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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省吾的《双剑誃易经新证》是民国易学的代表成果。书中运用新材料、新方法，对《周易》文辞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解释，以求证古义。由新近出土易学文献资料，比对研究，可确证于省吾的部分新释，但其更多新解却得不到新资料的支持。除新注释外，于省吾承继传统经学的情怀，认可“观象系辞”的作《易》观点，而致力于寻找易象、阐明易辞；但在取象方法上，其对传统易学有所分判，对虞氏易等有所批评，而主张仅由本卦中取象。《双剑誃易经新证》与民国易学整体风貌一样，内蕴变革时代的学术品格，内容有新有旧，成果有得有失。

《双剑誃易经新证》；于省吾；本象；出土文献；民国易学

《双剑誃易经新证》（以下简称“《易经新证》”）是于省吾先生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研究成果，是其继《尚书新证》《诗经新证》之后的又一部以出土甲骨文、金文资料，考证先秦典籍古义的著作。《易经新证》在民国期间多次出版、影响颇大，是近代《周易》新注释、乃至民国易学的代表成果。

于省吾是由古文字学，而进入易学、进行《周易》新注释的。文字训诂自古是注《易》的基础、解经的手段，于省吾认为，除却工具价值外，古文字形与《周易》还有更深刻的联系：

 作《易》者之取象，不本于当时之器物，则本于当时之文字。

汉字的创造，许慎总结有“六书”之说，其中的基础是象形字。于省吾认为汉字的创造与作《易》的时代相近，圣人作《易》，既直接仰观俯察物象，又间接取法于文字之象形。由此，于省吾常以古文字形比附易卦，而阐发新释。如其释：“古丘字象外高中空之形，甲骨文丘作，卦象惟震象与此同，其余皆不类，乃逸象也。”按甲骨文“丘”字，似高地底部相连而中上部断开，其形确实与震卦相似，据此于省吾称“卦画与古文字密合无间”（《新证》卷二，第108页）。再如，损卦䷨六五、益卦䷩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的“朋”字，于省吾考甲骨文作、金文作，与损卦六三至上九、益卦六二至九五的䷳（大艮）卦画相似，故而于氏再次确认：“卦画每与古文字或器物之象，密合无间，今验之而益信。”（《新证》卷三，第146－147页）字形与卦画的比附，有悠久的传统，《易纬·乾凿度》便认为八卦卦画为古文天、地、风、山、水、火、雷、泽诸字，后世更由此发展为汉字起源的假说之一。质言之，于省吾由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字形，衔接易辞与卦画，而阐释了一些卦爻辞。

于省吾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其收藏、掌握有大量新材料，且熟稔古文字学的新方法，以此为基础对《周易》所进行的注解，正如其书名“新证”之义，多为古来未见的创新。于氏的这些“新证”，尚秉和认为“皆信而有征，私谓其义不可易也”（《新证·序》，第2－3页），当代学者也多有好评。当前对于《周易》的注解，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利的资源就是马王堆帛书、上博简竹书、阜阳汉简等出土《周易》文本，以及王家台秦简《归藏》、清华简《筮法》等相关资料。对于上世纪于省吾先生的“新证”，我们应该站在新材料的基础上，重新予以探讨、评价。

于省吾的“新证”，部分在出土易学文献中得到了佐证。如讼卦卦辞“有孚窒惕”，于省吾以“窒惕”为“至易”，至训为甚，易为难易之易（《新证》卷二，第56－57页）。按“窒惕”帛书作“洫宁”，“窒惕”依照文字本义是趋向于凶吝的状态，而帛书作“洫宁”是趋向于吉的状态；而“至易”与“洫宁”，则吉凶意义相近。另外，小畜六四“惕出”，阜阳汉简作“易出”，也是以“易”代“惕”；而今本《周易》中的几处“惕”字，帛书、竹书中均不作原字。由出土文献的情况，可佐证于省吾的新释是有道理的。再如，兑卦九五“孚于剥，有厉”，于省吾释“剥”为“仆”。按帛书、竹书此爻缺失，而传世《归藏》卦名中“剥”作“仆”，阜阳汉简剥卦残存三处爻辞中的“剥”均作“仆”，清华简《别卦》中“剥”亦作“仆”，可见于省吾“剥仆古字通”（《新证》卷三，第171页）的论断是信实有征的。

