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天，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土壤贫瘠，林木掩映，寒风很硬，下着细雨。没有什么宏大的场面，没有多少筹划部署，就是十几个人，一路沉默地往山里顶走。他们带着简单的包裹，没有旗号，有人甚至还穿着农民旧棉衫。山路难行，但他们的心思要更难捱。
毛泽东此刻也没什么高谈阔论。秋收起义刚刚经历失败，队伍分裂，残兵败将，粮食接济不上。身边跟着的队伍本就不大，连夜转向农村时，人心惶惶。毛泽东不谈理想，只说“打得赢就继续，打不赢又怎么办？”这是他那个时候对大家唯一的承诺。旁边的何长工安静观察着，时不时和队伍里的人交头接耳。谁也不是铁心肠子，遇到事儿的判断都靠细致琢磨。
何长工原本叫何坤，家在湖南华容，十多岁从老家启程。1918年去北京。其实他心里并没想过要去法国。家里给他压了点盘缠，他还琢磨要不要偷溜回去。就在那时结识毛泽东。两个人晚上常在燥闷的小屋里聊上工人运动。谁也不肯认输，片刻不消停。
1919年底那会儿，他还是咬了牙去了法国。他那会儿并不觉得法国就多好，实际上对巴黎很有抵触，食物不合胃口，空气里一股子潮腥味。可也正是那时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氛围把他裹了进去。2022年公开的档案资料显示，当时在法华人党支部合影中，他端坐前排，笑容淡淡，却最受人注意。
何长工24年回国以后，第一时间扎进工农运动。当年动荡，各路势力盘根错节。他也没少吃亏，腰间至今还有那次民团巡夜留下的旧伤。长沙的夜，总带一点湿寒。
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提出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这不是一句空话。在他心里，必须有人把旗子设计出来。何长工听了也觉得新鲜，那年他在苏联红军军械部见过旗帜，红底、星、镰刀、斧头，哪一项都不生疏。几何图纸摊开，他最后拍板决定就照这样做。金星、红地、字号，背景简洁，一针一线让人看到都记得住。
旗子做好那天，天气不好，山里起雾，队伍却因这面旗子气势大振。很难描述这是波澜壮阔还是小打小闹，更像是一场被历史遮蔽的零星战斗。有人说这样的旗子当时没人在意，我觉得也许是他们太嫩，不懂旗子的分量。
事情进展远比他们以为的更复杂。国民党清党已是事实，生死一线间。毛泽东早早支开何长工，拿出老地图指着井冈山区：“长工，我们要在这里落脚，这只是开始。”还有必要和上级联系，“你出山，赶紧和湖南省委搭上线”。说是让他“找南昌部队”，其实并没准信，敌强我弱，随时会掉脑袋。
何长工一句废话也没回，转身拿了破旧衣服穿上，身后二话不说背了两只瘦小的猪仔。“装逃兵”，他心想也许这招有点拙，不过能混得一时是一时。他的表演其实挺生疏，沔都民团里有的人特精，居然也没发现破绽。
他低着头，抱着小猪踏过山路，碰到了民团团长。团长随手就把他拦下来。“回家？”、“养家糊口？”、“要不要证明？”何长工说自己只认一条：回老家尽孝。这话倒是蛮真，团长查不出什么毛病，居然还递了他一张通行证！这世界总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这通行证后来救了他不止一次。
一路颠簸到长沙，南昌起义的队伍却不见踪影，只听说他们已经去了粤北。这时的长沙局势很紧，他来去无踪，完全藏不住身影。信息极度闭塞，时新档案里连日期都记不全。长沙、武汉、上海、广州，奔波数地，眼看是寸步难行。
到广州，正赶上起义失败，敌人已经像捕杀流民一样大肆搜捕。10天时间，他基本不敢出门。藏在破旧小旅社，睡觉都枕着刀柄。网上查到的照片，残稿上只见到一双麻绳鞋，地面裂了缝，可换作旁人可能连鞋都保不住。
好不容易坐上北上的火车，到达韶关，一切又打回了原点。他根本不知道南昌起义队伍具体藏在哪儿。晚上住的旅店也破得太厉害，半夜下起小雨。后来是在澡堂洗澡听到了两个中年男人闲聊，说“朱德的队伍在附近”。何长工慢慢靠近，和他们扯淡攀谈了一阵，终于确定消息无误——朱德很近。这个几率说大其实也大，说小说也小。信不信是玄学？
等到真的找到朱德部队，时间其实已经过去了快一个月。朱德见到何长工，话很少，交代情况就问毛泽东有没有重要安排。何长工想起一路上的惊魂，神情还是轻松，传了话：“建议部队转向湘赣边界。”这个建议实则危险，但朱德立刻答应，“走！”一行人马上动身，往井冈山进发。
“朱毛会师”其实比外界想得要平淡许多。没有多少欢迎仪式，也没人歌舞升平。大山、野地、星光下的炊烟。按照2023年新华社档案馆提供的新史料，现场照片就两张，都没有正式合影。但就是这么一次会师，彻底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局面。
外界往往看不到一个细节，何长工其实还促成双方第一次联合制定行动计划。他文笔并不华丽，会议记录不多，但几份幸存下来的纸质档案显示，他在关键节点亲自拟议转移方案。
接下来的历史就像被一块幕布猛然罩住了一样。何长工后来的命运变得飘忽。
建国之后，他没有做什么高位官员，职位变动频繁，逐渐被边缘化。这人的性格本就寡言，对于复杂人事远没有兴趣，低调成了他的全部保护色。不少历史学者评论，说他是“不善于自保，不爱宣扬”，这种说法是不是太主观了？也许只是那个时代的选择而已。
再往深里看一点。事件似乎又因人而异，功劳分配没那么绝对，有人觉得他被埋没，也有网上热议他其实淡泊名利——那到底是不是被边缘化？说不好！这样的人生走向，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理解，不能全信传说。
现在回头来看，他身上最有价值的不是具体职位，而是一种介于英雄和常人之间的复杂姿态。既普通得容易被社会忘记，又不能简单称作“小人物”。这就是革命岁月里最难评断的那一类人。
历史从未在他的身上停留太久。就是因为不张扬，才更像那些千千万万“普通角色”。不过呢，历史的流水账里决不给他们特写——这不公平，但又好像很自然。很难说，应该让谁得到最后一句赞歌。
