人感伤。而两位老者，是因为事发后强撑着指挥救援，才错过了急救的黄金时段。
没有吃咖喱饭或中毒较轻的居民，开始像一群办案人员，事无巨细地分析起事发前的疑点。最初一段时间，邻里们互相猜忌，气氛变得诡异，不过没过多久，真须美就成了最重要的嫌疑人，甚至是唯一一个。
警视厅对搜集到的各种物证进行分析，基本确定，导致中毒的是亚砷化物。亚砷化物中最常见的就是亚砷酸，大家未必知道这个化学成分，但都听说过砒霜吧？这个人类历史上最知名的剧毒物，进入人体就会生成亚砷酸。
装过咖喱饭的盘子以及熬制咖喱的一口锅中，都发现了亚砷化物。垃圾袋里一个淡蓝色的纸杯，也有高浓度的亚砷化物残留，它是现场唯一带毒的纸杯，外貌特征也是独一无二的，其它纸杯都是白色的。
26日到27日，警方对四名死者进行了司法解剖，发现他们都出现了严重的胃黏膜大面积坏死。同时，其他中毒者的尿液中也查出远超过安全值的砷含量。至此，所有受害者基本确定为急性砷中毒。
亚砷化物是农药中的常见配方，不过在日本管控严格，购买含砷的农药需要当地农业部门出具证明，并且实名登记。警方调取记录发现，十年前，真須美的丈夫林健治遇到过一次砷化物中毒，而林家开过除虫公司。再叠加居民们的怀疑，目标最终锁定在37岁的真须美。
二，剧毒生意
真须美和林健治都出生在和歌山县，他们1983年结婚，婚后，林健治从先前的物业管理公司辞职，开了一家除虫公司，杀灭目标主要是白蚁、蟑螂。警方调取材料，发现这个除虫公司，居然发生过三次与“急性砷中毒”相关的保险赔付记录。
警方对真须美、林健治夫妇的调查，很快便惊动了媒体。8月中旬开始，大批记者在真须美家门前蹲守，并且随意偷拍窗户里的情况。到了9月初，更多的记者到来，他们包下了周围所有的民宿。当时正在准备中考的大女儿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惊恐：有人翻她家的邮筒，有人爬梯子上他家的墙头，也有人在院墙上涂抹诅咒的话，连她家丢的垃圾都被记者翻找。孩子们上学都被人跟踪，他们害怕上学，甚至不敢开电视。
相比之下，妈妈真须美的心很大，她在团团包围中我行我素，每天照常打理花园，洗车，外出购物。门前的记者们喋喋不休、吵吵嚷嚷，真须美拿起浇花的水龙头向他们喷水，记者们恼火地骂她：混蛋！这机器多贵呢，弄坏了怎么办？真须美不屑一顾：“坏了我就赔你，我有的是钱！”
真须美真的很有钱。她的儿子曾回忆，小时候，家人在玩具方面有求必应，真须美还会打开家里的保险柜，让儿子拿着一捆一捆的现金当积木玩。他家的保险柜里，最多时堆积着近5亿日元。在儿子的印象里，父母从未辛苦地工作过，整天以打麻将消磨时间。
说回到林健治公司的那三起急性砷中毒。1985年6月，除虫公司的一名员工突然出现腹泻、便血，伴随急性的肝肾功能衰竭，最终死在了医院里。经过司法解剖，确定死因是急性砷中毒，怀疑工作中接觸到了致死剂量的含砷药物。因为这起事故，林健治获得了4500万日元的第三方受益保险金。
两年不到，另一名员工也出现急性砷中毒，经过抢救捡回了性命。事后，林健治获得保险金3000万日元。就在一年后，老板本人出现强烈的呕吐、腹泻，在昏迷中被送往医院。医生查出，还是一模一样的急性砷中毒。考虑到除虫工作经常会接触到砷化物，这次中毒被当作工伤处理。卧床三个多月，林健治恢复了一些，不过骨髓造血机能、肝肾功能都遭到了严重损伤。
既然定性为“工伤”，他按照相关条款去保险公司理赔，获得了足够颐养天年的赔偿数目：两亿日元。后来，林健治关掉除虫公司，赋闲在家。节外生枝的是，林健治住院期间，一位朋友来探望，恰巧真须美给丈夫送来盒饭，做的是糖醋里脊。林健治觉得太油腻，不想吃，就把盒饭让给了那位朋友，朋友吃完之后竟然也出现中毒症状，医院判定，他摄入的砷元素超过致死剂量，勉强保住了一条命，但落下了终生不能坐起來的重度残疾。
凭借三起公司员工的急性砷中毒，真须美家拿到了近3亿日元的保险赔付。几家保险公司也怀疑他们是恶意骗保，但苦于没有证据，林健治本人也差点死翘翘，没有这么骗保不要命的吧？再说了，除虫公司确实有很多机会接触含砷农药、并误食影响到健康的。