对传世《归藏》真伪的辨明，是于省吾先生的经典论断。其引《西溪易说》中《归藏》卦名与《周易》卦名对应考证，进而论及传世《归藏》的真伪：“今观其遗辞，颇为古质。《汉志》失载，然《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均曾引之，后人多斥为伪妄之书，误矣。《西溪易说》所引六十卦名，多存古义古字，证之于古籀文，亦多吻合。虽非殷代之书，然亦非秦汉之后人所伪托。断可识也！”（《新证》卷二，第45－46页）按传世《归藏》历代多斥为伪书，直到1993年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学者始重视《归藏》；另外，出土帛书、竹书《周易》中卦名的写法，许多也与《归藏》有关。而近年清华简《筮法》《别卦》出土，其中坤、坎等卦名与《归藏》接近，且只在《归藏》中出现，因而学者再次确认《归藏》一书不伪。于省吾先生于民国时期，无以上出土易类文献的证据，而据自己的古文研究，推断传世《归藏》“非秦汉之后人所伪托，断可识也”，可谓真知卓见！然而，也应指出的是，于省吾在具体卦名的对应考证上，有一些是错误的。如其考证，《归藏》中犖为姤、钦为坎。按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归藏·犖》：“朱震曰坎。李过曰：谓坎为犖，犖者劳也，以万物劳乎坎也。黄宗炎曰：坎为劳卦，故从勞谐声，而省物莫劳于牛，故从牛。”均以“犖”为“坎”。按出土文献，王家台秦简《归藏》中坎卦写作勞；清华简《筮法》中坎卦作犖，而“勞”“犖”相假。可见于省吾此处的卦名考证是错误的。

于氏大部分“新证”得不到当前出土文献的支持。例言之，坤卦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于省吾以“直”为“值”、“习”为“袭”，改爻辞为“值方大，不袭无不利”；释“方”为方国，爻辞释为“当方国盛大之时，不侵袭之，固无所不利也”（《新证》卷二，第47－48页）。按帛书爻辞作“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与今本无异；帛书《易传》中《二厽子》《缪和》引释此爻，文辞也与今本无异。更《缪和》云：“子曰：’直方者，知之胃也。不习者，□［□］不安者之［胃］也。无不利者，无过之胃也。夫羸德以与人遇，则失人和矣；非人之所习也，则近害矣。’”“直”与“习”，显然是就本字之义解说，而与“值”“袭”无关。阜阳汉简《周易》残存“不习无”三字，也是用“习”本字。可见出土易学文献中并无于氏此爻新证之义。再如，随卦初九“官有渝”，于省吾释为“观有渝”，改“官”为“观”。按帛书、竹书、阜阳汉简《周易》中“官”均作本字；更帛书为“官或谕”，《说文》“谕，告也”，“谕”有晓谕人之义，正与“官”的职责相关。可见，于氏改“官”为“观”，与出土易学文献不符。如此之类，所在尤多。

近现代《周易》新释与出土易学文献不符的情况，在于省吾同时代的郭沫若、高亨等诸先生的研究中也多有体现。因此，这些新注释往往不被当下学者所认可。以于省吾为例，反思新释的失误，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改字释义太过随意，失训诂严谨之原则。于省吾言：“古书滞义，如得其解，固文从字顺也。”（《新证》卷二，第89页）可见“文从字顺”是其新解的确立标准。但问题是，于省吾最喜用通假，由字形、声音的相近，一个字往往能通假到数个、数十字不止，其中自然可能有“文从字顺”的情况，而被于氏定为新释，但如此是否合于文辞本义则未可知。古人解经，最忌改字，于省吾的新释，正是失之随意，而不顾注释谨严的传统。其二，对历代易学家既有的训释不够重视。易学有其独特的话语体系，且有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古人注经，多有所传承，而大体不离易学的话语。近代易学往往弃固有研究不用，不重古人训释，则必然有脱离易学话语的危险。其三，古文字学在近现代仍很不完备。受西学与近代考古学等影响，20世纪的古文字学从小学中独立出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于省吾时代，古文字学尚不完备，如其时上古音的音系研究较粗糙，因而于氏注《易》使用的很多声音通假，在今天看来都是很值得商榷的。

