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相识与结交，说起来也是一件颇为奇妙的事情，有时是机缘巧合，有时又是命中注定，一旦建立起来，便可能是一辈子的情谊。我和贾户亮医生的认识，就属于这样的缘分，说起来，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往事了。
那时，我母亲因支气管炎住进了长宁区中心医院（也就是今天的同仁医院），病情时好时坏，令人揪心。一天，贾医生竟和他的岳丈——原《解放日报》的著名记者吴楷林先生一道，特地赶到病房来看望我母亲。他仔细询问了病情，又耐心地告诉我母亲日常起居、饮食调理上需要注意的各种事项，言语恳切，态度温和，我母亲心里很是感激。从那以后，我和贾医生之间，便算是正式有了联系。
当时的他，刚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立癌症研究所合作与深造回来不久，在中山医院外科工作，正是年富力强、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而我呢，总有些亲朋好友托我看病之类的事情，我便时常去找他，给他添了不少麻烦。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父亲正在进行化疗，身体虚弱，急需要补充白蛋白。那个时候，这种药品在医院临床是配不足的，市场上更是难以寻觅，我心里急得火烧火燎。万般无奈之下，我找到了贾医生，他听我说明情况，二话没说，只是让我放宽心，没过多久，他就想办法帮我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
几年之后，他又随着他的导师钦伦秀教授，一同调到了华山医院普外科。那时，我恰好在丁香花园工作，离华山医院不过是几步之遥，他的车子有时下班晚了，就停在我们丁香花园的大院里。现在回想起来，这大概是在这十几年里，他唯一麻烦过我的一件事情了。到了2015年4月，我退休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听说他的车子就再也没有停到那里了。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贾医生很快就成为了医院里的中坚力量，医术精湛，声名在外。我这个人，又是个“多事”的好户头，常常有亲戚，或是朋友的朋友辗转托付到我这里，希望找个好医生看病。每当这时，我总是不好意思回绝，就厚着脸皮去麻烦贾医生。对于我的这些请托，他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推诿，也从未有过半句怨言，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安排，嘴里还连连说着：“应该的，应该的。”有时，我实在过意不去，想表示一下谢意，他却怎么也不肯接受。
我给他介绍了不少病人，他总是那么客气，那么认真。如果病人的情况不属于他的门诊范围，或者不是他最擅长的领域，他还会热心地帮忙介绍到其他对口的专家那里去就诊，从不耽误病情。
有些时候，病人经过他的手术，康复出院了，病家和我想一起去谢谢他，或是想送些礼物表达心意，他都一概婉言谢绝。我也觉得很没面子，实在没办法，就想着逢年过节，找个由头请他吃顿便饭，或者顺便带点什么东西给他，可他总是很客气地笑着说：“邱叔叔，我们是自己人，这些就都免了吧。”他这话一说，反倒让我更觉得不好意思了。
这十几年来，我自己也记不清究竟托他、麻烦他看了多少病人，解决了多少疑难杂症。他从来都是那么认认真真，无论是门诊看病，还是安排检查，都一丝不苟，直到把病人的问题解决好。有时，我仅仅是拿着一张片子去让他帮忙看看情况，他也从来没有嫌过麻烦，更不用说收什么好处了。他的这种品格、医德，时常让我感到由衷的钦佩，同时也为自己不断地给他增添麻烦而感到些许愧疚。
在与贾医生的交往中，我才逐渐了解到他是一位多么投入和纯粹的医生。我了解到，他1998年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到了2000年，便进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攻读外科学硕士，师从钦伦秀教授，后又因表现优异，于2002年免试转为博士，师从汤钊猷院士。他还曾在2004年至2006年间，远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立癌症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并在2019年前往英国帝国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学习。这样一份履历，可谓是熠熠生辉，而支撑着这一切的，是他日复一日的辛勤付出。