但是啊，如果把视线放在真须美这边，一切好像就说得通了，她是保险推销员，非常清楚行业运作规则，记者扒了扒她的操作，结果被吓了一跳。1984年到1992年期间，她给林健治和除虫公司员工都上了超高额的人身保险，而且受益人写的都是林健治的名字。于是警方决定，从骗保和投毒两个方向，对真须美和林健治进行调查。他们需要进一步确定，亚砷化物究竟是什么时候被放入咖喱锅的。
按照7月25日当天在场人员的回忆，警方清晰地还原了厨房帐篷中的场景。下午一点，咖喱分别在A锅和B锅进行熬制。事后的检测显示，只在真须美和另外两位主妇负责的A锅中，发现了浓度很高的亞砷化物，B锅中则完全沒有。一点三十分，为了知道咸淡，一名主妇分别尝了A锅和B锅的咖喱，从头到尾，她都没有出现任何不适反应，这表明投毒还没开始。
从下午一点半到三点，三名主妇轮换着照看A锅，每人半小时，每次帳篷中只留一人。真须美排到的时间是两点到两点半，也就是第二班。另一位主妇的供词是，她来替班的时候，真须美告诉她：我就坐在一边看着，连锅盖都没打开过。下午三点，咖喱锅停火，盖着盖子在灶台上焖着。此后一个小时，沒有任何人进入帐篷。
四点之后，帐篷外人來人往，为卡拉OK大赛忙碌。警方认为不会有人趁机进入帐篷投毒，当然，警方的这个推论未必严谨。
在此之后，晚餐开始，人们纷纷来取餐，一共从A锅取了70份咖喱饭，这期间投毒者很难有单独作案的时机。由警方的逻辑不难看出，三位主厨分别照看A锅的过程，是投毒的时间窗口。
与真须美轮班的两名主妇，各自的孩子都吃了咖喱并发生中毒。按人之常情，她们投毒的嫌疑几乎为零。真须美是所有人选中最可疑的人。还有人说，真须美的二女儿曾进入帐篷，想尝尝锅里的东西，被真须美制止了。
一些证人的所见所闻，都发生在私密空间，没有得到真须美或第三方的印证，可信程度是要打问号的，尤其明显的是，警方得到的证词几乎完全一致，都直接指向了真须美。后来真须美在看守所接受记者采访，认为邻居们平时就排挤她，这次也是出于嫉妒，才恶意栽赃她，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三，有罪推定
1998年9月30日早晨，在几十个记者的围观下，警察按响了林家的门铃。他们向一脸平靜的真须美出示了逮捕令，理由是涉嫌保险金诈骗，警方还对林家进行了彻底搜查。真须美家下水道的淤泥里，警方检测出比周围土地高得多的砷含量。在厨房的洗手池中，砷含量则超过了下水道。警方还找到了一摞蓝色的小纸杯，与现场含有亚砷化物的小纸杯完全相同。当然这款小纸杯在附近的超市就有卖，并不是真须美家独有的。
警察也搜查了林家的老房子，在车库里发现了一包含有亚砷化物的药物。据林健治交待，这些是他以前经营除虫公司剩下的，而车库早已改造成麻將室，经常会有一些牌友來玩。
谨慎起见 警方找到了那几名牌友。他们都提供了案发当天不在场的证明，嫌疑暂时解除。而林健治本人当天只参加了卡拉OK舞台的搭建，13:30到15:00的作案时间窗口，他并不在场。
警方寻访了很多和真須美一家有交往的人，一个重要线索引起了关注：在9月30日清晨，真须美曾经给住在老房子附近的亲哥哥打了电话，特意囑咐哥哥“不要对警察提起家里的亚砷化物”。在逼问之下，真须美的哥哥如实交代，那些亚砷化物其实是1994年前后真须美托他代买的，而不是林健治所说的，开公司剩下的。有意隐瞒事实，警方决定提审真须美。但是手头的证据，真的够了吗？
林家最不缺钞票，他们花重金找到高水平的律师。在律师的指引下，真须美的应对显得非常不简单。一上来就出奇招，她坦率承认了自己骗保的事实，此前林健治员工两起急性砷中毒，都是她故意投毒，目的是获取保险金。但是，她始终强调自己并不是故意杀人，仅仅是没有把握好毒药的剂量，导致一人死亡。至于林健治的中毒，是他自己打牌输了钱，赌气吃下了含砷的农药。
