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旧有的掩体不复存在，每个人都必须直面动荡的现实。当社会无法再为我们许下美好的承诺，丰盛的物质生活也无法填补内在的空虚，我们急需找到新的灯塔指引前行的方向。
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言，哲学家的职责是为人的心智投下光亮。谁也不会想到，恰恰是被认为“无用”的哲学在今天为无数迷茫的现代人带去了希望。可以说，这是一个空前需要哲学为人们输送精神氧气的时代。
在纷繁的哲学书目中，不可错过的是《大哲学家》和《思想家》这两本面向大众的经典著作。
两本书源于BBC两档开创性的哲学对谈节目，英国资深节目主持人布莱恩·麦基与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们，就哲学和它所处的时代进行深入交谈。得益于布莱恩·麦基深厚的哲学功底，这些对话总是能拨开哲学艰深的外壳，直抵思想的核心。
《思想家》将哲学置于时代背景下，在15次对话中串起20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布莱恩·麦基邀请以赛亚·伯林、赫伯特·马尔库塞、诺姆·乔姆斯基等15位著名思想家，就他们的哲学思想展开讨论，他们的见解为我们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提供了多样的视角。《思想家》也是刘擎教授的哲学启蒙书，被读者评价为“当代哲学界的’十三邀’”，以清晰的逻辑和深刻的思想带来了解20世纪西方哲学的第一手素材。
《大哲学家》则邀请了玛莎·努斯鲍姆、纳德·威廉斯、彼得·辛格等15位当代一流的哲学家，请他们谈论自己眼中的柏拉图、休谟、尼采等伟大哲人，他们对经典哲学家的评述，既抓住了思想的核心，又反映了自身的视角，还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和流变。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在其中看到人类生活的多样与丰富，获得关于我们自身、想象力和可能性的理解。
这两本书，可以使我们在深刻的思想交锋中，打开对自我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想象；在复杂的现实世界里，学会理性地判断与思考。以微末之事拯救自我于虚无之中，这是哲学于个体和这个时代的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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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哲学，是探究令人不安的真实
麦基：如果一个人对哲学既没有自发的兴趣，也没有受教育体制引导而产生兴趣，你能给出什么理由让他对哲学感兴趣呢？
伯林：首先，哲学问题本身就很有意思。它们往往涉及许多一般看法所依赖的假定。人们不希望自己的假定受到过多审视——当被要求探究自己的看法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时，他们就会开始感到不自在——但事实上，许多日常的常识性看法的预设都是哲学分析的主题。当我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它们时，有时会发现它们远不如乍看上去那么可靠，其含义和蕴意也没那么清楚。通过一番探究，哲学家增进了人们的自我认知。
麦基：如你所言，当我们的预设被探究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都会感到不舒服，而超过这个程度之后，我们都会抵触。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
伯林：我想，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不喜欢被过度分析，不喜欢自己观念的根基被暴露出来、仔细查看；另一部分原因是，行动的需要本身就排除了这种做法。如果你积极投身于某种形式的生活，那么如果你总是被问到如下问题，行动就会受到抑制，甚至可能最终陷于瘫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确定你所追求的目标是真实的目标吗？你确定你所做的事情不会有违你所信奉的道德准则、原则或理想吗？你确定你的某些价值观是真的相容，而不是你在内心不敢承认它们不相容吗？当你陷入某种困境，你是否有时会因为紧张而不敢面对它，以至转移视线，试图把责任从你自己身上转移到某个更大的靠山——国家、教会、阶级或你所属的其他团体——又或许转移到普通正派人的一般道德准则——你难道不应该自己把问题考虑透彻吗？”太多这样的质问会让人感到畏惧或恼火，会打击他们的信心，这样一来他们自然会抵触。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不断审视他们看法的预设，那根本就没人能采取行动。然而，如果不审视预设，任其休眠，社会就可能僵化；看法固化成教条，想象力遭到扭曲，智性变得贫瘠。在不容置疑的教条的安乐窝入睡，社会就会衰败。若要激发想象力，若要让智性起作用，若要让精神生活不陷入低谷，若要让对真理（或正义，或自我实现）的追求不止步，就必须对假定提出质疑，必须对预设提出挑战—无论如何，要把这件事做到让社会继续前进的地步。人和思想的进步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弑父”来实现的，孩子们即使不杀死他们的父亲，至少也要杀死他们父亲的看法，并形成新的看法。发展和进步端赖于此。而在该过程中，提出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并且对答案充满好奇的人，起着绝对核心的作用。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多。当他们系统从事这项活动并且使用理性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本身又向批判性的审视敞开时，他们就被称为哲学家。
哲学导引：对话以赛亚·伯林
——《思想家》
02
焦虑，是我们“此在”的本质
德雷福斯：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此在，任何此在，总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世界的存在方式是没有根据的。我的意思是，没有理由一个人必须按照一个人做事情的方式做事情。神没有命令我们这样做，人的本质也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海德格尔通过说此在的本质就是它的存在来表达这种存在主义观点。这意味着不存在人的本质，我们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自己——我们在实践中如何解释自己。但这是相当令人不安的。焦虑是我们对在此的本质上令人不安的特征的反应，那么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好，我们要么可以逃避焦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回到每个人被要求的那种顺从状态，如果我们想要被理解的话。我们做一个人做的事情，说一个人说的话，但我们利用这些规范来逃避不安。我们成了顺从主义者。我们可以拼命地尝试塑造规范，以正确的方式发音，以正确的方式着装等。这就是人们逃入不真实的方式。这实际上等于否认此在的本质。或者我们可以承认此在的本质。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承认意味着坚持焦虑而不是逃避它。如果你选择这样做——而且，在焦虑中，你平常不加反思追求可能性的行为已经崩溃了，所以你必须做出反思的选择——你将陷入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的存在方式。你所做的不需要改变，并且也不会改变太多，因为你只能做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否则你就会变得古怪和疯狂。所以你可能会继续做同样的事情，但你做事的方式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不再期望从生活中获得任何深刻的、最终的意义，或者为任何事情找到任何合理的基础。因此，你不会怀着这样的信念接受计划，即现在它终于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你也不会因为它无法提供你正在寻找的最终意义而放弃计划。正如我的一位学生曾经说过的 ：“你能够坚持做某些事，而不会被它们困住。”