贾医生曾无可奈何地对我说：“做医生的都很忙，年轻时喜欢看些文学作品，现在连时间都没有，甚至还没陪着家人出去旅游过。”他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通常是每天七点左右到医院，七点半交班，交班后紧接着查房，处理完事情后，八点半一到，如果是手术日，就得马上去做准备。
手术一做，常常要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到家，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洗个澡就睡了。他告诉我，最忙的时候，他所在的小组一天能做上10台手术，只能在每台手术的间隙稍微歇口气。他说：“有些病人的情况很危险，我们就是要与时间赛跑，只有尽快安排手术治疗，才能帮病人争取生还的希望。”
至于双休日，也时常要出去开会、学习，回家了有时间还要写文章、看手术视频和文献。他坦言，白天在办公室几乎没有完整的时间，想拿起一份新文献看一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刚拿起来，患者就找过来了。
他成天面对的，是普外科里较为复杂的肝胆系统，病人们大多被肝脏肿瘤所折磨。他说，很多肝脏肿瘤的病人有肝硬化，手术中要格外小心，既要做到肿瘤完整切除，又要多保留肝组织，保护重要的血管管道，这无异于“虎口拔牙”。
他还记得自己做的第一台腔镜右半肝切除手术，时间比较长，一向从容温和的他都开始有些烦躁，好在他立刻意识到并调整了过来。他说，手术医生的状态至关重要，必须保持平静。他停下手里的动作，做了几次深呼吸，等自己平静下来才继续。正是这种对每一个病人的认真和对每一台手术的敬畏，激励着他不断前行。
贾医生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两位恩师，言语间充满了敬意。他坦言：“手术刀法是跟钦教授学的。很多人只知道他科研强，其实他的手术也特别厉害。那种凶险复杂的手术，钦教授迎刃而解。”
他还说，有幸跟过钦教授的导师——汤钊猷院士做过一次手术，那真是行云流水。他说：“这两位老师都是大师，跟随他们，我很幸运。”肝脏外科难度极大，他也想过做其他普外科手术，但既然有幸师从名家，进入了国内顶尖的领域，再难也不舍得放弃了。他说，选择做医生，面对病人的痛苦，本身就没有退路，唯有精进。
除了临床，他还把精力投入到科研与科普中去。他认为，只做临床没有科研，发展最终会受限制，优秀的医生应该从临床问题入手做科研，而好的科研结果会反过来对临床有促进作用，听说最近他的一篇关于肝癌免疫治疗的研究论文发表在《NATURE》子刊上，影响因子52分。
同时，他也深感科普宣传的重要性。他说，中国的肝癌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占全球一半以上，而当中很多病人一发现就是中晚期，其中许多悲剧本可以避免。他曾在《新民晚报》发表科普文章，后被《报刊文摘》转载，一位山西的病人看到后，特地跑来看他的门诊。这件事让他觉得非常有意义，并决心要坚持下去。
这许多年来，我也从贾医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他说，做医生久了，就更能设身处地从病人角度考虑问题，要将心比心，对他们一定要好，要耐心。这让我想起我九十多岁的姥姥也常说类似的话。是啊，这个世界需要的，正是这些能带来平和、能治愈、能修复、懂爱的人。他始终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对工作保持着热情与韧性。他总说，做手术的最高境界是永无止境，你永远在路上，只有沉下心，不断钻研，才能治愈更多的人。
回想起这十几年的交往，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医生，到今天华山医院北院普外科主任，华山医院普外科肝胆中心副主任，贾户亮医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步一个脚印，靠的是他精湛的医术，更靠的是他那份待人的真诚与善良。他的音容笑貌，他那句“邱叔叔，我们是自己人”，总会时常在我耳边响起，温暖着我的心。我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即便真的有了大块的休息时间，在和太太想去的，他心心念念的黄石公园、大峡谷之后，恐怕还是会一头扎进他最投入的医学世界里，继续思考着那些临床上的难题和科研上的方向吧。
写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说：贾医生，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