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红军为什么会在陕北落脚？这个问题或许很多人也没有想过。
有的人说陕北的国民党势力范围也很薄弱，所以这是红军最好的休养之地。
也有人说陕北可以跟共产国际距离更近，获得共产国际的援助。
这些理由确实是合理的，但是，当年毛主席为什么决定落脚陕北呢，其实这就是一位同志的建议奠定的，这位同志，名字叫做贾拓夫，他也是公认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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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拓夫，1912年出生于陕北神木县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早逝，母亲靠做小生意维系家计。幼年的贾拓夫聪慧好学，在族人资助下进入学堂，刻苦读书。1926年，他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受到校长李子洲和教务主任杨明轩的启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
李子洲以课堂为阵地，传播革命理念，杨明轩则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在学校中，贾拓夫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组织演讲，散发传单，因为有极高的威望，所以他被推选担任绥德学生联合会主席，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迈出革命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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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贾拓夫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投身陕北的革命斗争。
他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深入农村，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农民抗租抗税。1929年，他出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奔走于绥德、榆林等地，发展团员，建立基层组织。1931年，贾拓夫被派往陕西汉中，担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
这一年，年仅19岁的贾拓夫已经表现出了非常强的组织能力，即便放在中央苏区，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
他虽然年少，但是却非常懂得做群众工作，他走村串户，与农民同吃同住，领导学运和农运，组织学生罢课、农民抗捐，发展党的地下组织，扩大了革命影响。1932年，他调回陕西省委，担任省委秘书长，负责组织宣传工作，协助省委协调各地的革命活动。
面对危险，他也是非常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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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陕西省委在西安骤马市一家饭馆召开会议，却遭叛徒程建文告密，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被捕，很快叛变，导致省委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贾拓夫当时与高岗侥幸逃脱，逃脱之后，他沉着冷静地部署善后工作，通知相关人员撤离，转移党的文件和物资，最大限度减少了损失，同年底，贾拓夫奉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抵达上海后，他得知党中央已迁往江西中央苏区。
随后，他辗转跋涉，来到瑞金，向中央提交了五万多字的《红二十六军及南下情况的报告》和《陕西工作报告》，详细汇报了陕甘地区的党组织建设、红军活动和群众基础。
1934年1月，贾拓夫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代表陕甘党组织敬献锦旗“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自此，他在陈云领导下开展白区工作，担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学校白区理论班班主任，培训地下工作者，为党输送了大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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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开始长征。贾拓夫随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工作，负责宣传和白军工作。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他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任务是瓦解敌军，争取俘虏，扩大红军影响，长征途中，贾拓夫随部队翻雪山、过草地，忍饥挨冻，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他常在宿营地组织宣传队，向群众宣讲红军的宗旨，散发传单，赢得了沿途群众的支持。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部队却面临粮食危机。
随后，中央军委设立筹粮委员会，贾拓夫被派往西藏芦花一带负责筹粮任务，他深知红军与群众的关系至关重要，没有简单执行“打富济贫”的方针，而是根据西藏的宗教和风俗，提出“借富济贫”的策略。
他要求筹粮队公平交易，尊重藏民的信仰，不得强征粮食，贾拓夫带领筹粮队走村串寨，与藏民围坐篝火旁，耐心解释红军的抗日目标，他亲自检查粮食质量，确保不以次充好，这种执着以及认真的态度，让他赢得了藏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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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资匮乏的芦花，贾拓夫的队伍筹集了60万斤粮食，超额完成任务，而他的女儿贾达黎回忆父亲当年提起的往事，当时红军中流传一首打油诗：
“借富济贫，深得民心，筹粮任务，超额完成，学习拓夫，为民真心。”
这就说明了，贾拓夫当年的行动，不仅缓解了红军的饥困，也为后续的北上保存了体力。
1935年9月，红军遭遇张国焘的分裂危机，党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与张国焘决裂，继续北上抗日，计划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建立根据地。