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你可别忘了，你老公住院期间，探望他的那位朋友吃了他的盒饭，结果也出现了砷中毒，是不是你想要害死你老公以骗取五亿日元的保费，结果被朋友误食了呢？真须美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反问：你们有证据表明我拿去的盒饭里有毒吗？
警方被问得哑口无言。当初中毒的那个人并没有怀疑林家，只当成普通的食物中毒，而且事情过去好多年了，警方除了保险公司的记录，拿不到任何物证。林健治那边，口供与妻子一致，而对于自己险些成为武大郎的推测，他矢口否认，坚信妻子不是那样的人。
警方和检方搜集了1700多条物证人证，却无法在真须美那里实现突破，始终搭建不起完整的证据链。
提审过程中，真须美体现出强大的自我辩护技巧：警方拿出很多物证，比如亚砷化物的药品、留有亚砷化物残留的塑料袋及指纹，林家的以及现场的蓝色纸杯，一一展示给嫌疑人，对方在律师的指导下下，不紧不慢地只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在现场找到匹配蓝色纸杯上，是否有自己的指纹？如果沒有，怎么证明这个纸杯和她有关？第二，在她家中发现的亚砷化物残留，如何证明和现场发现的来自同一个源头？
不得不说，真须美的问题很刁钻。随后的审讯，在律师的授意下，真须美大多数情况下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拒绝在每一次的审讯记录上签字。检察院提示她认罪就可以争取宽大处理，她也不为所动。
1999年5月13日，检方对真须美提起公诉。开庭前，有5220个人申请旁听，创下了非名人庭审的最高纪录。和歌山市法庭否定了律师的无罪辩护，接受了检方提出的“推断证据”，判定真须美实施了咖喱投毒。案件折腾了三年多，一审判决：真须美，死刑。
根据法务省的统计，真须美是二战以来日本被判处死刑的第十一位女性。总体而言，日本各类犯罪中女性的占比不算高，在20%上下浮动，而且大多是普通的盗窃和诈骗，恶性刑事案件极少，真须美算是罕见的例子。。。而在夏日祭投毒案发生的世纪之交，女性犯罪率有一个明显的波峰，没有人能给出权威的解释。
四，砒霜惯犯
2004年4月20日，真须美的律师提出了新的证据：经过有关专家的检测，林家发现的亚砷化物和现场发现的有差异，未必是同一种东西，更不能确定是同一来源！
检方也在搜集新的线索，他们的发现令人目瞪口呆：1992年，真须美把两名流浪汉带回来，安置在老房子，她又带回两名老年无业者，安置在新家中，名义上是保姆。她为这四个人、林健治的三个牌友以及林健治本人，在不同的保险公司一共购买了41份保险，受益人都是林健治。
1995年起，林家的保姆和牌友都出现过原因不明的昏厥，1997年9月和10月，两名寄居的流浪汉分别吃下真须美制作的牛肉饭和海鲜盖饭，出现急性砷中毒的症状，前往医院进行抢救，这些必然的意外，都兑现成了林家保险柜里的巨额赔付。
把各家保险公司的统计汇总到一起，检方发现，从1992年起，林家每年的保险金支出都超过了2000万日元。同时，在小额信贷公司的记录里，也留下了真须美的大量贷款记录。六年间，林家缴纳的保险金共有一亿五千万日元，获得的保险赔付高达八亿日元。这些钱，大多被真须美用自己的名义投资了房地产。
现在的人们可能没法理解，那时的日本，骗保会这么容易吗？还真是，在真须美那个年代，这真的是一条致富的快捷通道。
19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很多人家和企业背上了巨额外债，一些人走投无路，利用保险条款完成所谓的舍身取义，以个人的性命为家人换取保险金。很多个人以及黑社会从中看到了商机，大量的骗保案在各地上演。比如东京练马地区发生过的汽车杀人骗保案，黑社会成员诱骗好几个欠债人购买巨额人身意外险，然后制造车祸假象把他们杀害。还有琦玉县的老妇连环失踪案，和真须美一样同为保险推销员的木岛佳苗，诱骗多名老人签约，受益人是她本人，签完不久，这些老人很快就人间蒸发。
