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有气味,这些照片里定然混杂着硝烟与鸦片、铁锈与茶叶的复杂气息。这些碎片拼凑的,是一个文明在被迫现代化过程中的撕裂与重生

这张拍摄于100多年前的嘉峪关老照片,是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的西北行纪影像之一。

莫理循是澳大利亚籍记者,1910年他以“考察西北局势、记录中国腹地风貌”为由,开启了从西安到新疆的河西走廊之旅,这是清朝覆灭前夕外国人对西北最系统的一次纪实考察。他于当年8月抵达嘉峪关,此时距清朝灭亡仅1年,西北社会正处于新旧秩序交替的边缘。

此次行程中,他用相机记录了嘉峪关的城楼、关城建筑及周边市井,这些影像后来收录于《莫理循中国西北行》档案,成为研究清末西北地理、建筑、民俗的第一手视觉史料。

照片中关城脚下的民居多为黄土夯筑的平顶屋,屋顶积雪覆盖,墙面呈土黄色;此时的嘉峪关已不再是纯粹的军事要塞,而是丝绸之路残段上的贸易节点,关城周边聚集着驼队、商贩,维系着西北与中原的物资往来,这种风貌也被莫理循的镜头定格。

这张拍摄于1871年的影像,是武汉黄鹤楼目前可考的最早照片。它由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在汉阳门甕城墙上取景定格。

画面中的黄鹤楼,是同治七年(1868年)建成的“同治楼”,彼时距其重建仅三年。光绪十年(1884年),该楼毁于大火。此后直至晚清、民国时期,黄鹤楼始终未再重建。我们如今所见的黄鹤楼,是1985年以清代同治楼为蓝本复建而成。

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纪念张之洞在湖北的治绩,奥略楼于黄鹤楼故址附近落成。其建筑造型与黄鹤楼颇为相似,还悬挂着“南維高拱”匾额及“大江東去”“爽氣西來”的楹联,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游人将其误认为是黄鹤楼。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携光绪仓皇逃往西安。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同意撤军,慈禧于1902年1月8日乘火车抵京郊马家堡,再经永定门、正阳门入宫,史称“两宫回銮”。这张照片便是回銮途中,在正阳门瓮城观音庙拈香时被外国摄影师抓拍的场景。

慈禧太后在太监与官员簇拥下完成拈香仪式。此时的她正抬头向城墙上围观的外国人挥手(据《我的北京花园》记载,慈禧曾用手帕向洋人致意),试图塑造“开明统治者”的形象。慈禧的“挥手致意”,是清廷在列强压力下的“外交表演”——既需维持皇室尊严,又要向洋人示好;

这张照片是目前已知慈禧回銮时最清晰的动态场景记录,它既展现了清廷试图挽回颜面的努力,也暴露了半殖民地中国“主权不完整”的尴尬——连最高统治者的宗教仪式,都成为外国镜头下的“景观”。

这张定格于1900-1901年八国联军占领京津时期的照片,并非偶然抓拍的历史场景,而是列强以“视觉暴力”构建殖民叙事的刻意摆拍。

从服饰与道具来看,画面中的这类官员在联军占领期间多被胁迫参与“亲善”表演——彼时八国联军对京津实行分区军事管制,顺天府下辖官员若拒绝配合摆拍、劳军等要求,常面临监禁或财产查抄。

更具羞辱性的是身后“穿戏服者”的设计,列强之所以选择戏曲人物,是因为在他们的殖民认知里,中国传统戏曲是“愚昧、非现代”的代表,而“挑辫子”的动作直指清代男性的发辫——这一曾被清廷视为“国体象征”的符号。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面临全球舆论对“烧杀抢掠”的质疑(仅美军档案就记载其士兵在天坛附近劫掠白银数十万两)。为扭转形象,联军司令部特意组织随军摄影师(如英国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拍摄“文明化”“秩序化”的影像,这类“官员侍酒”照片便是其中之一。

这些照片作为列强国内宣传素材,登载于《伦敦新闻画报》《纽约先驱报》等报刊,配文多为“中国官员自愿向文明军队示好”,以此说服本国民众“侵略是在改造落后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摆拍并非孤例:同期还存在“洋兵坐龙椅”“百姓举列强旗帜游行”等影像,拍摄时多有联军士兵持械监督,参与者若表现出抗拒,便会遭到殴打。据1901年《申报》报道,北京某戏班班主因拒绝让演员配合摆拍,其戏班道具被全部烧毁,12名演员被关押3天。

清末老照片:百年前的嘉峪关、黄鹤楼最早照片、民族英雄左宝贵

更残酷的史实是,即便抛开摆拍争议,八国联军占领期间的“真实屈辱”更甚:据《庚子国变记》记载,联军曾要求北京各级官员每日到指定军营“请安”,遇有联军军官经过,官员需“免冠侍立”;通州某知县因拒绝为俄军提供粮草,被俄军士兵扒去官服,在城门楼前罚跪3日。这些真实发生的压迫,与摆拍照片形成互证,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最屈辱的一页”。

这张照片的主人公是晚清民族英雄左宝贵,他是甲午战争中壮烈殉国的第一位清军高级将领,与邓世昌并称“双忠”。

画面中,左宝贵身着清代高级武官礼仪甲胄,甲胄主体以金属材质为主,呈现出冷冽的银灰色,上面装饰有精美的纹饰与金属钉,尽显武将的威严。他头戴的头盔装饰华丽,顶部的翎饰和金属构件细节丰富。

左宝贵生于1837年,山东平邑人。他出身贫苦,投身军营后凭借英勇善战步步高升,历任千总、游击、副将等职,获“铿色巴图鲁”勇号,赏穿黄马褂。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他率部进驻朝鲜平壤。在平壤保卫战中,他拒绝主帅叶志超的撤军建议,亲登玄武门指挥作战,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57岁。他牺牲后,清军仅寻得一领血衣和一只朝靴,遗体不知所踪。光绪帝追赠他太子少保衔,谥号“忠壮”。

这张照片呈现的是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穆斯林(回族)阿訇穿着的典型形象,他头戴白色回回帽(泰斯塔尔),身着长款对襟袍服,上半部分有精致的刺绣纹样,面料为传统棉麻或丝绸质地,脚穿黑色布鞋,搭配白色袜套,符合清末民国时期的日常穿搭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