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由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9月17日，陕甘支队突破甘肃军阀鲁大昌的腊子口防线，抵达哈达铺。
哈达铺是陇南的贸易重镇，商铺林立，街市喧嚣，物资比较丰富，所以红军在此宿营休整，也是在这里，毛泽东提出找报纸了解外界消息，想要确定红军最终的落脚点，当时，侦察连长梁兴初从邮局带回的《大公报》上，一则新闻提到陕北：
“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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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六军和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活跃，陕北已形成根据地。这条消息让久处闭塞的中央领导眼前一亮，但报纸的真实性尚需核实。
于是毛泽东召来贾拓夫，作为陕北的老同志，贾拓夫一定是非常了解陕北的，毛主席对他询问陕北详情，而贾拓夫对故乡的革命形势了然于胸，于是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陕北的党组织建设、红军规模、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地形的战略优势。
同样的，他提到陕北地处偏僻，易守难攻，适合红军休养生息，因此建议中央以陕北为落脚点，也是因为贾拓夫的详细介绍以及非常肯定的建议，让中央有了一个最终的落脚点的想法，听到陕北的各种情况，毛泽东振奋说：
“别说几万红军，有一万也好！”
于是他转身对谢觉哉说：
“刘志丹在陕北至少有一块根据地，到了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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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9月26日，陕甘支队进入通渭县，27日，抵达榜罗镇，在一所小学校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这场会议上，中央特别安排贾拓夫列席会议，然后让他再次介绍陕北的红军力量和根据地现状。
他提到红二十五军已与陕北红军会合，陕甘苏区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中央领导也结合哈达铺报纸和榜罗镇新获取的报刊，确认陕北的存在，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的计划，将陕甘苏区定为长征的落脚点，作为中国革命的新大本营。
就是榜罗镇会议上，贾拓夫帮助中央确定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当时，他也只是23岁，可是能力以及眼界，获得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认可。
次日清晨，陕甘支队在榜罗镇小学校操场召开动员大会。毛泽东登台讲话，宣布红军将前往陕北，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保卫和扩大苏区，奔赴抗日前线，他站在土台上，声音洪亮：
“陕北只有700里了，那是我们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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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毛泽东的话，战士们士气高涨，也是从这一刻开始，陕北成为长征的希望之地，随后，各连队随即召开支部会，研究纪律整顿、群众工作和宣传措施，为进军陕北做准备。
为尽快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系，中央派贾拓夫率一连人马，携带电台和报务员，作为先遣队寻找红十五军团，贾拓夫深知任务的紧迫性，日夜兼程，翻山越岭，穿越敌军封锁线。
10月初，他抵达甘泉县下寺湾，见到了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和陕北领导人郭洪涛。程子华是贾拓夫在中央苏区认识的战友，郭洪涛则是他的陕北同乡，三人相见，激动不已。
贾拓夫向程子华和郭洪涛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介绍了长征的艰辛与北上抗日的目标，他详细说明了中央将陕甘苏区作为落脚点的战略意图，强调红军会师的紧迫性。
对此，程子华汇报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经历和红十五军团的现状，部队虽经长途跋涉，仍保持战斗力，郭洪涛则讲述了陕北根据地的斗争形势，介绍了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和群众基础，了解了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后，贾拓夫迅速返回陕甘支队，向中央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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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不久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毛泽东与程子华握手，称赞红十五军团，这一次的会师也标志着长征的落脚点正式落地，红军结束了万里跋涉，迎来了新的起点。
自从，中央在这里建立起了陕甘苏区（后来发展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是红军长征完成之后，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我党中央所在的地区）。
陕甘苏区的确立，为红军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家园，也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篇章，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
“没有陕北，那就下不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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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价陕北是“落脚点”和“出发点”，也是中国革命的枢纽，而贾拓夫，就是这个落脚点的建议者，1949年，贾拓夫曾经担任过西安的市委书记，在新中国建立后，因为他出色的能力，被调往中央负责建设新中国的五年计划，1953年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担任轻工业部的部长，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