骗保这么容易，当然需要众多保险公司配合。那个年代，保险公司之间没有数据联网，而且为了刷业绩，在争取保户上恶意竞争，缺乏严格的审核，在确定受益人的时候，也不太在乎与投保人的关系，只要当事人签字就OK。这么多漏洞，熟门熟路的保险业务员参与骗保，真是十拿九稳。真须美案件曝光后，反倒推动了保险业的革新，类似案件大幅减少。
真须美这名砒霜惯犯的疯狂，把潘金莲甩出几条街，可是，这些案例也仅仅是骗保案的补充，跟咖喱投毒事件无法建立必然联系。
这里始终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真須美之前骗保，干的是见财起意的勾当，可是她又没有给村民们投保，为什么要对他们进行无差别毒杀？仅仅因为大家排挤她吗？检方无法从动机上给出合理的解释。
在经历了大阪高级法院和东京最高法院的裁决后，2009年5月，真须美被最终宣判为死刑，关押至大阪看守所。此时距离案发已经将近十一年。
轰动全球的辛普森杀妻案。和真须美一样，辛普森是凶案中唯一的嫌疑人，公众也普遍认为他是真凶。但是，不完整的证据链和出色的律师，还是可以让嫌疑人脱罪。
真须美就没有辛普森的好运气了。日本的法律虽然也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执行当中却大打折扣。有统计显示，日本公审案件的定罪率高达99%以上。外界逐渐形成一种印象，就是法院成了公诉机关的橡皮图章。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和歌山的无差别毒杀事件太恶劣了，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民愤极大，怎么可以无人为之承担罪责？而公众和媒体已经对真须美进行了漫长的庭外“审判”，日本的法官迫于巨大压力也不敢对真须美无罪释放。
在日本，也有人声援真须美，许多社会活动家和法律界人士提出，对真须美的判决，缺乏直接证据，一切建立在所谓合理推断的基础上，是一起冤案。
五，无辜受害
我們再回到1998年的那个夏天，经过三天三夜的紧急抢救，吃下多半盘剧毒咖喱饭的井上加奈终于苏醒。她询问朋友阿幸的情况，母亲含混地说阿幸住在别的医院。当加奈在电视里看到阿幸不治身亡的消息，她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她无比自责，觉得自己不该邀请阿幸品尝妈妈的手艺，是她害了朋友。如今的加奈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为女儿起的名字就是阿幸。
在事件中幸存的63名中毒者，有31人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其中15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四肢麻痹以及肝肾损伤，3人下肢瘫痪，1人心脏机能异常。事件发生后，园部地区永久取消了夏日祭，取而代之，诞生了一个受害者自助组织。
由于协助诈骗保险金，林健治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2003年保释出狱，此时的他病得很严重，砷中毒导致肝肾功能严重衰竭。林健治还因为诈骗前科受尽白眼，去超市买东西，他觉得300日元的西红柿太贵，拿起又放下，旁边人讥讽他“骗那么多保险还装穷”。再后来，他的病情加重，几乎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那个拿钞票当积木玩的长子，一直没有结婚，照护着老父亲，直到现在，还有人留言，认为真须美的孩子十恶不赦。在NHK拍摄的纪录片中，他化名孝一，下面我们也沿用这个化名。
孝一曾经对媒体说：”我们的人生早已被社会判处无期徒刑”，“哪怕我什么都不干，都会被別人叫做杀人犯的儿子。这样的烙印会跟随我一生。”
