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读《山外集——孙少颖邮文选辑》一书
李厚禄
图1
1979年8月至1985年6月，孙少颖先生在邮票发行局担任设计室主任。这期间正是我国集邮界所称的新中国邮票选题、设计、印制的第二个高峰期，发行了诸多经典的邮票，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孙先生所著《山外集——孙少颖邮文选辑》（图1、以下简称《山外集》）一书记载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今后的邮票发行工作仍有现实意义。笔者列举数例，以期引起有关部门、人士的重视，特别建议邮票发行部门领导能够读读《山外集》一书。
特约社会美术家参与邮票设计
特约社会美术家设计邮票图稿是中国邮政设计邮票的一种模式，由于强强联合造就了诸多邮票精品。《山外集》记录了特约社会美术家设计邮票图稿的若干事例。
图2
图3
1979年11月份，孙少颖与邓连普一起去著名画家王叔晖家，请她设计《西厢记》邮票（图2），一起拟定了题目，整整一年按时完成了图稿。1979年底，邮票设计师潘可明去上海特约著名画家刘旦宅绘制《红楼梦》邮票，经研究提出先出“金陵十二钗”的建议，邮票发行局同意先出第一组：“金陵十二钗”，1980年10月《红楼梦——金陵十二钗》邮票图稿（图3）设计完成。
图4
1980年1月25日，孙少颖与陈晓聪登门造访著名的工笔花鸟画家俞致贞，请她设计《荷花》邮票（图4），提出的要求是：“不是画抽象、写意的荷花，而要选用名贵品种，加以真实而艺术的工笔描绘，使人能从邮票上欣赏到各种荷花的天然秀色。”当年4月10日，从俞致贞家取回四幅荷花图稿。
图5
图6
1983年春夏之交，孙少颖专程去上海著名画家戴敦邦家，商议请他绘制《牡丹亭》邮票（图5）事宜，确定了邮票描绘的内容，大约半年后完成了6幅邮票图稿。《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邮票（图6）中的“梅花”是特约广东著名美术家关山月绘制，孙少颖利用关先生来北京的机会拜访了他，关山月愉快地答应画一幅老干红梅；另一图“扶桑”是特约中央美术学院萧淑芳教授绘制。
孙先生特别指出：“’特约设计’与’原画作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不能混淆。’原画’，是指艺术家原来创作的、与邮票没有关系的现成的艺术品。如纪71第五组邮票，采用的’开国大典’图，董希文是’原画作者’，但不能说特约董希文设计了邮票。’特约设计’，则是根据邮票的设计要求，按照邮票特点，专门设计绘制的邮票图稿。”1991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首次将“特约设计者”从“原画作者”中分出，但2007年版邮票目录又将“特约设计者”并入“原画作者”之中，看来有必要在邮票目录中恢复标注特约设计者。
邮票设计要“意在笔先”
邮票设计并非就是画画好了，邮票自然就好。而是要有好的选题，还要“意在笔先”——即要有好的设计意图，最后要有好的绘制以体现设计意图。他以J.68《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邮票的设计为例予以说明。辛亥革命的纪念邮票已经发行过，此次必须有新思路：“第一，辛亥革命不仅是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还包括革命党人发动的多次起义。特别是同盟会直接组织的1911年4月24日的广州起义，这是武昌起义的前奏。第二，要体现孙中山的领导作用。第三，辛亥革命的直接成果是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并建立了中华民国。”
图7
为此，这套邮票的设计者李印清，以广州起义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武昌起义的湖北军政府旧址，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肖像，分别绘制了3枚邮票（图7），从深层次上表现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出色地实现了这套邮票的设计意图。
系列邮票发行有过深刻的教训
