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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山水田园诗派尤为昌盛。在王维、孟浩然的诗篇中,人们得以放下自我,沉浸在深远的境界中。古代的书院也偏爱选址于山水相依之地,隐于名山,藏于深林,无需过多的言语教导,学子们便能从自然中汲取灵性,与大地相连。
唐代山水画如此迷人,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士在山水间读书习业。据历史学家严耕望的统计,唐代著名文士中,有近百人经历过长期的山水生活,包括陈子昂、李白、杜甫、岑参、刘长卿、孟郊、李贺、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
晚唐时期,随着世事的变迁,人们对山水的向往更加强烈,表达隐逸愿望的作品也日益增多。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孙位的《高逸图》,便是晚唐时期山水画的代表性作品。
在公元881年的1月,黄巢领导的起义军攻入了长安,唐僖宗被迫匆忙逃往成都避难。在这批随行的画家中,孙位便是其中之一,他随后定居于成都。孙位擅长绘制人物、松石、墨竹、龙水及道释人物画,他的作品对五代时期四川地区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著名的蜀地画家黄荃、黄居寀都曾师从于他。
在《益州名画录》中,记录了唐宋年间蜀地画家的58人,孙位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被单独列为“逸格一人”,这显示出他在当时画坛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
北宋时期的《宣和画谱》中,收录了孙位的26件作品,然而,如今我们只能看到《高逸图》这一件作品。
《高逸图》的卷首有宋徽宗用瘦金体书写的题签,将其称为“孙位高逸图”。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画中四位“高逸”——那些洁身自好、行为超逸、寄情山水、不愿为官的高人——是否确有所指,还是仅是一种泛泛的描绘,一直存在争议和讨论。
《高逸图》这幅画卷描绘了四位高逸士人的形象,他们被竹石巧妙地分隔开来。关于这四位士人的身份,是否为唐晚期的士大夫,实际上存在一些争议。画作原本的名称已不可考,现名“高逸图”是由宋徽宗所题,并收藏于宫廷宝库。宋徽宗在卷首以瘦金体书写了“孙位高逸图”,使得这幅画作增添了更多的艺术价值。
《高逸图》的内容实际上表现的是魏晋时期非常著名的“竹林七贤”。这七位名士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他们虽然思想倾向各异,但都是玄学的代表人物,崇尚老庄思想,追求超越自然和宇宙本体的“道”,以及“无”的哲学思想和精神境界。
由于画卷的损毁,原本的七贤如今只剩下四贤的形象。因此,至宋代以来,画作原本的名称也遗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画中的人物都穿着褒衣博带,这符合魏晋时期名士的流行风尚。从画卷背景中竹石的表现来看,也反映了孙位采用了“仿古”的画法。
在《高逸图》中,从右向左数的第一位人物,以其魁梧的体型和鲜明的服饰特点格外引人注目。他下穿“大口裤”,上着“披肩外套”,头扎葛巾,胸怀裸露,这种装束不仅彰显了名士的风度,也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气质。他双手抱膝,身体向后仰,靠在舒适的靠垫上,显得极为惬意。画家的笔触在刻画这位人物的眼睛时尤为着力,目光瞥向前方,眉宇间流露出一种高傲的神态,这正是山涛山巨源。他仅仅通过静坐的姿态,便展现出“如璞玉浑金”的风神气度。

据《晋书》记载,山涛有独特的饮酒习惯,每次只饮至八斗为止,绝不超量。晋武帝司马炎曾试图测试这一说法,他拿出八斗酒请山涛喝,并在山涛不备时偷偷增加酒量,但山涛在饮至八斗后,果然如传言所说,放下酒杯不再继续。这个故事不仅展现了山涛的自律,也成为了后世传颂的佳话。
