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凉州古城
一、引言：从一枚竹简说起
在甘肃武威古浪县的汉代烽燧遗址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封用粟特文写的残破竹简（敦煌汉简 EPF22:43，西汉），上面写着 ‘使者、贵人、从者度四百人’。这短短几个字，道出了两千多年前凉州（今武威）的真实景象 —— 不是胡汉对立，而是不同族群一起耕种生活。作为河西走廊的 ‘丝路咽喉’，祁连山的雪水滋养出的绿洲，让这里成了中原与西域的交汇点，从汉武帝设郡到明清，一波又一波移民在这里扎根、融合，留下了遍地可见的遗迹。
二、汉代至魏晋：移民打下凉州的文化底色
悬泉置“贰师悬泉
西汉武帝击败匈奴设武威、张掖等四郡后，迁关东贫民、罪犯等推行 “移民守边”，其带来的农耕技术将河西走廊从 “地广人稀” 变为富庶之地，敦煌悬泉置汉简记载的西域使团接待情况印证其丝路枢纽地位，张掖山丹汉代屯田遗址的铁犁、石磨残片亦是明证。西晋永嘉之乱后，河西成为中原士族避难所，凉州刺史张轨设武兴郡安置流民，河东裴氏等大家族带来儒学传统；敦煌遗书反映当时汉与少数民族通婚普遍，前凉政权融合中原制度与边疆特色的特点，也与陈寅恪 “秦凉诸州，五百年间绵延一脉” 的论断及相关遗址相契合。
敦煌遗书(部分)
439 年北魏灭北凉后，将三万多户河西豪族迁到平城。僧人昙曜率凉州僧匠开凿云冈石窟，其 16-20 窟主佛 “帝王与佛陀形象融合” 的特色及穹窿顶结构，与武威天梯山石窟高度一致，体现艺术传承。2021 年发现的北魏太和元年贾宝墓，其长斜坡墓道、方形单室形制及出土的木质武士俑等，也留下了河西移民丧葬习俗的印记。
三、隋唐：胡汉共居的 ‘繁华顶点’
隋唐时期，凉州既有粟特商人的聚居融合，也因驻军屯田呈现繁荣景象。彼时大量粟特人从中亚迁来定居，《新唐书》载 “大城之中有小城，小城有七，胡居其五”，敦煌 “从化乡” 便有 1400 多名胡人；他们经商之余与汉人通婚，唐诗 “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 即写照，武威文庙藏唐代《康阿达墓志铭》记其家族迁凉及仕唐经历。
这是吐谷浑王族墓出土的一套金银餐饮器具
2019 年发掘的 “吐谷浑王族墓” 中金银器、波斯玻璃器皿，印证了粟特商队的贸易网络。唐朝设河西节度使，驻守 7.3 万士兵、19.4 万匹战马，岑参诗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绘出军民共处的热闹；张掖肃南县唐代屯田遗迹尚存灌溉渠与粮仓痕迹，莫高窟第 158 窟《胡商遇盗图》壁画，则生动再现了粟特商队与汉人交易的场景。
四、宋元：民族政权下的 ‘新融合’
固原史姓粟特人墓葬墓道东壁执笏侍从图
隋唐时期，凉州既有粟特商人的聚居融合，也因驻军屯田呈现繁荣景象。彼时大量粟特人从中亚迁来定居，《新唐书》载 “大城之中有小城，小城有七，胡居其五”，敦煌 “从化乡” 便有 1400 多名胡人；他们经商之余与汉人通婚，唐诗 “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 即写照。
这是河西地区出土的有关粟特裔康氏唯一的一方墓志铭
武威文庙藏唐代《康阿达墓志铭》记其家族迁凉及仕唐经历，2019 年发掘的 “吐谷浑王族墓” 中金银器、波斯玻璃器皿，印证了粟特商队的贸易网络。唐朝设河西节度使，驻守 7.3 万士兵、19.4 万匹战马，岑参诗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绘出军民共处的热闹；张掖肃南县唐代屯田遗迹尚存灌溉渠与粮仓痕迹，莫高窟第 158 窟《胡商遇盗图》壁画，则生动再现了粟特商队与汉人交易的场景。
五、明清：从 ‘守边’ 到 ‘迁徙’ 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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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朝：洪洞大槐树来的 ‘凉州人’
为了充实边防，明朝从山西洪洞县迁了一批百姓到甘肃。这些移民在武威建起了 ‘发放镇’ ‘安置村’，至今当地还流传着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 的民谣。
明朝屯田图
武威凉州区 ‘发放镇’ 遗址里，有洪武年间的移民碑刻，记着山西移民的姓氏和迁入时间；武威市档案馆藏的《丁氏家谱》（明代）记载，丁家人从明初迁到凉州后，世代当百户，印证了当时军事移民的组织方式。
2. 清朝：屯田与外流的 ‘人口流动’
雍正年间，凉州屯田达到顶峰，但后来不少人迁去新疆，导致土地荒芜。《镇番遗事历鉴》（清代）记着，乾隆年间镇番县（今民勤）迁到新疆的人超过 5500，到光绪时，当地人口比咸丰时少了近三分之一。
民勤县红崖山水库周边的清代屯田遗迹里，出土过 ‘每丁授田三十亩’ 的军屯碑刻；武威市档案馆藏的《李万禄家谱》（清代）显示，民勤的移民多来自陕西、山西等地，不是单一来源。
六、清末民国：动荡岁月里的迁徙新篇
1910年的凉州城主街道
1. 清末的 ‘西出阳关’ 潮
武威凉州区出土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移民安置碑》记载，官府为移民 ‘每户授田百亩，给籽种三石’。这些移民带去了凉州的 ‘砂田’ 种植技术，在新疆玛纳斯一带种出了高产的粮食。如今玛纳斯县的 ‘凉州户镇’，就是当年移民聚居形成的村落，镇上老民居的土坯墙建造技艺，和武威农村的传统手法一模一样。
2. 民国商路上的 ‘流动群落’
1920 年代，兰新公路开始修建，大量河北、山东的筑路工人流落凉州。武威老城区保存的 ‘晋兴源’ 商号旧址（1927 年），就是山西商人与本地回民马德昌合伙开设的，主营皮毛和布匹。商号账本上记录着 ‘津帮’（天津商人）、’秦帮’（陕西商人）与本地商户的交易，最多时有二十多个省份的商人在此落脚。
凉州城里的山西商人(拍摄大约在1910年—1911年之间)
1936 年兰新铁路武威段动工后，河南、安徽的灾民沿着铁路线来到凉州。民勤县档案馆藏的《赵氏族谱》（1948 年）记载，赵氏族人从河南逃荒到凉州后，在火车站附近搭建 ‘窝棚村’，靠给铁路工人缝补、卖吃食为生。如今武威火车站旁的 ‘河南巷’，老住户还能说出祖辈 ‘扒火车西逃’ 的往事。
翻开凉州的移民史，其实就是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融合史。汉简、石窟、墓碑、家谱、壁画…… 遍布武威的遗迹都在说同一个故事：从西汉关东移民带来的耕犁，到魏晋士族传下的儒学；从隋唐粟特商人的玻璃器，到西夏双语的《杂字》；从明清洪洞移民的民谣，到民国铁路边的 ‘窝棚村’—— 凉州从来不是单一文化的 ‘孤岛’，而是各族群大融和的千年古城。这些移民的脚步，最终都化作了这座古城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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