于省吾虽然与高亨同为《周易》新注的代表，但两者区别甚大，于省吾是精研象数的，甚至按传统划分，于氏易学属于典型象数易学。于省吾承继汉代易学观，其言：“《易》，象学也。”（《新证·序》第5页）“《易》无象外之辞。”（《新证》卷三，第166页）《周易》是关于象的学问，《周易》中没有脱离象而独立存在的文辞。显然，与汉儒一样，于省吾认同“观象系辞”，认为圣人由象而作《易》。既然“《易》无象外之辞”，那么在注释易辞的时候，就必须要为每个字找到对应的象，以明圣人作《易》之旨。于省吾云：“卦爻之词，皆本于象，不知其象之所出，则不知其词之所本。是故读《易》者必求其象，象明而词义始了无隔阂矣。”（《新证》卷一，第23页）于省吾在《易经新证》中比较彻底地贯彻了其取象解《易》的原则。如其释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以下卦坤取象为“康”、为“用”、为“马”，以二、三、四爻互艮卦取象为“锡”，以上卦离取象为“日”，以三、四、五爻互坎卦取象为“三”，又以艮取象为“接”。由此，于省吾将晋卦䷢卦辞落实到了卦象中，而确认了其主张：“然则’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实无一字不由象生。《易》无象外之辞，其信然乎。”（《新证》卷三，第134页）站在象数易学的立场，于省吾批评汉代之后的义理易学：“汉以后之说《易》者，多扫实象，而演空理。盖《易》义之不彰，由来尚矣。”（《新证·序》第５页）于省吾认为没有取象基础的义理，是没有实质内涵的“空理”，自王弼扫象，《易》之真义就不复彰显了。所谓义理易学，《四库全书总目》称王弼“说以老庄”、程颐“阐明儒理”，是义理易学的主要代表。而于省吾对于王弼、程颐严辞抨击：“王辅嗣局促于乘承比应之中，程伊川缘饰于虚疏寡要之际，而易学亡矣。”（《新证·序》，第7页）

在易学观与注《易》原则上，于省吾完全沿袭了传统象数易学。但在具体求象的方法上，于省吾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其对传统家法有所分判、选择，对象数易学前辈多有批评，统观《新证》，于氏批评了虞翻、来知德、惠栋、张惠言、焦循、端木国瑚、姚配中、俞樾、杭辛斋等一众学者。于省吾对于虞翻的批评最多。其言：“虞氏往往以之变为言，殊不可据。”（《新证》卷二，第124页）按“之”即“之正”，是虞氏的主要易例之一，易卦六爻的位置有阴阳之分，奇数初、三、五为阳位，偶数的二、四、上为阴位；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是得位，否则就是失位；对于失位的各爻，虞翻认为他们应变化阴阳属性，成得位的状态，而所有的卦最终都成既济：这就是虞翻“成既济定”的“之正”说。例言之，鼎卦九四爻，于省吾云“虞翻……以四变为震，非也。”（《新证》卷三，第162页）“以四变为震”，即鼎卦䷱九四为阳爻居阴位，不正，变为阴爻“之正”，卦画成蛊䷑，则三四五爻可互震卦。于省吾反对虞翻的这种卦爻变化。除“之正”外，其他诸如“卦变”“旁通”等虞氏易例，也受到了于省吾的批评。按“卦变”是讲卦的生成，离卦虞翻释“坤二五之乾”，通过乾九二、九五与坤六五、六二之间的卦爻交易，而生成离卦。对此，于省吾批评：“虞氏以乾坤之变为说，非是。离卦意象具足，无须以之变为言也。虞氏诂《易》，好以之变迁就己说，不可为训。”（《新证》卷二，第126页）所谓“旁通”，即六爻阴阳完全相反的两卦，为旁通卦，如虞翻释离卦“与坎旁通”，因而虞氏常取坎卦之象来释离。对此，于省吾批评：“虞氏谓出离为坎……非经旨。”（《新证》卷二，第125页）于省吾对其他象数易学家的批评，与虞翻相似，不再赘述。

