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秋天，当解放军的红旗插上西宁城头时，所有人都以为，青海这片土地上的动荡将从此画上句号。
然而，旧势力的残余却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虽然马步芳的部队大部或溃散、或投降，但那些散落在青海各地的旧军官、保甲长，以及被裹挟的土匪，却在暗中伺机而动。
他们认为解放军初来乍到，根基未稳，对地方的控制力尚弱，因此在暗地里勾结串联，企图卷土重来。这股潜藏在平静下的暗流，很快便掀起了波澜，青海大地再次陷入了动荡。
然而，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这股匪患为何仍能在元宵佳节血洗工作组，酿成惨案？
大通县的冬天，山岭披着厚雪，羊皮袄是抵御严寒的唯一依靠。马老五，曾是马步芳手下的营长，败退后不肯投降，一直藏身于山中。
1950年元旦刚过，他带着几百人，趁夜色摸到县城附近的村落。冰冷的月光下，匪徒推开一户户农家的门，抢走刚分到手的口粮，还砸毁了区政府的牌子。
有个年过花甲的李姓老农，因为在院口说了一句“解放军是好人”，被马老五的人当场用马刀劈倒，鲜血在地面结成了暗红的冰碴。这一幕，令村里人至今心有余悸。
消息很快传到西宁。刚进驻青海的解放军，顾不上休整，当夜拔营北上。部队穿着单衣，在齐膝深的积雪里一步步蹚向大通。
途中，他们遇到一个放羊的少年，十五六岁，执意要带路——原来他的父亲就在前不久死于马老五的刀下。战士们默默接过他递来的干粮，谁都没多问一句。
1950年春天，匪患在青海多地如毒草般滋长。门源县的娘娘山成了匪徒的老巢，白天他们藏在山洞里，晚上顺着羊肠小道下山骚扰县城。
一次，县大队十几名战士押送文件途经山脚时，被两百多匪徒围困在一间土坯房里。子弹打光后，他们用石块还击，直到仅剩的两名重伤员被乡亲们用柴车掩护送出。房门被撞开的瞬间，战士们的呐喊声还在风雪中回荡。
湟中县的匪徒更狡猾，他们换上百姓衣裳，混入村庄，伺机下手。一次工作组下乡宣讲土地政策，刚发完传单，麦垛后就窜出十几名持刀匪徒。
驻村排长王德胜一把推开身边的女干部，迎向闪着寒光的刀锋。钢刀划开了他的军装，血染透棉衣，他却死死抱住一个匪徒，直到力竭倒下。乡亲们说，那天黄土被血浸得发黑，连风都带着腥味。
1951年春天，新疆境内的乌斯满匪帮败退至青海，与本地股匪会合，四百余人逃进了柴达木盆地。那是片人迹罕至的荒原，戈壁连天，风卷沙如浪。
解放军追击部队行军三天三夜，干粮早已吃尽，士兵只能煮皮带充饥，渴到极处时甚至喝自己的尿液。俘虏后来回忆，他们中许多人因缺水倒毙在沙中，看见解放军炊烟时，宁可放下枪投降，也不愿再受荒原之苦。
循化的夏天，本应是河水丰盈、草木繁盛的季节，却因匪徒的围村而蒙上阴影。那年夏天，两个受伤的解放军被藏在村中菜窖。匪徒围困三天三夜，扬言不交人就烧村。
村支书马占福站在村口，面对刀枪毫不退缩：“要杀冲我来，娃娃们无辜。”他最终被乱石砸死，两名战士却得以保全。乡亲们至今记得老汉尸身前那片被血染红的土地。
1952年正月十五，元宵的灯火尚未点亮，互助县的夜色中却潜入了一股匪徒。他们闯入工作组驻地，杀害了正在伏案写报告的三名干部。噩耗传至西宁，军区领导当场拍案：必须调集兵力，一举剿灭。
作战命令下达后，来自青海、甘肃、宁夏的骑兵与步兵共一万余人，在雪原和山谷间铺开，像巨网般合围。战斗在日月山最为激烈，山顶碉堡中机枪喷吐火舌，解放军在雪坡上接连冲击。白雪被鲜血染成斑驳红色，一个17岁的四川新兵腹部中弹，仍拖着伤躯向山顶投出手榴弹，直到生命定格在冰冷的冻土上。
历时二十天，战斗共消灭土匪千余名。剩余的零散匪徒被武工队逐点清剿。那时，武工队白天帮乡亲耕种，夜晚背枪巡山。战士张柱子在农家养伤时，匪徒突然闯入，主人的闺女急中生智将他推入地窖，自己却被枪托砸得血流满面，一声不吭。
循化、湟中等地在这几年中，因匪祸丧生的百姓数以百计，许多村落化为废墟。但人心始终向着保卫他们的解放军。回族老人马大爷曾将七名伤员藏在炕洞里，面对持枪的匪徒，他稳坐炕头抽烟，任凭殴打也不吐半句。
妇女们夜里给山上的武工队送饭，揣着馍在山间跋涉十几里，脚磨出血泡也不回头。有的被匪徒抓住审问，咬牙说“不知道”，纵使刺刀逼到腹前，依旧不改口。
1952年夏，青稞抽穗，格桑花遍地，匪患终于平息。军民在烈士与遇难乡亲的坟前种下成排小树，随风摇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