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上色老照片展现了清末的景象，那些被赋予色彩的市井浮世绘，原是历史在传统底色上，被现代技术洇染的斑斓心跳，成为清末社会新旧交替的直观记录。
1877年深秋，东昌府恩县庞庄的「铁杆高粱」地笼罩着萧索气息。干旱使高粱秆仅齐腰高，穗头瘪瘪地垂着，农民们佝偻着腰，用锈迹斑斑的铁镰刀割下秸秆。
这种原产东北的耐旱作物，此刻每亩仅收五斗（约60斤），尚不及丰年的一半。收割者大多身着补丁摞补丁的粗布短衣，裤脚缠着破布条以防草丛里的蛇虫。
1890年，山东武城的看瓜窝棚以黄河沙土混合麦秸夯筑，呈「人」字形，棚顶覆茅草，边缘压枣树枝防兽，三个人影在看瓜窝棚口下晃动。窝棚内一般会设地灶，墙角存放瓜种子。守瓜者铺盖分置窝棚两侧，东侧铺草席，西侧为两张简易铺位。
这张照片展示了1899年的北方乡村家庭场景中，左首第一个女人正坐着做针线活，可能是给乡里大户人家小姐绣嫁衣上的配饰呢。这种活计一般靠“牙婆”——就是专门牵线的妇女中间人——介绍，按件算钱，一天能挣20个铜钱，差不多合1分5厘白银。老辈儿规矩里，女人就得守着“女红、中馈”这些事儿，《大清律例》都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所以这家里唯一的女性就只能干这个。
左二那汉子斜靠门框抽旱烟，手里那三尺多长的烟杆，铜锅银烟仓的，可是北方农村成年男人的标配。烟丝是自家种的“柳叶黄”晒烟，揉碎了卷着抽。他这抽烟的架势，看着像是农闲时歇脚，其实更像在“监工”——家里没结婚的小伙子都得抢着干重活，只有已婚的兄长才有资格倚着门框抽袋烟喘口气。
左三踩着凳子锯木头，大概率是在修补耧车或者打造车轴。1899年直隶这边虽说开始推广西式铁犁之类的新农具，但老百姓手头用的大多还是传统木农具。旁边左五的汉子正在闸草，那些草屑是喂耕牛的——牛在清末农村可金贵了，一头牛能值30两白银，差不多够一户人家辛辛苦苦干一年，所以得精心伺候着。
左六站在屋檐下的台阶上，您注意看，北方老房子讲究“堂屋高于院落”，这台阶比院子地面高出一截，他往那儿一站，家里人干活的情形看得明明白白，透着股子家长的威严呢。
1880年，能看见两种不一样的交通工具：一种是没顶的简易轿子，木头架子搭的，两边挂着竹帘子，下雨得临时盖油布，晴天得自己打伞。抬轿的都是穿粗布衣服的汉子，一趟路收50文钱，也就买半斤猪肉，干这活真是累死累活挣点辛苦钱。
另一种是黄包车，那会儿刚兴起来没几年，前头挂个铜铃铛，看见行人得摇铃让道。拉车的大多是从苏北来的农民，每月得交1两2白银的车捐。一天能跑五六十里地，挣100到150文，但得先扣掉50文车租。因为比轿子快，还能遮点风雨，好多商人、做这行的女人都喜欢坐。《申报》都说，黄包车在上海越来越多，抬轿子的买卖越来越不好做了。
照片是晚清斩首现场，根据《大清律例》，「斩首」适用于「十恶」中的「谋反」「杀人」等重罪，需经刑部复核、皇帝勾决。照片中「斩立决」场景多发生于秋收后（顺应「秋决」传统），行刑地通常为省会或府城的「菜市口」「北门外」等公共场所——如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南京三山街，这些地点因靠近市集，便于「示众儆尤」。
刽子手持「鬼头刀」，副手施「抽尾劲」拽直囚犯脖颈，确保刀落首断。围观者中常有老者持碗接血、妇女捡拾囚衣碎片，迷信人血可治病、碎布能安胎，孩童被强制观看作「畏法教育」。据《申报》载，常州曾因民众疯抢血馒头引发踩踏，足见「看杀头」已异化为集体性荒诞狂欢。