于省吾对象数易学家的这些批评，正能体现出其象数主张的独特之处。要而言之，就是摒弃一切由他卦释本卦的易例，而务求从本卦中取象，要“求诸本象”。其言：“自来解’舆说輹’者，皆以之变或对象为言，皆求诸本象而不得其解者也。”（《新证》卷二，第63页）于省吾认为，之所以历代学者会使用“之变”等易例，不过是因为在本卦中找不到需要的卦象而已。正如王弼所谓：“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

由象数易学注《易》的基本逻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求诸本象”。按象数易学家注《易》，往往据本卦或变动相关的他卦卦象，而得到八卦之象，再由八卦所取物象，直接或间接得出《周易》的文辞。也就是说，通过八卦的中介，实现卦画与卦爻辞之间的对应。如虞翻释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的“日”字，云“二变成离，离为日”，所谓“二变成离”，是二爻“之正”，下卦成离卦；引《说卦》“离为日”，是由八卦取象以对应文辞。此注《易》逻辑为：六十四卦—八卦—物象（卦爻辞）。所谓“取象”，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六十四卦卦象中取八卦之象，二是用八卦取具体物象。传统易学在这两个方面都颇为用力。为取八卦之象，在本卦中使用互卦、半象等易例；又通过卦变、之正、旁通等，过渡到他卦中取八卦之象。为取具体物象，在《说卦传》的基础上，不断使用新的八卦取象，这些超出《说卦》的取象名为“逸象”，包括孟氏逸象、九家逸象等等。

由象数易学的取象逻辑来看，于省吾所批评的是在“六十四卦—八卦”这一环节中，不从本卦取八卦之象的做法，上文所引对虞氏“之正”“卦变”“旁通”等批评即是此类。于氏主张“求诸本象”而得八卦之象，其所沿用的易例有互卦、半象、大象、覆象等。互卦即在六画卦中，取中间相邻的三爻得出八卦之象；取相邻的四爻或五爻，重叠中间部分，得出六画卦。如于省吾释大过䷛，云“中互乾为大”（《新证》卷二，第80页），就是使用互卦。半象即六画卦中的相邻两爻，在其上下加阴阳爻，可得不同八卦之象。如相邻两爻为，则可以取为☲、☳、☵、☱四种八卦之象。于省吾释归妹卦䷵，以四、五两爻为兑卦（《新证》卷二，第70页），正是用“半象”。而六十四卦中，若有四画、五画、六画的形象，与八卦之象相似，则称为“大象”。其用六画大象：“夬之为大兑象也，犹剥之为大艮，颐之为大离，大过之为大坎，其象一也。”（《新证》卷二，第70页）五画大象，如其释大壮：“初至五为大兑象。”（《新证》卷二，第131页）四画大象，如其释大畜䷙：“三至上为大离。”（《新证》卷二，第80页）所谓覆象，即卦画颠倒之后的卦象，八卦中震与艮、兑与巽互为覆卦。如旅卦䷷中，三四五爻互巽，于氏称“覆兑”（《新证》卷二，第70页）；坎卦䷜中，三四五爻互艮，其称“覆震”（《新证》卷二，第122页）。

于省吾不用“卦变”“之正”“旁通”等易例，而只从本卦取八卦之象，显然弱化了“六十四卦—八卦”这一环节。那么为取得足够的物象，其必然要加强“八卦—物象”的对应。因此，于省吾广泛使用《左》《国》逸象、孟氏逸象、九家逸象、《易林》逸象等。如取孟氏逸象，震为主、巽为妻（《新证》卷三，第166页）等；取九家逸象，震为玉（《新证》卷二，第５１页）等；取《易林》逸象，震为神、兑为鲁（《新证》卷三，第１５８页）等。他还使用古文字形与古代器物形象，发明逸象，这是其独特之处。由古文字的象形，所使用“古文字逸象”，上文已述。由古代器物形象，使用“象形逸象”，如于省吾赞同毛奇龄等所论，认为鼎卦与鼎的器形正相似（《新证》卷三，第160－161页）；再如，其认为“近世出土古玉玦，形如环，其中断处有口甚微”，与兑卦相似，故以兑取玦象（《新证》卷二，第70页）。

