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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每个时代的诗人和画家都有他们偏爱描绘的事物,以及他们特有的表现方式。同时,也存在一些绝不“入诗”“入画”的主题和手法。这种相互影响和补充,常常会催生出新的风格和流派。
这种相互影响和增减的结果,虽然各自有所变化,但在变化中又必然带有其固有的传统特征。这些特征也是“信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往往坚韧地表现出来,即使是在接受了他文化条件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让人辨认出其原有的文化身份。这种文化的独特性和连续性,正是诗书画共同“内核”的魅力所在。
综上所述,所谓的“核”,实质上是一个民族文化艺术上的综合“信号”,它由共同的工具、思想、方法和传统融合而成。这种“信号”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艺术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
诗与画,作为艺术的两种表现形式,可以视为同胞兄弟,它们有着共同的生命之源——生活。具体而言,它们都源于生活的环境、情感等因素,都追求美的表达和动人的力量。缺乏环境启发和情感激动的诗或画,往往显得空洞无物或枯燥乏味。而在创作过程中,如果没有对美的追求和动人效果的考量,作品也难以引起观者或读者的共鸣。
尽管并非每位画家都是诗人,每位诗人都是画家,但优秀的诗和画都能给予人们不同层次的审美享受。这种共同的艺术“内核”,虽然概念上可能显得抽象和笼统,但其原则是易于理解的。它强调了艺术创作与生活经验的紧密联系,以及艺术作品在情感和美学上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是跨文化和跨时代的,它连接着不同的艺术形式,使之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展现出深刻的人文精神和艺术魅力。
三诗书画共融共生的艺术大师产生途径
从具体作品来说,略有以下几个角度:
1、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两句名言,高度概括了诗歌与绘画之间的紧密联系
然而,这种概括似乎过于简化了诗画之间的关系。以王维的诗作为例,他的“画境”名句,如“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等,确实展现了情景交融的美感,但这些诗句仅仅是生动地描绘了景象,并未完全体现诗画交融的深度。
实际上,情景丰富的诗句并非王维所独有,其他诗人如李白、杜甫等也有许多作品能够媲美甚至超越。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天门中断楚江开”等诗句,杜甫的“吴楚东南坼”、“无边落木萧萧下”等,哪一句不是“诗中有画”呢?然而,由于王维擅长绘画,因此他的名言中还有“画中有诗”的部分,这使得他在诗画交融方面获得了特别的认可。
至于王维的画作,由于真迹已无一存,我们无法亲眼目睹其风采。史书上的赞美之词,如“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虽然高度评价了王维的绘画技巧,但也过于夸张,让人难以想象。从商周刻铸的器物花纹,到汉魏六朝、隋唐宋元,再到今天的中外名画,我们无法找到确切的证据来证明“天机”“造化”的具体程度。因此,王维的画作只能在我们心中保持着“诗一般的”极高标准的形象。
2、画面境界会因诗而丰富提高。绘画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一幅肖像画,如果不加以文字说明,不认识画中人物的人就无法知道画的是谁。同样,一幅风景画也无法直接传达画中的方向感,如东西南北等,这些都需要画面之外的补充信息来完善。然而,这些补充信息并不能直接加在画面上,即使是加上注释,通常也只能是一些人名、地名、花果名或故事名,而无法直接注明画中所要表达的情感。
