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齐白石（1864—1957）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以“衰年变法”突破传统束缚，开创了独具一格的大写意花鸟画风。晚年的齐白石，虽体力渐衰，但艺术创造力却臻于化境，其作品展现出返璞归真、浑然天成的气象。其中，关于他人生最后的画作，学界曾有过争议，但近年研究证实，一幅名为《葫芦》的作品被公认为其绝笔。本文将从绝笔之谜、艺术特色、文化寓意及晚年创作状态等多角度，解析齐白石晚年艺术的“人画俱老”之境。
一、绝笔之谜：从《风中牡丹》到《葫芦》的考证
齐白石的绝笔之作，不仅是艺术史研究的焦点，更是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文化公案。坊间关于其最后一幅画的争论，既涉及家族记忆与学术考证的碰撞，也折射出大众对艺术家生命终章的浪漫想象。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绝笔之谜”，最终在多方证据的交织下，指向了一幅看似平凡却直抵艺术本质的《葫芦》。
1. 争议的缘起：家族记忆与历史迷雾
1957年9月16日，齐白石逝世于北京。作为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最富盛名的画家之一，他的离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悼念，而关于其“绝笔”的讨论也悄然兴起。其子齐良迟曾在回忆录中提及，父亲生前最后一幅完整作品是《风中牡丹》。
这幅《风中牡丹》以大写意手法绘制：画面中央一株牡丹迎风而立，花瓣以洋红泼洒，叶片以浓墨挥就，枝条的倾斜角度极具动感。齐良迟认为，此画完成于白石去世前三天，牡丹的“风中之姿”暗含艺术家对生命最后时刻的坦然与礼赞。家族成员的支持，加上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使《风中牡丹》一度被公认为绝笔。
然而，质疑声很快出现。有研究者指出，齐白石晚年因体力衰退，已极少绘制结构复杂的牡丹题材，且《风中牡丹》的笔力雄健程度与同期作品存在差异。更关键的是，该画题款仅简单标注“九十七岁白石”，未提及具体创作时间，难以作为确凿证据。
2. 学术考证的突破：王鲁湘与《葫芦》的铁证
2005年，美术史家王鲁湘在整理张仃（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奠基人之一）遗物时，发现了一幅从未公开的齐白石画作《葫芦》。张仃之子张郎郎回忆，父亲晚年常凝视此画，称其为“白石的最后一口气”。
通过比对文献与实物，王鲁湘还原了《葫芦》的创作背景：1957年5月某日，张仃携纸拜访齐白石。此时的白石已无法站立，需由人搀扶至画案前。据李可染亲历者笔记记载，白石提笔时手颤明显，画藤蔓时甚至将叶片误作葫芦轮廓，但笔触中仍有一股“倔强的生命力”。题款时更出现耐人寻味的细节——白石反复询问旁人“九字往左拐还是右拐”，最终将“九十七岁”写成“九十岁”，又补添一“七”字，墨迹重叠处清晰可见。
这幅“错误百出”的《葫芦》，却成为推翻《风中牡丹》绝笔说的关键证据：
时间逻辑：齐白石逝世于1957年9月，而《葫芦》完成于同年5月，晚于《风中牡丹》传闻中的创作时间（8月）。
生理状态：题款的记忆混乱与笔迹颤抖，与齐白石临终前数月的健康状况高度吻合。
见证人链：李可染、张仃、邹佩珠（李可染之妻）等多位艺术家的口述记录相互印证。
3. 艺术本体的对决：两幅画作的风格密码
要解开绝笔之谜，还需回归作品本身。通过对比《风中牡丹》与《葫芦》的技法特征，可窥见晚年齐白石艺术演变的终极轨迹。
《风中牡丹》的“强弩之末”
此画虽具视觉冲击力，但细节处暴露力不从心：
花瓣的洋红色彩饱和度极高，却缺乏晚年常见的“破色”层次（即色墨交融的斑驳感）；
叶片勾勒的线条略显僵硬，与藤蔓的飘逸形成矛盾；
题款书法中“石”字的最后一竖明显虚浮，与齐白石晚年“铁划银钩”的典型风格不符。
这些特征暗示，《风中牡丹》可能是齐白石在体力尚可时的作品，而非真正的“最后一笔”。
《葫芦》的“返婴之境”
相比之下，《葫芦》的“不完美”恰恰成为其真实性的佐证：