如前所述，于省吾认同“观象系辞”的作《易》观点，认同取象释辞的研《易》理念；其象数研究中，使用《说卦》取象，使用先秦至两汉各家“逸象”，亦使用所发明之古文字与古器物逸象。于氏自信其取象所释，完全符合《周易》的本来面貌。按于氏所论，由重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现代学术标准来看，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卦爻辞之作，绝不可能如于氏所释般取象。如于氏所用古文字、古器物逸象，其本质是卦画与字形或器形之相似，由象形而比附取象。但卦爻符号之形状，古今有巨大变化。从《易》类出土文献看，爻画是以数字书写、由多个数字逐渐归约为代指阴阳的一（七）、六，卦形与今本卦画差异较大。卦画本身古今不同，则所谓象形之取象，自然难以成立。由此例，于氏取象，乃至汉易象数，显然不是准确客观的作《易》之历史事实，与《周易》本来面貌有相当距离。

当然，不合于“本义”，也不意味着于氏取象没有“诠释”的合理性。从经文到传文，再到汉易，象数之学不停地以卦爻符号来分类取象万事万物，以万事万物归类表征于卦爻符号，在两者的融通中丰富易学、解释世界。易卦与事物的融通，是在不断扩展、调整与完善之过程中的。如坎离水火之取象，今本《易传》以坎取水、以离取火；但清华简《筮法》中以坎取火、以离取水。以八卦阴阳属性来看，坎为阳卦，离为阴卦；水火相对而言，火为阳，水为阴；则《筮法》中坎火离水有一定的合理性。今本《易传》与清华简《筮法》的差异，足证象数之学，从先秦到两汉是在不断调整中的。期间，淘汰掉一些象数观点，也最终形成了许多流行至今的经典象数解释。从诠释的角度看，于省吾先生的象数主张，融合其所见之新材料，甄选传统象数资源，又发明新的象数内容，对易学的当代诠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范式意义值得肯定。然而，真正的问题与困难是：当代的思想、学术、生活与传统割裂严重，现代象数之诠释，能不能再次得到人们的认可？能不能对当代生活有所贡献？就此角度而言，于氏象数研究、乃至近现代象数易学，距离形成当代象数易学的经典诠释，仍有很长的距离。

于省吾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易学研究，深受民国时期学风的影响，而其《易经新证》也是民国易学的代表著作之一。因而，有必要在整体民国易学的视域下，认识、评价于省吾先生的成果。

民国是易学的转型时期，此时代的易学研究，至约而言，有两大进路：一者是“以旧纳新”，延续经学传统为主体、而吸纳时代新知识。此一路直接承继清代的汉学传统，因此清末民初有徐昂、曹元弼、沈祖绵等专治汉代象数易学。而受时代风气影响，开明学者往往能由经学承接新义，乃至开出新的研究范式，如杭辛斋、章太炎、刘师培俱为此列。此一路到马一浮、熊十力等，虽仍本于旧学而开新，但已然是理路精致的另一番风貌。另一进路是“以新释旧”，主要受西方分科体系的影响，以不同学科范式，重新研究作为旧经籍的《周易》。取消经学学科后，易学被划入哲学门类，故有以哲学研究易学者，诸如冯友兰、朱谦之、金景芳等；随着史学革命，“六经皆史料”更新经史关系，故有以史学研究易学者，诸如古史辨诸君、郭沫若、胡朴安等；近代以来，科学声誉日隆，易学因此用来比附科学，而有致力于科学易诸学者；随着考古学的建立，古文字学的发展，而有新释《周易》的诸研究，于省吾《易经新证》即在此列。