每个时代都会悄悄掩埋掉一些名字，然后热烈地高喊出另一些名字。井冈山的人和事，被无数版本反复渲染。但于我个人而言，何长工的选择和他那面朴素的红色旗子，比什么都重要。
所有变化、所有争端、所有被刻意隐藏的价值，最后都无法被简单一个结论拿来解释。只剩下那场大雾里的山路，和历史档案里零零碎碎的只言片语。
这大概也是，回头看这些历史人物时，最令人琢磨不透的地方了。
何长工（原名：何坤，1900年12月8日－1987年12月29日），湖南华容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军事教育家。
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于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曾任红八军军长、红九军团政委等职。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其后奔赴东北，创办军事工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重工业部代部长、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1987年12月，因病在北京逝世[2]。
1人物生平
1900年12月8日，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一个农民家庭。
191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长沙甲种工业学校 。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
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
1924年，回国后，在洞庭湖西区建立党团组织，办教育，开展农民运动。亲自创办了新华中学，任学校董事委员会主任，不久被选为华容县学务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共华（容）南（县）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任洞庭湖西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 [1][3]。
1927年5月，遭湖南军阀许克祥悬赏捉拿，毛泽东为他取了一个既有中国乡土味道又寓意深刻的名字“长工”[2]。
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
1928年，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湘赣边特委委员[1]。
1929年，任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十二团党代表，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委员[1]。
1930年4月，任红八军军长。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1]。
1931年，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委。
1932年1月，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1]。
1933年冬，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
1934年1月，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3月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粤赣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2]。
1934年9月，奉中共中央指示，与潘汉年一起到寻邬筠门岭，与反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达成就地停战等五项秘密协议，后红军长征经过陈部防区时未遭堵截。
1934年，参加长征，初期任中央军委教导师政治委员，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遵义会议后，任红九军团政委[2]。
1937年10月，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38年起，历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大队长，“抗大”总校教育长、副校长。
1946年，到吉林通化，创办东北军政大学，任副校长、代校长。
1947年秋，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不久兼任军械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
1952年8月，后任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1975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
1980年8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
1987年12月29日，何长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2]。
2曾任职务
何长工是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