此类影像多由西方摄影师拍摄，这些影像经蛋白印相技术制成明信片，在欧洲以「中国刑罚」主题热销，成为「黄祸论」的视觉注脚，强化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1905年清廷推行新政，以「有碍国体」严禁拍摄刑场，并逐步废除斩首。
照片是网上被误传为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现场照片，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因《申报》连续报道成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其核心人物——余杭举人杨乃武（时年36岁）、葛品莲之妻毕秀姑（「小白菜」，时年21岁）——均为浙江余杭人，且案件审结时二人已获平反（杨乃武跛足返乡，小白菜出家为尼）。而照片拍摄于1897年左右的南京，比案件晚近20年，地理上相隔600余里，人物年龄、身份均无法对应。
照片所属的《19世纪中国精彩摄影集》由法国摄影师阿尔贝·卡恩的团队拍摄，其镜头下的中国囚犯、小脚女性、街头杂耍等形象，本质是「东方主义」猎奇产物。法语标注中的「Nanking」（南京）虽为通商口岸，但1897年的南京仍属清廷管辖，照片中男女所戴「方形枷」（重约25斤，比州县衙门常用的「圆枷」重5斤），实为两江总督署对「重案犯」的特殊刑具，与杨案中「普通民案」的量刑等级不符。
法语标注中的「fleuve bleu」（蓝河）是19世纪西方人对长江的别称，可佐证拍摄地为南京沿江地带。而杨乃武案发生地余杭属钱塘江水系，与「蓝河」无关。此外，同时期西方摄影师记录的余杭场景（如1871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拍摄的余杭镇）中，未见类似「方形枷」，当地县衙多用「圆木枷」（直径约2尺）。
照片是1875年，上海的清军炮队，前排火炮为江南制造总局仿制的「12磅后膛钢炮」，射程约3公里，射速每分钟1发，配备定装弹药；后排火炮存疑，或为国产「劈山炮」改良版（前膛装填，射速仅0.3发/分钟），或为进口二手英国6磅滑膛炮。
炮队部署地点应为吴淞口炮台（距上海市区18公里），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清廷加强长江口防御，李鸿章曾视察上海，批示「沪上炮台需备后膛巨炮，以制铁甲船」。此炮队的成立，直接针对日本「东海水师」的威胁。炮队训练时，常有上海市民围观（需距炮台200步以外），《申报》曾报道「男女老幼，皆啧啧称奇，有问『此炮能否打沉夷船』者」。
清末北方街头，一男子用土布缠头防风，推车男子头戴的「防风围巾」实为「缠头布」，用土布对角折叠而成，常见于华北地区（如直隶、山东）——1900年《庚子西狩丛谈》记载，北方农民「冬用毡帽，夏以布缠头，蔽风沙兼擦汗」。推着「羊角式」独轮车，车架用槐木打造，车轮镶铁箍，车斗两侧挂着「捎绳」（可临时捆绑货物），这种车日均可行40里，载重约200斤，是华北乡村最主要的「万能运输工具」。
车左坐着的烟鬼，手捧二尺四寸长的竹节烟枪，据1893年《禁烟汇录》记载，此类「竹节烟枪」在华北烟馆售价约500文，相当于农民半月收入；车右捆绑着一头野猪，捆绑野猪的麻绳为「三股麻花结」，清末华北森林萎缩，野猪多栖息于黄河故道，捕猪人需结伙设「陷坑」或「套索」，捕获一头百斤野猪可换银3两（约合3000文），但风险极高——1895年《山东乡讯》记「曹州捕猪人被獠牙穿腹，不治而亡」。照片中野猪可能是运往县城肉铺，或作为「孝敬品」送给乡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