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万年前,古人开始用铜矿制作简单工具,但因硬度不及石器,应用受限。后来发现,在铜中加入锡、铅等物质,制成的合金硬度更高。这种合金刚铸出时金光灿灿,被称为“金”或“吉金”。由于长期埋于地下,铜与土壤中的水、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表面形成青色铜锈,因此得名青铜器。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锡合金青铜刀,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距今约5000年。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则是已知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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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兴于王政,在夏商周三代达到鼎盛。作为“礼器”,它承载着祭祀祖先神灵、构建礼乐制度、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彰显着庙堂、王权的神秘与威严,不仅是“一部活的史书”,更是世界独树一帜的文化遗产。
常见的食器有鼎、簋(guǐ)、鬲(lì)、甗(yǎn)、簠(fǔ)、盨(xǔ)、敦(duì)、豆、俎(zǔ)、匕等
鼎:用于炖煮或盛放肉食,有足有耳,方便架火与搬运。鼎是青铜礼器的核心,象征权力和礼制。相传大禹铸九鼎象征九州,使其成为传国重器,是王权的象征。像后母戊鼎、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等都是著名的鼎。在成语中,“鼎”常引申为“显赫”“宏大”之意,如 “大名鼎鼎”“一言九鼎”。“问鼎中原” 的典故,就源于楚庄王询问九鼎轻重,显露觊觎王权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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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簋“的金文字形为“一人从食器中取食”。它用来盛放煮熟的食粮,类似大碗。在商周礼制中,簋与鼎配合使用,不同数量组合象征不同身份等级,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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甗:类似蒸锅,用于蒸食物,由上部的甑(zèng)和下部的鬲组成,中间有带孔铜片,西安小吃甑糕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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簠、盨、敦:均用于盛放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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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用于盛放煮熟的菜、肉,类似菜盘,也有说法认为用于放置腌菜、肉酱等调味品。成语箪(dān)食豆羹,形容食物很少,也比喻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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俎:切肉和盛肉的几案。祭祀后分的祭肉叫“胙(zuò)”。“人为刀俎” 就出自于此,比喻任人宰割。
匕:取食物的匙,相当于现在的汤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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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无酒不成礼”的说法,酒器种类繁多,容量也有明确规定,如 “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古时“升”约为200ml)这种度量标准一直沿用到清代。
尊:盛酒器,造型多样,著名的有四羊方尊、何尊等。有许多动物形象的尊,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如牺尊。金文“尊”字形似“两人手捧酒坛”向人敬酒, 在成语中常含“尊敬”之意,如“尊师重道”“尊老爱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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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既是饮酒器也是温酒器,底部有火烧痕迹。著名的有“华夏第一爵”乳钉纹青铜爵。古时“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由此引申指爵位、官位,成语中“爵”常指地位,如“加官进爵”。古代’爵’与’雀’同音,在古书中被假借作’雀’。
角:饮酒器,还可温酒,据记载“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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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yí):大型盛酒器,为等级较高的贵族使用,是酒器中所谓的“庙堂之器”,与鼎合称 “鼎彝”代指青铜礼器,商彝周鼎泛指极其珍贵的古董。
罍(léi):盛酒器或盥洗用的器皿,盖子多作屋顶形,有圆体和方体,方罍十分稀少,皿mǐn方罍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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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盛酒器,深腹小口,外形与现在的壶字相近。《孟子·梁惠王下》中“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形容百姓欢迎军队的情景。
瓿(bù):盛酒器或盛水器。覆瓿之用形容著作没有什么价值。
卮(zhī):温酒器或较大的酒杯。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鸿门宴》。’漏卮难满’比喻权力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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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器是商周重要礼器,贵族在祭祀、宴宾时,有严格的洗盥之礼,称为奉匜沃盥(guàn)。沃为浇水,盥为洗手,源自《左传》写怀赢侍候重耳洗手的情景。
匜(yí):注水器,与盘组合成盥)洗用具。