造型的“误笔”：叶片被绘成葫芦形状，藤蔓交错如孩童涂鸦。这种“错误”实则是艺术家放下技法包袱后，对物象本质的直觉捕捉。
笔墨的失控：浓墨挥洒的藤蔓中，枯笔与涨墨自然交融，形成“屋漏痕”般的肌理。这种效果无法通过刻意模仿获得，唯有在手腕无力控制笔锋时方能偶然得之。
题款的“天真”：将“九十七岁”误写为“九十岁”并修改，墨迹渗透宣纸的痕迹，成为艺术家生命最后时刻的“生理性留痕”。
4. 争议背后的文化心理
绝笔之争的本质，实则是两种艺术价值观的碰撞：
《风中牡丹》派：倾向于将绝笔视为艺术家“巅峰状态的延续”，强调作品的完整性与视觉震撼力；
《葫芦》派：更看重艺术与生命的同构关系，认为“衰年变法”的终点应是超越技法的纯粹精神表达。
正如黄苗子所言：“看《葫芦》如见白石老人最后一口气吐在纸上。”这种将艺术与生命等同的东方美学观，最终让《葫芦》在学术与情感双重维度上获得认可。
5. 谜题的意义：艺术史研究的启示
绝笔之谜的破解过程，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多重证据法：需结合实物分析、文献考据与口述史记录，避免单一视角的局限；
“不完美”的价值：艺术家晚年作品中的“衰颓”痕迹，往往是理解其精神世界的关键入口；
接受争议的常态：艺术史本就是不断被重新书写的动态过程，存疑与探讨本身即具学术价值。
二、晚年艺术特色：返璞归真与笔墨升华
齐白石晚年的艺术风格可概括为“从有法到无法”，其创作逐渐脱离形似追求，转向对神韵与生命力的极致表达。
1. 题材简化与情感凝聚
晚年的齐白石偏爱绘制最熟悉的题材，如葫芦、寿桃、虾蟹等。葫芦因其谐音“福禄”而寓意吉祥，且造型简单，适合衰年体力有限的创作。而寿桃则成为他表达长寿愿景的载体，采用“红花墨叶”技法，以洋红泼染桃实，花青勾勒枝叶，色彩对比强烈，既艳而不俗，又充满世俗的喜庆。
2. 笔墨的“糊涂”与本能
《葫芦》的创作过程堪称“以无法为法”的典范。画中藤蔓线条看似随意，实则蕴含数十年功力，墨色浓淡相宜，笔触如篆书般浑厚。李可染评价其“绝了”，正是因为这种“糊涂”状态下的本能挥洒，让作品超越了技巧层面，直抵艺术本质。
3. 形神兼备的极致平衡
即便在晚年，齐白石仍坚持“写生不求形似”的理念。例如他笔下的虾，腹部从五节简化为三节，长须的摆动却更显灵动，达到“形减神增”的效果。这种对物象的提炼，源于对自然观察的终生积累，亦是对传统文人画“重意轻形”的革新。
三、文化寓意：生命礼赞与世俗情怀
齐白石的晚年作品不仅是艺术探索的结晶，更是其人生哲学的体现。
1. 长寿与吉祥的世俗寄托
寿桃、葫芦等题材承载着传统文化中对福寿的追求。例如《益寿图》《寿桃图》中，桃实饱满艳丽，枝叶繁茂，既是对生命的礼赞，亦是对观者的美好祝愿。
2. 乡土记忆与童真趣味
齐白石晚年常描绘白菜、萝卜、小鸡等日常之物，赋予平凡题材以诗意。如画中两只争夺虫子的公鸡，或藤蔓下嬉戏的葫芦，皆透露出质朴的乡土气息与老顽童般的幽默。
3. “人画俱老”的生命境界
《葫芦》的创作，恰是齐白石“人画俱老”的写照。体力衰退反而催生了艺术上的纯粹，笔墨中的“稚拙”与“天真”，成为其生命最后阶段的至高境界。
四、艺术史价值：从争议到封神
齐白石的绝笔之作曾长期秘藏于张仃家中，仅在小范围艺术圈内流传。李可染、黄苗子等人常聚于张宅赏画，如痴如醉，视其为“精神解药”。这种私密性反而强化了作品的传奇色彩，使其成为艺术史上“未被展示的经典”。
此外，齐白石晚年作品的市场价值亦印证了其艺术地位。2017年，其《山水十二条屏》以9.315亿元创中国艺术品拍卖纪录，而晚年小品如《寿桃》《葫芦》等，虽未公开交易，但被学界视为无价之宝。
五、结语：艺术与生命的终极合奏
齐白石的晚年创作，是一场艺术与生命的合奏。他以“糊涂”之态突破技法藩篱，以童真之心拥抱世俗烟火，最终在《葫芦》中抵达“天爵”之境——即超越肉体局限，以笔墨直抒性灵。这种境界，不仅属于齐白石个人，更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人画俱老”的永恒注解。正如邹佩珠所言：“隔日子长了没看这幅画，就像得了病似的。” 这或许正是伟大艺术的魔力：它不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灵魂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