除由古文字学的方法，对新材料、新方法的使用外，《易经新证》中还有许多其他的近代学术新色彩。如受近代史学风气与经传分离说影响，于省吾对《易传》颇有质疑。例言之，其释蛊卦：“有子考即有子孝……《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是读考如字。余于《象传》，尤不尽信，此一征也。”（《新证》卷二，第102页）于省吾认为“考”为“孝”，而《象传》解释为“考”，因此对《象传》“尤不尽信”。再如晋初六“罔孚裕无咎”，于省吾释：“《象传》：’裕无咎，未受命也。’是读作’罔孚’句，’裕无咎’句。非是。应读作’罔孚裕’句，’无咎’句。”（《新证》卷三，第134页）对《象传》的句读提出了质疑。除《象传》外，于省吾对《说卦传》等也提出了质疑。如其云：“按《说卦》’乾为首’’震为足’’坎为下首’……实不尽然。《易》言首、言角、言顶，谓卦之上也；言趾、言足、言尾，谓卦之初也。非取义于八大象而为言也。”（《新证》卷一，第42页）认为“首”“足”“下首”等，是由爻位的上下而取的象，并非《说卦传》所云由八卦取象。除疑传外，于省吾还在易辞的考释中，使用出土材料，发现古史故事，这显然受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的影响。如于省吾考证“利用为依迁国”，其以“依”通假为“殷”，而认为这是周成王时的故事，是迁殷商的余裔为宋国，而封康叔在殷墟之地。（《新证》卷三，第147－148页）

于省吾易学研究中的这些新色彩、新材料、新方法、新结论，其目标是要恢复易辞的古义，剥离后世的错误、附会之义。在这个层面上，虽然其具体方法与结论有失误，但参考新材料、回到经文本身的研究理路，无疑是当代开出《周易》新注的必由之路。

于省吾“由本象明易辞”的象数理路，同样受近代崇尚逻辑理性学风之影响。按梁启超评价清人焦循的易学：“我对于里堂有些不满的，是嫌他太骛于旁象而忽略本象。’旁通’’相错’等是各卦各爻相互变化孳衍出来的义理，是第二步义理；本卦本爻各自有其义理，是第一步义理。里堂专讲第二步，把第一步几乎完全抛弃，未免喧宾夺主了。”“旁通”与“相错”，是焦循在汉易基础上自创的象数体例，与汉易“之正”“卦变”等相似，都是寻求本卦与其他卦之间的联系，是“旁象”而非“本象”。观一卦，重心不在此卦的“本象”，而孜孜索求“旁象”，与近代理性逻辑之立场，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故而梁氏批评焦循讲“第二步”之“旁象”，不讲“第一步”之“本象”，是“喧宾夺主”。于省吾对虞翻等象数易学的批评，与梁启超之于焦循的批评，显然是高度一致的。

民国易学“以新释旧”的理路，虽然整体是新易学的面貌，但以于省吾为例，亦可看到学术转型中的新旧激荡。在易学观上，于省吾先生深受经学传统的影响。如前文所述，虽然对传统象数易例有所批评，但对于“观象系辞”的作《易》认识、对于由象释辞的解《易》方法，于省吾彻彻底底地继承了汉代易学的观点。申言之，于省吾先生是有经学情怀的，他对新材料、新方法的使用，其目的不仅是要得出新结论、考释通顺卦爻辞，其更根本的是要贯通易象与易辞、揭示作《易》的本来面貌。而这正是象数易学千年未变的学术目标。有趣的是，于省吾由古文字字形、布局等比附论证了半象、大象与覆象的合法性，正可体现出其新旧交融的学术品格。于省吾发现，甲骨文、金文中，组成字形的各部首往往没有数量的限制，不管多少都是同一个字；这正与象数中半象、大象类似。同时，文字的书写也没有反正倒立的限制；这正与覆象的原理相同。（《新证》卷一，第18－27页）对甲骨文、金文材料的研究使用，是新学的视野；而所论证的半象、大象、覆象，则是旧学的范畴。

就于省吾先生“新证”的得失来说，上文已有论及，其结论能够得到出土易学资料支持的是少部分。由此原因，于省吾的易学研究在当今学界影响有限。然而，于省吾先生易学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具体字辞的训释，而在于其研究的范式价值。新学的手段、时代的风气，对“新”的关切是易学前进的动力；经学的情怀、传统的借鉴，对“旧”的关怀则是易学传承的根本。若缺少“新”的关切，则是与现实脱节、无时代影响的死学问；若缺少“旧”的关怀，则一定会成为无根无据、恣意妄言的假学问。实际上，自民国以来，这样的死学问与假学问都是存在的。质言之，有新有旧，有得有失。这是于省吾的易学，也正是其时代的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