盘:承水器,与匜配合使用,一人捧匜浇水,一人捧盘接水,以表示虔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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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盛水器,古人用它盛水照容,铜镜也称为“鉴”。“前车之鉴”“以古为鉴” 等成语都源于此。
冰鉴又称鉴缶,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外层是鉴(盛冰或水),内含一缶(盛酒器或乐器),中间可放冰块。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缶,“缶”原型就是曾侯乙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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盉(hé):盛水器,也有说法认为是调酒器,可与盘组合用于盥沐,或与酒器组合调酒。西周中期的盉称为蓥(yíng),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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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是古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祭祀、宴会、典礼等场合,也应用于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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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夏商周流行悬挂编钟,不同身份的人悬挂方式不同,如天子宫悬(四面悬钟)、诸侯轩悬(三面悬钟)、卿大夫判悬(两面悬钟)。“鼎食钟鸣”形容生活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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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按大小和音高编成8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最上层3组19件为钮钟,中、下两层5组共45件为甬钟,中间一枚(红色)为楚惠王送的镈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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镈(bó):东周流行的乐器,与钟的区别在于镈为平口,钟为弧形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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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工艺广泛应用于兵器制造,常见有:钺(yuè)、戈、矛、戟(jǐ)、剑、簇(cù)、弩等。
钺:类似大斧,后演变为礼仪用器,象征生杀大权,成为王权和兵权的象征,后人还根据钺的形状创造了“王”字。如“不避斧钺”形容英勇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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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用于勾、剁、推,装在柲(bì,木杆)上的双刃带尖兵器,常与盾(干)搭配,“干戈”一词成为战争或兵器的代称,比如成语“大动干戈”“金戈铁马”。
矛:用于冲刺,与盾结合,衍生出“矛盾”一词,比如成语“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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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器主要有度量衡、铜镜、钱币、铜灯、铜灶、虎子等。
度量衡:是古代计量体系,“度”测长度,“量”计容量,“衡”称重量,“权”类似砝码、秤砣。商鞅方升是秦国统一度量衡的标志器物,新莽嘉量反映汉代量制,当时规定二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斗为一斛。成语“权衡轻重”“权衡利弊”便源于此。
旧称饕餮纹,常出现在铜器上。传说中,饕餮是上古贪吃的神兽,贪吃到只剩头部,形象突出贪婪凶狠。其图案融合牛、羊、虎等动物特征,主要分为有首有身、有首与腿爪无躯干、有首无身三种类型。“饕餮”本义指贪吃,后引申出“丰盛”之意,由此产生 “饕餮盛宴”“文化饕餮” 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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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周青铜器纹饰里,龙纹地位重要,流行时间也最长。远古时期,治水是农业生产的关键难题,人们将制服洪水的愿望寄托于想象中的龙,这体现了当时对神力的信仰与尊崇。龙纹主要包括夔(kuí)纹、团龙纹、交龙纹、卷龙纹等类型。据《广雅》记载,“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未升天曰蟠龙。”
夔龙纹是一种作爬行状的龙形侧面图像,有一足、两足或者无足,口大开,额顶有角,尾卷,通常对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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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是中国神话中的灵鸟,雄性称凤,雌性称凰,自古象征吉祥。传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将玄鸟视为族群图腾,学界普遍认为玄鸟即凤。此外,凤也是楚国的图腾。三星堆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凤鸟造型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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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纹、鱼纹、龟纹、马纹、虎纹、蛇纹、蚕桑纹、蝉纹等等。受地域和时代影响,这类纹饰风格差异显著。古人还会对写实动物纹的局部进行夸张变形或提炼,由此衍生出变形动物纹。
