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在当前中国收藏界尚属小宗，这是源于篆刻这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艺术瑰宝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画院进行职称评审，作为该院唯一的篆刻家、素有“中国元朱文篆刻第一人”之美誉的陈巨来被评为“技师”，相比众多书画专业的“画师”职称，低了一大级。这反映出篆刻这个与“诗书画印”并列的文化艺术，长期被排列在艺术工匠的位置上而受到冷遇。近20余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局面已逐渐改观，篆刻艺术被越来越多的青年一代所喜爱，印章收藏的兴旺局面已经开启。
中国印章的使用始于3000多年前的商代，前后经历了两个兴盛阶段。印章即篆刻发展的第一个兴盛期或者说第一个阶段始于战国，兴于秦汉而衰于魏晋；第二个阶段始于元朝，兴于明清，继于民国而直至当下，期间虽有高低起伏，却历久不衰且连绵不断。在印章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印章的刻制受限于青铜、金银、象牙、犀角等难以雕刻的印材，均是先由文人写好印稿再由工匠加工制作而成，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就是“传国玉玺”。
中国印章发展第二个兴盛阶段的出现，得益于印石在印章刻治中的广泛应用。由于印石的硬度适中，使普通文人用金属刻刀能直接在印石上刻出印文和边款，简化了原先文人定稿工匠制印的程序，出现了一大批崭新的治印人，开创了“文人治印”全新局面。明朝甘晹著《印章集说》记载，石材应用最早始于唐宋，“石质，古不以为印，唐宋私印始用之”；宋朝杜绾著《云林石谱》文中有“石或雕刻印记”字样。相传，元朝王冕是中国第一位用印石刻治印章的文人，直至明初出现以文彭为代表的文人治印群体。这批文人的文字功底厚实，书画造诣精深，能根据不同石材特性，创造出各种刻治刀法，突破秦汉印文束缚，开拓出许多新的篆刻理念；明清两朝，许多印刻流派相继涌现，众多印社此起彼伏，普通名字印章和各种闲章在日常生活和书画艺术上的广泛应用，使留存在社会上的印章数量大幅增加，印章这一综合了众多中华文化艺术的独特载体日益得到人们的青睐和喜爱，由此带动了印章收藏市场的发展。
收藏印章有两个首选要素，一是印章的载体印石即材质，二是印章的艺术性，包括印文的内容文采、篆刻的水平等。前者由材质的稀缺性、珍贵性决定，后者则涵盖了印章刻制工艺和治印者、使用者是否为名家名人，以及时人的审美取向等因素，即由印章的文化属性所决定。
在印章发展的第一阶段，印材有金、银、铜、铁、竹、木、牛角、象牙、兽骨、水晶、玉石、陶瓷等许多品种，但总因材质或过于名贵稀缺，或镌刻工艺困难，或美观性、适用性不足等因素而差强人意。印石的出现几乎弥补了之前印材的众多缺憾，从而迅速地改变了印材多样的局面，印石无可争议地成为印材中一家独大的主流，自元朝起至今没有变化。
印石材质的名贵与珍稀往往是印章收藏者最看重的，所以追逐名石成为中国印章界的风尚。我国的印石产地分布多处，有文献记载宋朝时石州（今山西离石县）、辰州（今湖南沅陵）、光州（今河南潢州）等地均产有印石；江苏南京、吉林丹东等处也多有矿源。所有印石都是因地得名，产于某某地，便得名某某石，因而我国印石品种繁多。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和巴林石，这四种印石的色彩绚丽沉稳、质地纯净温润、雕琢性能优异，被称为当今“四大名石”。
如果说印章的材质属于“硬件”的话，那么印章的艺术性则属于“软件”，二者共同构成印章的整体价值，而后者更起着关键性作用。材质再好，如果不施工，也只是一块美石。经过工匠和艺术家的造型施工、布局镌刻，一方印石便有了特殊的属性，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治印之人若为名家名人，镌刻的印文、边款见功见力，再有文采，这方印便会价值倍增，成为爱印之人追逐的宝物。
