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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献之书法的特色与地位，自古以来诸多方家多有品评，且常常将其置于与父亲王羲之书法的对比情境中探讨。
从艺术风格角度讨论的不乏其人，如虞龢便认为二王存在质、妍之别。也有综合技巧特征与艺术风格进行立论的，像袁裒在《评书》中所言：“右军用笔内擫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廓，故散朗而多姿。”
《台北藏本宋拓晋唐小楷册》中存世最早的拓本王献之小楷洛神赋笔法洒落，远在玉版十三行之上，《晋王献之保母帖全卷》中的小楷更接近王羲之的平淡风格。。
在众多论述里，唐人张怀瓘的品评显得尤为细致。他针对各种字体对二王书法分别做出评判，还深入阐发了二者各自的审美特征。张怀瓘对王献之的行草书格外推崇，他在《书议》中提到：“子敬才高识远，真、草之外，更开一门。”
倘若这一结论成立，那么王献之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 “更开一门” 呢？这便需要结合相关文献与作品展开深入分析。
一、从张怀瓘的二王优劣论谈起
1.“行、草之间”或“行、草杂糅”——王献之的优胜之处
在张怀瓘的诸多著述里，有不少地方都涉及对二王书法的评价与比较。他的品评方式有 “总” 有 “分”，“分” 指的是针对各种字体分别进行品评，“总” 则是基于各体品评基础之上所做出的宏观判断。
从总体上看，张怀瓘对王羲之尊崇有加，相比之下，王献之则稍显逊色。例如在《书议》中，张怀瓘列举了 “名迹俱显” 的十九人，随后着重称扬王羲之，赞誉其 “惟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风神盖代”，显然将王羲之视为集大成者。《书断》在评价王献之时提到 “及论诸体，多劣于右军。总而言之，季孟差耳”，尽管二王皆达到了穷微入圣的境界，但王献之终究还是略输王羲之一筹。
若分别而论，王羲之在多种字体上胜过王献之，不过在个别字体方面，王献之则更胜一筹。
就楷书而言，《书断》将神品列为三人，依次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书议》列出七人，王羲之位居第一，王献之位列第四。王献之的楷书为何会稍逊于王羲之呢？《书断》给出了解释：“（王献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如大字则尤直而少态，岂可同年。”
也就是说，王献之的小字楷书水平与王羲之不相上下，但大字楷书相对就显得比较逊色。
对于行书，《书断》将神品列为四人，先后为王羲之、钟繇、王献之、张芝；《书议》列出九人，王羲之排名第一，王献之位居第二。《王献之摹本墨迹绢联卷》收录王献之摹本的确很精妙。
在章草方面，《书断》将神品列为八人，王羲之排在第六，王献之排在第七；《书议》列出八人，王羲之位居第五，王献之位列第七。
至于八分书，《书断》把王羲之归入妙品，王献之则被列入能品。
上述各种字体，王羲之的表现均优于王献之，但也存在以下两个例外情况。
其一，关于草书，张怀瓘早期认为王羲之胜过王献之，然而后期却认为王献之更胜一筹。
张怀瓘的传世论著创作时间跨度较大，其前后期观点难免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对王羲之草书的判断，先后差异较大。《书断》（起草于 724 年，定稿于 727 年）列出神品二十五人，其中草书领域的三人依次为张芝、王羲之、王献之。按照张怀瓘 “每一书之中，优劣为次”（《书断》）的说法，显然此时他认为王羲之的草书要强于王献之。而在《书议》（作于 758 年）中列出草书家八人，王献之排名第三，王羲之竟排在最后。
张怀瓘对此解释道：“人之材能，各有长短。诸子于草，各有性识，精魄超然，神采射人。逸少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是以劣于诸子。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书议》）意思是王羲之的长处在于楷书和行书，而非草书。王羲之的草书之所以比不上张芝、嵇康、王献之等人，是因为其草书虽 “圆丰妍美”，却缺少 “神气”，这恰好印证了张怀瓘所标举的 “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书议》）的品评标准。
其二，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张怀瓘始终觉得王献之的行草书是优于王羲之的。
《书断》中提到：“唯行、草之间，逸气过也。”
《六体书论》称：“不真不草，是曰行书。…… 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姿神纵，无以寄辞。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当也，宏逸遒健，过于家尊。可谓子敬为孟，逸少为仲，元常为季。”
《书估》亦云：“如小王书所贵合作者，若藳、行之间有与合者，则逸气盖世，千古独立，家尊才可为其子弟尔。”
《书断》所说的 “行、草之间” 与《书估》所说的 “藳、行之间” 意思相同。藳书，在历史上有不同的理解，而在张怀瓘这里，藳书就是草书，所谓 “藳亦草也”。在他看来，草书得名是因为源于起草，而起草的那个本子就是藳（如今人们也有 “草稿” 的说法），“草” 和 “藳” 本质并无区别，只是分别强调起草的行为和起草的结果而已。
所以在张怀瓘的论述中，“草书” 和 “藳书” 只是同一种字体的不同称呼。（见《书断上》关于草书的讨论）“行、草之间”（或 “藳、行之间”）正是王献之书法的优势所在，这种书写形式在《六体书论》中也被描述为 “行、草杂糅”。
2.“行、草之间”的审美特征
“行、草之间” 或者 “行、草杂糅”，堪称王献之超越其父王羲之的关键所在，这也是他有意识探索的成果。《书断》《书估》以及《书议》都记录了王献之少年时期与父亲的一段对话，三处记载大体相似：
《书断》载：“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
《书估》记：“子敬年十五六时，常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藳、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逸少笑而不答。”
《书议》述：“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藳、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
在王献之的构想中，草、行之间的优势体现于 “宏逸”，以及兼具 “伪略” 与 “草纵” 的特点。
关于 “宏逸”，或许存在两种解释。其一为并列结构，意即宏大且超逸。张怀瓘在《六体书论》“行书” 条中评价王献之 “宏逸遒健，过于家尊”，便是此用法。
前人的辞例，如晋葛洪《抱朴子・辞义》中所言：“夫文章之体，尤难详赏…… 其英异宏逸者，则网罗乎玄黄之表；其拘束龌龊者，则羁紲于笼罩之内。” 其二为动宾结构，有发扬逸气之意。张怀瓘《书断》“行书” 条后附王珉《行书状》，其中 “伟字挺特，奇书秀出。扬波骋艺，馀妍宏逸。虎踞凤跱，龙伸蠖屈” 一句，从遣词对仗来看，可知 “宏逸” 为动宾结构。这两种用法皆说得通，且都在张怀瓘关于行书的论述或引述中出现过，因此暂不做抉择，存疑待考。
所谓 “伪略”，即变化且简易。其中 “伪” 通 “譌”。《书断》对行书的解释为：“案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譌。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譌” 如今写作 “讹”，有变化之意。称行书是 “正书之小譌”，意味着行书相较于楷书有所变化。而 “伪略” 中的 “略”，与引文中 “务从简易” 相对应。由此可见，“伪略” 涵盖了变化（“正书之小譌”）与简易（“务从简易”）这两种行书所具备的特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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