虎纹形态多样,常见虎食人纹、立虎纹、虎首纹等,是威猛与威慑的象征。 西周蓥(yíng)与盉的管状流、盖钮、鋬(pàn)上常能看到虎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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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纹:在农耕文明时代,牛作为重要劳动力备受重视。根据周礼规定,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食用牛肉,使得牛也成为财富的象征。青铜器上的牛纹通常为:牛首纹(正面)、牛角型兽面纹(正面)、全牛形牛纹(侧面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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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有涡纹、云雷纹、弦纹、三角纹、菱格纹等,此外还有直棱纹、綯纹(绳纹)、瓦纹、四叶纹等多种样式 。链接:青铜器中的几何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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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铭文也叫金文、钟鼎文,有铸铭和刻铭两种形式,战国前大多是铸上去的。商代人迷信鬼神,遇事靠占卜,不常记录事件;周代人更重视人事,习惯把重要事件记在青铜器上,所以西周后青铜器铭文越来越多。这些铭文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部分,继承了甲骨文的挺拔,又为篆、隶、楷书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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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现于商代,当时铭文多为一字或两字。作为最早的青铜器铭文类型,族徽的主要作用是标明器物的主人。 “冉”兽面纹铜爵,是徽记铭文的典型代表,“冉”氏是商代的中原大族,与王室曾有婚姻关系,其族徽多见于商周铜器。从出土地看,“冉”族活动地域较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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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鸟纹“戈”卣,器盖和器内底分别有一“戈”字,是“戈”族族徽,“戈”族在夏商时期是中原地区的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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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铭文中祭辞有繁有简。简单的只写被祭祀对象,详细的会记录祭祀者族名、私名、官职,以及祭祀对象和器物名称。天亡簋也叫“大丰簋”,刻有78字铭文,记载了乙亥日,“天亡”辅佐周武王举行盛大祭祀典礼,这是目前已知铭文记载中规格最高的祭祀活动,很可能与“武王伐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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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命制度始于西周,有完备的典礼流程。相关铭文通常包含时间、地点、受册命者、册命辞、颂扬辞、作器缘由、祝愿辞等七部分。大克鼎内壁刻有290字铭文,记录作器者“克”赞颂祖师华父,以及周王册命克的仪式和赏赐。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鼎上铭文近五百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说),是迄今最长的鼎文,内容为周王为复兴周室,策命毛公尽心辅佐,并予以厚赏,毛公铸鼎传于子孙世代珍藏。其铭文是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表现出西周晚期的文字书写形成了具有纯熟书写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形式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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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剂是古代的文书契券,用作交易或约定的凭据。古人有“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的说法,由此衍生出“治民之约”和“治地之约”。散氏盘上铸有357字铭文,详细记载了西周厉王时期夨(cè)国和散国的土地契约,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土地契约文书。散氏盘因铭文篇幅长、书法精美而闻名,还曾作为寿礼献给嘉庆皇帝。倗生簋又称格伯簋,西周恭王时期,记载的是倗生给予格伯四匹好马,格伯给予倗生三千亩良田,并剖券作为此协议的凭证,倗生家族的名号是’□’。这段铭文证实了西周贵族之间进行土地与实物的交换,是宝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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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琱(diāo)生簋,器内铸有104字铭文,记述琱生在一次关于田地的狱讼中,得到身为周王重臣的贵族召伯虎的庇护,达到了多占田地的目的。铭文所记史实,与《诗经·召南·甘棠》所记同,可互为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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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人们极为重视祭祀祖先,尤其周人常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夸耀祖先功绩、颂扬祖先美德,以此尽孝。首批禁止出境文物墙盘,刻有284字铭文,既赞颂七代周王的功绩,也记载微氏家族六代事迹,与《史记・周本纪》的记载高度契合,也是西周中期金文书法的典范之作。逨盘,中国第一盘,盘内底铸铭文21行,约360字,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周文王至周宣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对西周王室变迁及年代世系有着明确的记载,第一次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记西周诸王名号,对夏、西周断代工程所拟的西周宣王年表做出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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逨钟铭文记载,“逨”的祖先曾受先王恩宠,“逨”本人受天子任命为虞(吴)林。他为纪念父亲龚叔铸造编钟,用于祭祀祖先,以求保佑长命福禄,子子孙孙永宝用之(重字用一小横表示,这一习惯与现代书写仍有相通之处)