印章按其外形，可分为“素章”“钮章”和“随形章”三种。素章多为方形，四边空白，偶有薄意浅浮雕图饰；随形章多为矿石原形，仅磨平一面作为印面，其余不作加工；钮章则是印石上端雕刻有印钮，是石雕艺术在印章上的一种展示，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印章制钮，原是为置孔系绳，便于随身携带，后拓展为增美之用，尤其是采用石印以后，制钮还可以规避名石上的瑕疵。渐渐地，印钮最初系绳的功能淡出，美饰的作用日益突显并成就了明清以降的一代代制钮名师。名家制钮反过来又提升了名石印章的地位，如清康熙时期出现的雕钮大师杨璇（玉璇）、周彬（尚均），他们制钮技艺精湛，冠绝一时，其作品常为宫廷收藏，为皇家贵胄争相追逐。正是有了以杨璇、周彬为代表的一批印钮雕刻大师，使印钮艺术在印章收藏中的地位大幅上升，成为组成印章价值链中重要一环。
印文和边款无疑是人们识读印章的第一要素。印文和边款作为文字资料，往往会留下持印人或治印者某些清晰的信息，有的边款甚至能提供治印的缘由和时间。抛开帝王的玺印不说，自文人治印以来，印文便成为文人士大夫彰显个性、展示文采、明示身份地位、暗喻心情境况的窗口。印文内容最多的是姓名、字号、雅称章，让人一目了然。前些年南昌发掘海昏侯墓，出土了一枚刻有“刘贺”二字的印章，使该墓的墓主大白于天下。有的印文表明了持印人的身份地位、官职或履职经历，如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仕途一帆风顺，他中年时刚得到“知制诰”一职，又获封皇长子日讲官，颇有身份，于是，他请人将“知制诰日讲官”刻于一印，时常钤于书画作品；后来，董其昌获封礼部侍郎，于是刻“宗伯学士”印；不久，他又获封南京礼部尚书，得“大宗伯”衔，再刻“大宗伯”印。
还有一种闲章，印文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文人们可以在此张扬个性，标榜喜好，宣示心情，也可以借此自讽自嘲自娱。清代海上画派先驱赵之谦是书画家兼篆刻家，其为生计曾收钱作画。据传，一次他收了一位财主的钱为其画画，画好后却有些心情不爽，于是找出一方闲章钤于画上，印文是“老子不高兴”。买家见了心中不喜，希望能换一方印，赵之谦痛快地换了一方印钤上，印文四个字：“老子高兴”。吴昌硕被称为诗、书、画、印“四绝”，可谓是能写善刻。他曾一度想走仕途，花钱捐了个官——安东县县令，但仅干了一个月，便觉得自己非此道中人，于是挂冠而去。但他又对这段经历耿耿于怀，便刻下“壹月安东令”印一方，以排遣心绪。
文化名人以印抒怀、以印叙事的情形不胜枚举，正是这些丰富的文化信息使印章的历史文化价值大幅提升，使印章收藏变得趣味盎然。同时，这些信息也是今人赏玩印章，乃至辨识其真伪的重要依据。一般来说，大凡一个篆刻家一生刻印可长达数十年，治印数可成千上万，由于从初学到成熟时间漫长，治印风格必定在不断变化之中，譬如近代著名的篆刻大家吴昌硕、齐白石，他们早期都以学浙派起步，后吴昌硕见到齐鲁封泥以及汉魏六朝砖瓦文字，风格为之一变，创出一种圆干钝刀驰驱信手的吴派篆刻；齐白石的治印也曾受到吴派篆刻影响，一直到68岁时才真正变法成为自己独特的单刀直切、不加修饰、别具天趣的写意刻法。这些篆刻大家一生刻印极多，而出版面世的印谱屈指可数。陈巨来自称刻印三万，印谱不足三分之一；钱君匋刻印二万，印谱更稀。这些都是印刻鉴定的难点所在。笔者曾向高式熊先生请教，他认为篆刻的相关因素很多，除去不同年龄的印风会不同，即使同一时期也会因印石的不同、刻刀的锐钝、治印的环境、刻者的心情等因素致作品的差异。他说：“我少年时就有机会识读各种印谱，认真读过多达千部，今人无出我右者。即便如此，我也有鉴别失误的时候。”印章识读真伪之难，可见一斑。然而，印章的收藏与赏玩，不正是乐在其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