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登基不看好雍正宗族制，掌权即废族长制。至乾隆二十二年，多年治国后他深切反思，自责“深亏皇考”，方悟父法精妙。若雍正泉下有知，定百感交集。此后乾隆恢复此法纳入祖制，直至清末。
公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北京紫禁城乾清宫中，龙纹香炉青烟袅袅，悠悠飘散，似在低吟着往昔岁月的沧桑变迁。彼时，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刚结束第二次南巡，此刻正端坐案前，目光紧紧凝视着《大清律例》里关于宗族制度的条文，眉头紧蹙，眼神中满是沉思与忧虑。这位25岁登基、已执掌大清江山二十二载的帝王，此刻正站在一个关乎皇权根基稳固与否的关键抉择关口。
将时光的指针回拨至1736年乾隆元年春，乾清宫早朝。乾隆端坐在龙椅之上，下方群臣议论纷纷。大学士鄂尔泰出列，言辞恳切：“先帝所创宗族制，令地方宗族可自行惩治不法之徒，实乃维稳良策。”可乾隆却猛然拍案，目光如炬：“此制易致宗族擅权！着即废除族长制。”这一决定，犹如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朝廷内外激起了千层浪。乾隆初登大宝，意气风发，试图以废除宗族制来彰显皇权的绝对权威，防止宗族势力坐大威胁中央集权。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秋，圆明园勤政殿。乾隆翻阅着各地呈上的奏折，其中诸多宗族纠纷卷宗显示，自废除族长制后，宗族事务全归官府处理，可衙门人力有限，根本无法应对如此繁杂的事务。更棘手的是民间械斗频发，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当乾隆看到江苏巡抚庄有恭上疏建议加强宗族管理、严惩子孙盗卖族田行为时，如遭重击，手中朱笔“啪”地折断，仿佛是对自己过往决策的懊悔。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明，太和殿祭祖大典。乾隆跪在雍正帝灵位前，三叩九拜后起身，声音哽咽：“皇考在上，儿臣深亏皇考！当年废除宗族制，实乃短视之举……”殿外春风拂过，檐角铜铃轻响，似在回应这迟来的忏悔。这一刻，乾隆下定决心，要恢复并改良宗族制。这一刻，乾隆满心懊悔自责，深知过往决策失误致国家治理难题丛生。宗族是地方社会重要力量，合理利用或可维护稳定、巩固皇权。深思熟虑后，他决心恢复改良宗族制，弥补过错、探寻新治路。
此后，乾隆皇帝开展了一项宗族制度的实践活动，发展出适应现实条件的宗正制。在收回“家法处死”司法权的基础上，清律新增条例，规定盗卖祖遗祀产15亩以上者需受重罚，从法律层面保障族长对族产的管理权。这一改革方案，既保留了宗族的部分权力，使其能够继续维护地方秩序，又将宗族权力纳入国家控制体系，防止其过度膨胀。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正月，江南水乡。第三次下江南的乾隆站在石桥上，望着河中往来的商船。身旁老农感叹：“自从族长回来，地痞不敢乱收保护费了，但也不像从前那样欺压我们小户了。”乾隆微笑不语，心中却想起军机处呈上的奏折：自新政实施，宗族纠纷减少四成，地方治安明显好转。这一改革成效，让乾隆深感欣慰。
1796年嘉庆元年正月，养心殿夜谈。白发苍苍的乾隆对跪地的皇儿颙琰（后来的嘉庆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最是要紧。你皇祖父用强，你皇阿玛用废，到朕这里……”他轻抚案头《大清会典》，“是取其平衡。”窗外雪花纷飞，映得龙纹窗棂愈发清晰。这番话，不仅是乾隆对自己一生治理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后世子孙的谆谆教诲。
1799年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八十九岁的乾隆在乾清宫驾崩。弥留之际，他手中拿着钟爱的田黄三联玺，恍惚看见雍正帝的幻影站在床前，嘴角带着一丝欣慰的微笑。殿外，新帝嘉庆的哭声与北风呼啸交织。而大清的宗族制度，已在这位“十全老人”的调整下，继续运转了百余年，成为清朝基层治理的重要支柱。
乾隆二十二年的宗法改革，是清代宗族制度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它以一种“外儒内法”的治理智慧，巧妙地平衡了皇权与宗族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清朝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下，宗法制与保甲制有机结合，共同构建起一套具有清代特色的基层管理体系。这一体系对地方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如面对太平天国运动等重大挑战时，湖南地区依托宗族力量迅速组建并壮大了湘军。湘军的崛起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地方宗族力量为其提供了人员招募、物资筹集等方面的重要支持，为清朝统治的延续提供了保障，其影响力持续至清末。
本文是《雍正保甲制与宗法制》系列第八集，也是收官之作。如今，故宫博物院里，游客驻足观看镇馆之宝——自乾隆起经历代清帝珍藏的乾隆帝田黄三联玺印。玻璃展柜反射着灯光，仿佛将人们带回那个权力与智慧交织的辉煌年代，让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的深邃与伟大。而这段历史，也时刻提醒着我们，在时代的变迁中，治理智慧的传承与创新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