王子午鼎,主人名叫’王子午’是楚庄王的儿子(楚共王的弟弟),楚腰纤细,此鼎印证“楚王好细腰”。铭文表达了对先祖的追思,叙说了王子午自己施德政于民的业绩,并教育子孙须以此为准则。全文语词流畅押韵,是楚国青铜器上不多见的长篇美文。铭文用鸟篆书写,有中国最早的“美术字”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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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留存大量征伐周边夷狄蛮戎及方国的记载,可与古籍文献互为佐证。虢季子白盘是首批禁止出境文物,曾被用作马槽,流传过程充满传奇。盘上铸有111字铭文,记载虢国子白奉王命出征立功,受周王赏赐的经过。铭文书法端庄,是金文清疏秀美的典范之作。
“作册般”甗以其铭文著称于世,内壁有铭文3列20字,是最早的长篇铭文之一,记述了“作册般”随商王征讨“人方”(商代的方国),并得到赏赐。铭文内容反映了商代末年商王朝与东南部夷人部族旷日持久的战争,与同一时期的甲骨记载和后世文献相吻合,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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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当陪嫁品的媵(yìng)器,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中。当时诸侯大夫们往往通过联姻,维护彼此的政治地位和利益。 其格式通常包含时间、制器人、受器人以及祝愿辞三部分内容。晋公盘,盘内布满鸟、鱼、龟、蛙等小动物,能原地360转动,内壁铭文晋公“作元女孟姬宗彝盘”,是晋文公重耳送给爱女孟姬的出嫁礼物。噩侯簋,簋盖已失,底内铭文“噩侯作王姞媵簋,王姞其万年子子孙永宝”,记录噩侯与周王联姻。“齐侯宝盂”铜鉴,腹内底有铭文5行26字:“齐侯作媵子仲姜宝盂,其眉寿万年,永保其身,子子孙孙永保用之”,记齐侯为其女儿仲姜作此陪嫁器之事,有学者推测仲姜所嫁之人当为周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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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姬甗,内壁铭文“虢季为燕姬媵甗永宝用享”,表明是虢季为嫁到燕国女子制作的陪嫁青铜甗,虢燕两大姬姓家族打破同姓不婚铁律就此结姻。吴王光青铜鉴,是吴王光为女儿“叔姬寺吁”嫁到蔡国所作的媵器,反映蔡、吴两国置同姓不婚于不顾,通过联姻来加强同盟关系。蔡侯盘,为蔡侯申为大孟姬出嫁吴国所作的嫁妆,铭文中大肆列举大孟姬美德,叮嘱她敬守婚姻职责,“敬配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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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伯”双联鬲,口沿铸有铭文21字,是杞伯为车母所作的陪嫁媵器,并表示了寄寓佳偶婚配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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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制度最早见于春秋典籍《礼记》,规定工匠需在制作的器物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以便国家监管器物质量,其背后所体现的是一套严密有效的追责体系。该制度始于春秋时期,但真正得到推行是源自战国时期的秦相吕不韦。
▼吕氏春秋关于“物勒工名”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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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吕不韦”戈,正面有铸铭“诏事,属邦”,背面有刻铭“五年,相邦吕不韦造,诏事图,丞蕺,工寅。”诏事,指秦王所诏令的职事。属邦,指秦国的附庸属国。五年,为秦王政五年(前242年),是战国晚期青铜兵器物勒工名的代表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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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祭师头戴金面,以此作为与神灵沟通的象征;而级别较低的人员,则保持着跪姿,双手虔诚地捧着祭品,向神灵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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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青铜铸造技术较为简易,以铜刀铸造来说,工匠先在泥块上挖出刀形凹槽,再用另一块泥块拼合,形成中空腔体。接着把高温熔化的铜液浇入,等铜液冷却凝固,铜刀就铸造完成了,这种方法被称为单范法。
即“泥范铸造法”,需经过制模、雕刻纹饰、翻制泥范、高温焙烧、浇注金属液体、加工修正等步骤。以铸造铜爵为例,先用土、木或石等材料制作器物模型即“模”;在模的表面敷上泥料,待其凝固后分区域剥落,形成外范;在模的内腔填充泥土,制成内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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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易于熔化的蜂蜡、动物油等作为原料,制成蜡块,然后将蜡块雕刻成所要铸的器物形状,也就是蜡模。
接着在蜡模表面浇上细腻泥浆,再裹上一层厚泥。等泥阴干后放入窑中烘烤,蜡模受热熔化流出,留下中空型腔,这就是“失蜡”过程。最后往型腔内浇入铜液,等铜液冷却凝固,打磨后青铜器便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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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的先人们以瑰丽的想象熔焠合金,铸以模范,倾注虔诚之信仰,缀以诡谲繁复之纹饰,铭以宗庙社稷之大事,承载着区分亲疏尊卑、定立礼制法度之功用。他们探索过的种种制度,敬畏天地、尊奉祖先,依然在我们血液中流淌,无数的青铜器遗产,仍在影响着我们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