因此,在《高逸图》中,画家特别用酒器来陪伴山涛,这不仅是对他个性的一种生动描绘,也是对其独特生活方式的一种纪念。
在《高逸图》中,第二位人物被认定为王戎。他体态清瘦,裸足趺坐,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手持的一杆长柄如意。这一配器让人联想到王戎,因为他以喜好作如意舞而闻名。画中的王戎,左手懒洋洋地搭在右手上,表情若有所思,似乎在沉思着什么。他的面前摊开着一卷书画,增添了几分文人的雅致。
正如庾信在《乐府·对酒歌》中所描述的,“山简接籬倒,王戎如意舞。”在这幅画中,王戎并未舞弄如意,而是处在一种静穆的环境中,凝神遐想。这种静态的描绘,与他以舞如意而著称的形象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展现了他在静谧中的另一种风采。
在《高逸图》中,第三位人物以其独特的行为和特征吸引了观者的注意。他身前堆满了酒具,满脸络腮胡,眉头紧皱,眼神恍惚,似乎已经不胜酒力。回头正要呕吐时,一旁的童子赶忙奉上唾壶跪接。尽管如此,这位人物的双手依然紧紧抓住酒杯不放,这种对酒的执着和沉迷,除了嗜酒如命的刘伶,不作第二人想。
与此同时,七贤中的刘伶也以好酒而闻名。他曾作《酒德颂》,公然赞扬饮酒的好处,表现出对酒的独特理解和热爱。据《晋书》记载,刘伶嗜酒成瘾,常携酒乘车出外,甚至放言如果醉死便就地掩埋,这种超然的态度和对酒的迷恋,使他成为“竹林七贤”中极具特色的一员。在《高逸图》中,刘伶被画上一圈络腮胡,可能是画家在美化他的形象。
第四位贤士是阮籍,他依靠花枕而坐,面前摆放着两盘仙桃,一旁有侍者恭敬地捧着放置酒杯的盏托。在“竹林七贤”中,除了嵇康,就数阮籍名气最大。他以翻白眼的功夫闻名,遇到投缘的朋友才会青眼相加,否则一律白眼相向。但从画中看,阮籍心情似乎不错,面带微笑,手中把玩着麈尾——一种用兽毛制作的道具,类似今天的扇子加鸡毛掸子,显示出一种优哉游哉的状态。麈尾在魏晋时期是清谈家使用的道具,用它来表示领袖群伦的意思,而在七贤之中,以清谈著称的正是阮籍。
由此可见,《高逸图》所缺的另三位贤士即为嵇康、向秀、阮咸。尽管画面不完整,但从现存的部分仍能感受到魏晋名士的风采和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
《高逸图》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重新诠释了“竹林七贤”的隐逸风格,展现了魏晋时期“竹林玄学”中狷狂、风流和悠然自得的精神世界。画中的七贤不拘泥于礼法,追求清静无为的生活,他们在竹林深处饮酒、放歌、谈天、论世,通过诗文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揭露和讽刺了当时政治的狭隘、冷酷、奸诈与虚伪。
唐王朝的衰败使得文人们开始寻求逃避现实,他们效仿“竹林七贤”,在酒、音乐、文学、宗教和哲学中寻找精神上的解脱。孙位作为一位艺术家,他的性情与七贤有着共通之处,喜好饮酒,性情疏放不羁。据《益州名画录》记载,孙位对于豪贵的邀请,若礼节有所怠慢,纵使千金也难以留他作画。
这幅画作不仅是晚唐五代隐逸文士、隐逸高士追求清高放浪、淡泊闲逸生活态度的真实写照,也是画家自我精神情态的寄托和投射。
魏晋时期,自然山水成为绘画的新主题,标志着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孙位在《高逸图》中,以魏晋时期人与自然的表达方式,描绘了竹林七贤。画中的花木树石不仅映衬了士大夫的品性气质,而且每个人物的动作情态都统一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之中,体现了画家对自然和谐理念的深刻理解和追求。
这幅画作不仅是唐人对晋人的致敬,而且画中的技法也承袭了魏晋时期著名画家顾恺之和张僧繇的风格。顾恺之以其细腻如春蚕吐丝般的线条著称,而张僧繇则以重骨气的画风闻名。孙位在这幅画作中,既展现了东晋名士的风采,也表达了他们对山水世界与自由心灵的渴望。这幅画作不仅是对晋人的致敬,也是对山水画发展的一种传承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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