父母双双被捕后，真须美的四个孩子被送进了儿童福利机构。当时，长女优子14岁，孝一12岁。在福利机构，几个孩子被称为“魔鬼的孩子”，遭到小伙伴甚至机构成年员工的欺凌，比如孝一，在纪录片中回忆了少年时的创伤，他的头发被人在夜里剪掉，吃的飯里被混入干燥剂等化学物质，同伴曾经用棍棒把他打得牙齿脱落，勒他的脖子几乎导致窒息。还有一名福利机构的女员工，对他进行了性虐待。
真须美的三个女儿，后来都改了姓名，远嫁他乡，希望洗脱杀人犯孩子的标签。长女优子的前男友回忆，优子拍照的时候，永远都是只给他背影。
18岁的孝一离开福利机构之后，亲戚不肯帮助他，求职曾被几十家公司拒绝，只能隐瞒身份打打零工。在一家餐饮店打工时，店主得知他是真须美的儿子，以有碍食品安全为由，把他辞退了。他曾经与前女友交往五年，他不想向对方父母隐瞒身份，换来的却是辱骂和扫地出门。
孝一很形象地比喻，当别人在大路之间阔步前行时，他这样的人只能蜷缩角落苟且偷生。一位学者在NHK批评了日本社会的弊端，那就是不能把人当作独立个体，而媒体也越界扮演着惩罚机构。日本一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舆论暴力，就是把犯罪者的家属也视为共犯，虽然这一现象经常因为一些案例引起讨论，却很难有实质的改变。2009年，还发生了令人遗憾的连带事件，在东京最高法院给出了死刑的裁决之后，真须美的房子被不明身份的人放火，付之一炬。
真须美的大女儿优子21岁第一次结婚，生下女儿鹤崎心樱，29岁离婚后抚养权给了前夫。真须美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优子带话给弟弟，宣布断绝关系，再不往来。孝一差不多十年没有姐姐家的消息了，没想到的等来的是无法接受的音讯。
优子后来再婚，又生了一个女儿，也把大女儿心樱接到身边。有迹象表明，优子将童年遭受的暴力转嫁给了女儿，她和丈夫强迫心樱辍学照顾妹妹，不给吃饱饭，还动手打骂。2013年，社区发现了心樱的惨状，那时她只有八岁。日本儿童帮扶机构曾经介入过，大约一年后就不了了之。
2021年6月9日，16岁的心樱出现外伤性休克，口吐黑血，危在旦夕。优子驾车带着小女儿出门，拨打了救助电话。救护车拉着心樱和继父赶到医院，但继父趁乱消失，心樱则失去了生命体征。再被发现时，参与施暴的继父意识模糊地躺在马路上，服用了大量药物，最终还是被救活，接受法律的惩罚。
几乎同一时段，有人发现关西机场附近的海面漂浮着两具尸体。原来，优子驾车来到关西国际机场联络桥上，拉着四岁的小女儿跳海了。需要说明的是，优子和心樱都是媒体常用的化名，她们希望隐身于这个遭受嫌弃的俗世。希望她们如愿。
一个月以后，孝一去大阪看守所探视，把姐姐的消息告诉了母亲，真须美泪流满面，她后悔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她是否还有机会见到另外两个女儿，也很难说。
真须美不知死期什么时候降临，日本对死刑的判决和执行都相对慎重，二战之后，只有十多位女性被判处死刑，而真正被执行死刑的，只有五个人。
多数极刑处罚悬而未决的另一个原因，是最高法院终审之后，还需要法务大臣签字才能生效，法务大臣迫于道德或信仰压力，很多都故意表现出严重的拖延症。
孝一仍然在和歌山照顾林健治，一对“社死”的父子相依为命。他也没有嫌弃母亲，经常去看守所探视，尤其每年母亲生日那一天。每次出门，孝一必须戴上伪装眼镜，生怕被人认出来。
2024年，导演二村真弘推出一部叫《妈妈》的纪录片，呈现了咖喱投毒案及后续影响，孝一除了出镜吐露心声，还和二村真弘等人创办了一个网站，动员民众参与，力争追寻和歌山投毒事件的更多真相，也让公众认识到这起公共事件是一面多棱镜。经常要抛头露面的孝一说：“能够不隐藏自己的身份，也不为此说谎，我也能休息一下了。”
资料参考
日本编剧野泽久志的电视剧《Kōri no Sekai》，主要以该案为灵感来源
NHK纪录片《咖喱案件的孩子们》
二村真弘导演的纪录片《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