实际上,画上的题辞甚至题诗,都在起着补充和明示的作用。例如,一幅描绘一人骑驴的画面,可以通过题辞如“出游”、“吟诗”、“访友”或“回家”等来引导观者的联想,从而丰富画面的意境。题诗更能够发挥这种功能,通过文字来传达画中所蕴含的情感和故事。然而,那些只是简单地将画中事物罗列成五言或七言韵文的“提货单”式题诗,并不属于这种能够提升画作意境的范畴。

以杜甫的《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为例,诗中开头写道:“沱水流中座,岷山到此堂”,这幅画虽然我们已无法看到,但可以推测画上未必注有“岷山”和“沱水”等字样。即使曾经有注字,也无法注明“流”和“到”这样的动态。退一步讲,水的流动可以通过水纹来表示,但山的“到达”又怎能通过画上两只脚来表现呢!这无疑是诗人赋予图画的内容,通过诗歌来引发观画人的情感,使得诗与画相得益彰。如今,即使原画已不复存在,但读这首诗时,画面仿佛就在眼前。甚至可以说,如果真的看到原画,也未必能比得上通过读诗所想象出的那样完美。
苏轼的《题虔州八境图》通过诗歌描绘了一幅充满情感的景象:“涛头寂寞打城还,章贡台前暮霭寒,倦客登临无限思,孤云落日是长安。”尽管宋代的画作能够表达出许多难以言喻的情景,诗中的涛头、城郭、章贡台、暮霭、孤云、落日等元素也都不难在画中呈现,但苏诗中所蕴含的那种深沉的情感,却是画作难以具体表达的。
另一首诗云:“朱楼深处日微明,皂盖归时酒半醒,薄暮渔樵人去尽,碧溪青嶂遶螺亭。”与前一首诗类似,诗中的景物在画中也不难一一描绘,但诗中的那种惆怅心情,即使是荆浩、关仝、李成、范宽这样的绘画大师也未必能够准确把握。这八境图我们知道是先有画后题诗的,显然是诗人通过诗歌赋予了图画以情感。然而,画师竟然能够通过他的图画启发诗人产生这些感情,画师也应获得一定的赞誉。更公正地说,画的作用并非仅仅是为了题诗而存在的一张花笺,能够激发诗人创作出如此美妙诗歌的那幅画,必然有着不同寻常的艺术魅力。
3、诗画可以互相阐发
以一幅南宋时期的纨扇画为例,画中描绘了一艘大船停泊在河边,岸上有一带城墙,天空中挂着一轮明月。船身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一,显得相当充实。纨扇的另一面是南宋后期某位皇帝的题字,笔迹与理宗相似,题写着两句诗:“泬寥明月夜,淡泊早秋天”,作者是谁不得而知。同样,我们也不清楚是先有题字后补的图,还是为图题的字。
这幅画的特点在于,尽管诗意表达的是冷落和寂寞,但画面上却是景物稠密的。其妙处在于,画家运用了这样稠密的景物,却能够将“泬寥”“明月夜”和“淡泊”“早秋天”的难以描绘的内容完美地传达给观者。这幅画足以使任何观者都不得不承认,它成功地描绘了以上四项内容,而且没有任何差错。如果先有题字,那么画家善于传达诗意,这一定是一位深通诗意的画家;如果先有画,那么题者善于捕捉画中的气氛,并用语言将其加工成诗句。如果诗句非写者所作,那么是一位善于选句的书家。总之,无论是诗中的情感被画家领悟,还是画家的情感被题者领悟,这都是“相得益彰”的又一典范。
实际上,所见宋人画,尤其是许多纨扇小品,一旦映入眼帘,就会引发观者产生某些情感。有人形容美女常说“一双能说话的眼睛”,我想借此来形容好画,它们就是一幅幅“能说话的景物,能吟诗的画图”。
可以设想,在明清时期画家高手中,如唐六如、仇十洲、王石谷、恽南田等人,如果他们画泬寥淡泊之景,也必然会采用疏林黄叶、细雨轻烟的处理手法。更特殊的是,那幅画大船纨扇的画家,身处“马一角”的时代,却不落入“一角”的套路,这怎能不算是豪杰之士呢!
4、诗画结合的变体奇迹。
元代时期,文人画成为主流,其创作方法从画帧上贴绢立着画转变为案头上铺纸坐着画。无论是描绘山林丘壑还是枯木竹石,元代画家们首先考虑的不是物象的真实性,而是点画是否舒适,即他们的志向在于笔墨而非物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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