3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有《难忘的岁月》、《何长工回忆录》 [1]。
4人物成就
勘探事业
何长工十分重视地质勘探装备和地质机械仪器生产。地质部建部前，这些装备和仪器全部依靠进口，我国还没有地质勘探装备和机械仪器制造工业。建部后，何长工提出自己生产地质勘探装备，他找到供应司长，让供应司先负责筹备，“如有困难解决不了，我亲自去“磕”头请人解决”。
何长工早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学的是机械，后来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担任过多年军工部长、军械部长，对机械很内行。他深感若按照常规从头抓起，从建厂设计和培训人员到最后形成制造工业，起码需要几十年时间。为了缩短时间，何长工根据我国实际，采取了“借鸡生蛋”的办法。1 9 5 3 年，他先找了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把原属铁道部的张家口铁路工厂“一锅端”过来，并加以改造扩建，1 9 5 4 年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地质勘探装备制造厂——张家口探矿机械厂，结束了我国没有地质勘探装备工业的历史。
后来，何长工还以同样方法求援于兄弟部门和有关省（区、市）领导，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地质部先后建立了衡阳、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等五个探矿机械厂和北京、上海、重庆等三个地质仪器厂及无锡钻探工具厂。地质勘探装备和机械仪器工业基本形成完整体系，产品生产初具规模。历经仿制——自行生产设计等阶段，到1 9 6 6 年，地质部直属工厂生产的勘探装备和精密机械仪器的先进水平得到公认，不仅保障了地质部门和其他地勘部门需要，而且还供应一些援外地质队伍。我国生产的地质勘探装备开始走出国门。
教育成就
何长工同志故居何长工是我党历史上最早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之一，曾在红军时期创办过红军大学，后长期领导抗日军政大学。1948年4月出任东北兵工专门学校（沈阳建筑大学、沈阳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前身）校长，并亲自为学校选址。解放后又创办了北京工业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来到地质部（现为国土资源部）后，他首先从正规院校抓起，开始创办地质教育。
由于当时北京、长春两所地质学院组建不久，尚无校舍，当年招收的学生只能借地上课。为此，何长工亲自抓选择校址、师资调配、建校规模、重要基建物资供应等。他奔走往返，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争取学校所在地省、市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建校进程。一年之后，新中国地质教育的最高学府——北京地质学院（现为中国地质大学）、长春地质学院（现为吉林大学地学部）教学楼竣工，学生们进入新校舍上课。
1 9 5 6 年，经高教部批准，何长工决定在西南重镇成都建立成都地质学院(现更名为成都理工大学）。筹建期间，何长工亲赴成都督战，一住就是一个月。在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大力支持下，建设速度出乎意料，做到当年筹备，当年建设，当年开学。这种建设速度不仅是中国地质教育史上的奇迹，而且在我国其他行业院校建设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何长工又先后领导创办了南京、武汉、重庆、长春、西安、宣化、北京、郑州、广州、昆明等十所中等地质专业学校。地质教育高、中级成龙配套、地区分布布局合理，呈现出勃勃生机。
在抓正规院校建设的同时，何长工还狠抓了干部的业务培训。首先在北京地质学院举办了以部、司局级干部为对象的“老干部”班，请李四光等老地质学家当老师。另外，地质部各司局还举办了各类短训班，并派出近万人进入函授大学、夜大学学习。通过培训，使领导干部和职工的业务水平得到了提高，许多老干部逐渐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其中学得最好的是张同钰，后任地质部副部长。到1 9 6 6 年底，地质部已拥有二十万员工的地质队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占四分之一以上。不仅壮大了地质队伍，而且在人员素质和技术配套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完善。
5后世纪念
2000年12月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何长工同志诞辰10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座谈会。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我们要学习何长工同志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无论面对什么困难和挫折，都保持坚定的信念，保持对党和人民耿耿忠心的精神；学习他革命一生，勇挑重担，不断开拓，甘为人民“扛一辈子长工”的精神；学习他严于律己，无私奉献，始终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学习他高度重视教育，重视科技文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