海德格尔说，在这种真实的活动中，你不再对他所说的普遍处境做出反应。你对独特的处境做出反应。他没有举任何例子，但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拿海德格尔谈到的木匠来说。当他在午餐时放下锤子，他可以吃香肠和酸菜，但如果外面有美丽的花朵盛开，而且他是真实的，他就不必按照一个受人尊敬的木匠通常做的来做事。他可以不吃午饭，出去在花丛中漫步。但重要的是，要记住，他只能做一个人做的事情。他不能脱掉所有那些衣服在花丛里打滚。一个人不这样做。但仍然有空间留给真实性，即以一种允许对独特处境做出反应的方式做某事，而不关心它是否体面和循规蹈矩。那种不追求绝对意义、回应当下处境的生活，会让你成为一个个体，不再像僵尸一样。海德格尔说，它让你变得灵活、充满活力和快乐。这就是他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观点。
胡塞尔、海德格尔与现代存在主义：对话休伯特·德雷福斯
——《大哲学家》
03
人生的意义，是面向死亡展开的
麦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也说了这话：“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人不可能体验死亡。”
巴雷特：的确如此。我的死亡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但在我的世界里，它永远不会是事实。在我的世界里，这只能是一种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永远存在。我可能随时都不在了。如他所说，这种可能性“取消了我其他所有的可能性”。就此而言，这是所有可能性中最极端的一种。而海德格尔的观点是，一旦你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渗透在你存在的经纬之中，你要么在恐惧中逃避事实，要么崩溃，要么直面它。如果你正视它，你就会问自己 ：“面对这种可能性，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换句话说，在海德格尔思考的这个阶段，他会同意托尔斯泰的观点，也就是每个人，因而也是每个哲学家，都必须问自己一个基本的问题 ：“既然人是要死的，那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是在面对我们如何看待死亡的真相时自然而然产生的，而这个真相与人们通常思考和谈论死亡的方式不一致。和把死亡看成是世界上的一个事件相比，把死亡看成是一种永久的内在可能性则具有全新的意义。
麦基：我必须再说一遍，我对此深有同感。虽然我接受的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哲学传统的训练，但你所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非常有意义。我有种强烈的感觉——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我们的日常生活既平淡无奇、充满陈词滥调、司空见惯，又神秘莫测、非同寻常。我有种更为强烈的感觉，面对死亡，人们开始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
海德格尔与现代存在主义：对话威廉·巴雷特
——《思想家》
04
完满地生活，有冒险精神地生活
麦基：但是，尼采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所有这些神以及一般宗教的信仰，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我们价值体系的基础的信仰。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正视这个事实。相反，我们继续尝试将我们的生活与一个价值体系联系起来，这个体系的基础，我们已经不再信仰。这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真实，事实上，它让我们变得不真实。如果我们要拥有一个真实的价值体系，我们就必须对我们的价值进行彻底的重估。你和我讨论了所有这些，在此过程中，我们触及了这种进路导致尼采陷入的一些个人批评。但现在我想继续讨论下一个阶段，这看起来很自然。
在如此巨大的规模上扫除一切之后，尼采主张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呢？在这一切之后，他所得出的积极价值是什么？
斯特恩：好，这个问题的答案既非常简单，同时又非常复杂。简单的答案是：做你自己，处于你的存在的最高级别，到达极点，完满地过你的生活，有冒险精神地生活——以及所有后来被归入“生命冲力”标题下（我的意思是在人的领域中）的其他事。做你自己，是你所是，是他开始的主要前提，也是道德和伦理应该指向的目标。当然现在你可能会问，如果每个人都是他自己，而且只是他自己，那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会产生什么后果？它如何与政治制度兼容？等等。对于尼采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非常不令人满意。他对社会问题的整体态度从来没有走得太远。我也说过，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其原因是这样的：尼采的建议使得以某种和谐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变得极其困难，特别是如果你加上他的这个观点，即法律的存在是为了让事情对于弱者变得容易。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简单的体系，但基本上我认为任何把这个当作社会生活指南的人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麦基：但尼采完全意识到了这个事实，即它会造成冲突。问题是他并不介意。正相反，他欢迎冲突——我同意你的观点，他对冲突的社会影响持有完全不现实的态度。他认为人类是由精英领导的乌合之众，他认为精英的自私、排挤弱者和无能者、攫取他们想要的一切利益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在此基础上，精英阶层的个体成员如何能够和平共处，正如你所说，他从未考虑过。但有一件事，他肯定是正确的：所有这一切都与任何公认的道德观念完全相反。
斯特恩：是的，是这样。但你只提到了其中一半。另一部分是——没有被法西斯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接受的部分——你还必须征服你内心中所有舒适的、懦弱的、缺乏冒险精神的一切。如果你这样做了—例如，这就是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出的观点——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你就不会真的想攻击别人。你会对他们的弱点有一定的理解 ；尽管这种理解——对弱点的积极和宽容的理解——并不是尼采的强项。
尼采：对话J. P. 斯特恩
——《大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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