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发现的简牍可以根据出土情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遗址里发现的，可简称为边塞简。一类是在古井古墓里发现的，可简称为井墓简。南方简牍（即江汉流域及长江以南地区的简牍）主要是西汉早期和晚期的墨迹；北方简牍则贯穿两汉，其跨度大致从前２世纪到公元２世纪达近四百年的史期。
首先，谈谈南方简牍帛书。
1.张家山汉简
1983年～1984年出土于湖北江陵的1000余枚张家山汉简系楚人墨迹，其中有西汉早期律令和早已失传的医书、兵书、阖闾（lǘ 音驴）、算数书、历谱及古代疑难案例汇编《秦谳（yàn 音厌）书》等内容。从这些简牍看，阖闾简（见图1）的写法与秦简十分相似；律令简的用笔则有新的变化，其挑法已为分书挑法的雏形。
2.凤凰山木牍
凤凰山木牍·文书（图2）仅晚张家山律令约10年～20年，但书体的演进较快，分书意味已有很大提高。其特点，一是横画用笔重按疾出，兼以拗曲，力度极大；二是肥厚的点画已然超出常规，线条野逸放纵，富有变化；三是章法随意，参差错落，疏密不拘。通读全篇，不难觉察此牍当为书法高手所书，从注重构形和线条的调节变化、避免重复雷同的讲究来看，无疑具有颇为深厚的修养。
3.阜阳竹简
1977年出土于安徽阜阳市西南的汝阴侯墓中出土。书写年代当在文帝时代，内容为仓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记、杂方、作务负程、行气、辞赋、相狗经、刑德和日书等十多种古籍抄本。其中的仓颉篇（图3）十分引人注目：一是其书气势恢宏，雍容博大；二是因它在亡佚近千年后失而复得。仓颉篇残存五百余字，当系西汉文帝时期的识字课本。书写十分工整规范，结体宽博方正，右肩略耸，已呈分书之态；从笔画来看，分书的波势和挑法都非常明显。
4.马王堆竹简、帛书
同属西汉早期的墨迹，马王堆竹简中的遣册（图4）等作品，不仅分书意味愈来愈浓，而且表现出精彩的用笔和书法风格。而以其耸雄奇伟的体势、憨沉奔泻的长垂、粗放率意的笔法、疏密呼应的结构和以倔强拗翘的线条形式为筋骨，以坚韧纵逸的笔势为风神，透射出汉初分书的奇姿异彩。对于研究西汉早期古隶向分书演变及其风格特点的轨迹，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
马王堆汉墓大批珍贵帛书的出土，是古代手书典籍的重大发现。按照《汉书·艺文志》归类，可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术和地类六类。已判明者达28种之多。其书体，除秦篆中杂以楚国古文的篆书阴阳五行等外，皆属隶变之“中变”的典型。主要有老子甲本、老子乙本、战国纵横家书、刑德、天文气象杂占、五十二病方等。已趋于隶书的作品主要有出自一人之手的黄帝四经、周易和相马经；以及春秋事语、阴阳五行甲篇、五星占等。这些古籍抄本，书体风格亦不一，但书艺精湛，意趣盎然，尤以老子甲本、老子乙本和战国纵横家书最为突出，墨迹出自具有较高层次的文人之手，用笔讲究，构形谨严而自然灵动，线条动静相辅，时见变化，一直受到书家器重和推崇。
5.海昏侯简牍
海昏侯墓位于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东北约500米的墩墩山。海昏侯简牍系西汉中晚期长江流域楚人的遗物，2014年～2019年，先后出土5200多枚竹简和近百片木牍，其中包括失传1800年的《齐论》《史记》及医书、农书等多种古代文献。这些汉简系西汉中晚期的墨迹，书体多属继承着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典型楚系风格的古隶,只是夹杂着些许应时而变的意味。其中齐论（图5）的书体似乎具有与众不同的进步，显然已经与其他简牍拉开了距离，结构、用笔乃至章法，皆表现出西汉早期大同隶书的新意，我们从中完全可以窥见“楚汉一家”的书风。
6.胥浦汉简、东海汉简、乌程汉简
胥浦汉简于1984年在江苏仪征胥浦101号汉墓出土。共出先令券书等西汉竹木简牍17枚，牍2枚。先令即遗嘱。先令券书（图6）“属西汉末期”的作品，［1］也是南方简牍中时代最晚的墨迹之一。从其方而趋扁的字形、率气随意的用笔来看，显然已是非常成熟的分书。有的撇捺笔画还表现出八分楷法的形态，如家、近、文等字的捺笔及不少字的撇画。特别是一些字的写法，俨然章草之形。
东海汉简有西汉末和新莽时期的竹简133枚、木牍24枚，计157枚。1993年3月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6号、2号汉墓出土。分为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定簿、迁除簿、吏员考绩簿、兵车器集簿、礼钱簿、六甲阴阳书、历谱、遣册、谒、起居记、行道吉凶、刑德行时、神乌赋等。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西汉末年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书法鉴赏价值。东海汉简中的吏员定簿木牍（亦称集簿），是当时东海郡各级行政机构的完整资料。字形趋扁，书写齐整规范，已见分书之态。而君兄衣物疏稍见恣肆，当为西汉末期分书的基本书体形态之表。
乌程汉简为浙江首次发现汉简，2009年在湖州市某基建工地出土后流散民间，经多方抢救、征集，保存计350余枚。木简的年代横跨两汉400余年，系汉代乌程县署遗留的往来公文、行政事务及公私信牍等，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诸领域。乌程简书体多样，包括古隶、汉隶、章草、今草以及少量楷书，风格多样且生动有趣，如阳朔三年简（前22年）、永光十四年（120年）简等，不仅为研究两汉时期吴越书法发展及书体书风提供了资料，而且在补史证史、语言文字研究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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