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钱币与传统的圆形方孔钱不同，呈圆形无孔状，俗称铜板，广东地区称其为“铜仙”。其诞生于大钱制度彻底崩溃、制钱体系又难以恢复的历史节点。咸丰三年（1853年），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清廷财政收入锐减，为筹措军费除推行捐纳政策、缩减官吏俸禄外，自三月三日起开始大量铸行各类大钱，由于种类繁多，引发了币制混乱与私铸泛滥，最终导致近代史上一次恶性通货膨胀。
此外，“一文铜元”是研究清末经济、政治、社会状况的重要实物资料。通过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货币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变革的脉络。从该钱币的铸造数量和流通范围，能推测出当时的经济规模和商业活动的活跃程度；从铜元上的文字和图案，能探寻到当时的政治理念和文化思潮。
清初，铸钱所用铜料主要依赖云南等地的铜矿供应。但到了乾隆后期，随着云南的铜矿资源逐渐枯竭，外加开采难度越来越大，铜矿供应变得愈发困难。此时，虽然新疆铜矿资源丰富，但由于开采技术、战乱以及管理问题的限制，开采效率每况愈下。例如道光年间的阿克苏铜厂，曾因“ “铜矿日塞，铜苗不旺，铜本难铸 ”，被迫裁员转包，改由当地人开采，导致产量长期停滞。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两广总督李鸿章和广东巡抚德寿商量后，觉得粤省靠近港、澳，而外洋当十铜仙在民间也有人使用，于是上书清廷，请求试铸铜元来应对财政赤字。同年六月，广东开铸铜元。
紧接广东之后，福建、江苏也开始铸造铜元。清廷看到效果不错，就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铸该钱币。此后，各省开始竞相设厂滥铸铜元，安徽、湖北、浙江等十多个省份都陆续加入了铸造行列。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湖北省铸行的一文铜元，正面珠圈内为“光绪元宝”，上缘为“湖北省造”，下缘为“一文”，两侧为满文“宝源”；背面为水龙纹并配英文铭文。次年直隶省所铸则改作“光绪通宝”于珠圈内，环绕双龙戏珠图案，背面直书“北洋”“零用一文”。
由于当时铜价高，如果按照法定钱、银比价来铸造一文铜元，钱局就要亏本，所以各地钱局大多不愿意铸造。为此，光绪皇帝专为铸造一文铜元颁发谕旨：“著度支部通行各省厂凡铸当十铜元，必须于定额之外，加铸三成一文新钱，以资补救。其形式重量，铜质铸本，均须豫为核算，妥为配合。”但真正铸行一文铜元的省份并不多，除了造币总厂，只有江南、直隶、湖北、河南、四川、福建六省。而且各厂都没按规定铸造，铸造数量也不一样，四川、福建两省铸行得很少，只有江南铸行得较多。
清廷对“一文”铜元的定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颁布《整顿圜法章程》，正式启动全国统一的铜元铸造计划。在此背景下，天津造币总厂开始试铸“大清铜币”系列，其中“一文”面值的设计颇具深意。
据1906年户部档案记载，“一文”面值的定位为“补零找赎之用”，只为解决市面交易中制钱不足导致的“银贵钱荒”问题。当时一两白银约合1000文制钱，而新式铜元每枚当十文，导致小额交易出现找零困难。铸造“一文”铜币的设想，正是为了完善货币体系的层级结构。然而这一计划遭遇现实阻力。
清末时期，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不断，“一文铜元”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该钱币个头虽不大，却承载着那个特殊年代的诸多印记。不过，它的形制统一，小巧玲珑，样式新颖，制作精美，是不可多得的钱币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