孙先生以《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为例说明：“《红楼梦》邮票的标题，当时所以副缀’金陵十二钗’五字，是标明它仅是第一组，不是《红楼梦》全部，将来还要发行第二、第三组续篇。”当年孙先生已有对发行“红楼梦”系列邮票的想法：第二组考虑是《红楼梦——智海情天》，《红楼梦》著作“既是爱情的渊薮，又是智慧的海洋”，至少需设8-12枚；第三组考虑是《红楼梦——烈性柔情》，晴雯、司棋、鸳鸯、紫鹃等使唤丫头，都有生动感人的故事，也可设8-10枚邮票；第四组考虑是《红楼梦——园林大观》，大观园是中国园林理念最全面的体现，至少也得8-10枚邮票。
后来“红楼梦”系列邮票夭折了，孙先生道出了因由：“我对《红楼梦》续篇的内容，当年本来也有个筹划、思考。但未形成文字，也未定出选题和发行续篇的时间表。随着宋兴民局长离休、我的工作变动，也就没有了下文，没有变成现实。”这反映出我国系列邮票发行计划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我国某些系列邮票的发行情况看，这样的问题绝非个例，邮票发行部门应该切实做好系列邮票的发行计划工作。
重视邮票命名
《山外集》一书中多次谈及邮票票名存在的问题，虽然大都不是孙先生主持工作时出现的，但正如他所言：“今天畅谈一下这个话题，可能有益于今后。”以下列举《山外集》一书中的几篇文章所谈及邮票票名的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殷代铜器〉邮票与青铜时代》一文称：“商朝，从商汤到帝辛（纣），共传30代王，历时600载（前16世纪——前1046）。其第2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00年迁都于殷后，商也称殷。但从历史时代叙述，仍统称商代，或商朝……殷，只代表商代的后期。特63《殷代铜器》邮票，虽然所选的8种青铜器均为商代后期的出土文物，图案上的年代标注也是对的，但邮票的总标题仍应称为《商代青铜器》为宜。”
《玉兰变木兰，名花误因缘》一文称：“T.111这套邮票的票题《珍稀濒危木兰科植物》，题不像题。珍稀、濒危、木兰科、植物，这一长串名词，仅是它的珍贵程度、科属、性质，而非植物的具体名称，用字不少，仍不知它的尊姓大名。”
《票题简洁的动植物邮票》一文称：“其间只有《云南山茶花》与《中国兰花》两套邮票的票题，花名前又加了一层地域定语。可能是为了强调该品种的地域特色，也可能担心与其他品类混淆。其实这是不必要的。任何一种动植物，都有其不同的科属，不同的生长、分布地域。邮票票题上要加这些说明词，加不胜加。动物、植物邮票图案上有了拉丁文学名以后，就更没有问题了。”
图8
而且《云南山茶花》邮票中的“金茶花”（图8）就不属于云南特产山茶花；“票题加上’云南’，远不如不加’云南’更有代表性，更使山茶花各个产地有亲切感，在国际上也会感到这是中国的名花”；“把’兰花’邮票定名为《中国兰花》，更欠考虑。”
《票名繁琐的文学名著邮票》一文称：“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不正常的年代，说话、写文章，总得’最、最、最’，似乎不这样就难以表现其虔诚，因而在邮票标题上也出现了’文2’《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特长标题……这一现象，一直影响到1977年的’J13’、’J19’、’J21’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纪念邮票，也都是一二十个字的长标题，唯恐不这样命名，就贬损了这些领袖人物。”
在谈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第×组）这类邮票时，称：“小说名称前边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实际是一长串说明文字，说明它是’中国’的，而非外国的；说明它是’古典’的，而非现代的；说明它是’文学’著作，而非其他类别的著作；说明它是’名著’，而非一般作品。书名号、破折号、再加小括号，一个邮票名称，用这么多层次，这么多文字，有必要吗？”
《诞生、诞辰与生卒年》一文称：“新中国的人物纪念邮票的命名，基本都用的’诞生’，用’诞辰’的只有3套，而且用法都不规范。即1979年J36《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1980年J57《弗·伊·列宁诞辰一百一十周年》，1981年J67《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孙先生明确指出：“称’诞辰多少年’就与文法不合”；“用’诞生’，是请教过语言文学专家、请示主管机关、经反复研究之后定下来的，因而这种用词是极其规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