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教员之间的对比和较量，是坊间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按说蒋介石也是一代枭雄，自北伐之日起，兵峰扫遍大江南北，所向披靡，最终站在权力的顶端。但是，一遇到教员，啥本事也使不出来了。特别是三大战役前后，好像变了个人似得，应对失措，屡战屡败，最后不得不龟缩一岛完事儿。
到底咋回事呢？其实不是蒋介石变了，而是他遇到真对手了，遇上了千年难遇的旷世奇才，没办法。
这篇文章，借用古龙的“七种武器”的说法，从七个方面，对比一下蒋介石和教员，看看能不能解释清楚蒋介石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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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一：战略眼光
这恐怕是造成两人之间差距的最根本的原因了。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蒋介石也是搞军事起家，军事素养自然不低，在战略上也可圈可点，但是，就是在大势判断上、全局考量上，总是比教员差了一口气。
然而， 就是这口气，是最要命的。
从两次公开的表态中可以看出两人战略眼光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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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1947年末。1947年12月底，教员在陕北的会议上判断——“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几天后，1948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还在洋洋得意——“国军在战略上已经达成了他最大的任务。第一是共匪首脑部所在地之延安之占领,第二是沂蒙山区的肃清与烟台海口的收复。……从此共匪的所谓政治中心和神经总枢是丧失了。他所藉以生存的经济据点是失陷了,他对外交通的最后海口也断绝了。国军所付的代价诚然巨大,但是所预期战略的目的却已如期完成。”
两人都说自家的战略目标达到了，但是，随后的战局发展，验证了两人战略眼光孰优孰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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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1948年8月，三大战役决战前夜。这个关键节点上，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间，都召开了一个军事大会，主题相似，都是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对未来的研判。再次凸显出天壤之别的两种战略眼光，而这两种战略眼光，当然导致了两种命运。
1948年8月3日，蒋介石亲自在南京国防部大礼堂主持召开“3年来戡乱检讨会”，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汤恩伯、部分兵团司令、军长及海空军、联勤总部总司令和国防部高级官员共120余人参加了会议。而在会前，还煞有介事地先开了11天预备会来统一思想，正式会议开了5天。
整个会议并没有起到提振精神、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可行的军事方案等目的，反而成了蒋介石的个人“训话秀”。蒋介石的训话也只是关注在细枝末节上。他在会议第一天定调：‘两年来军事的整个局势’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但他把原因简单归结为将领们‘精神颓废，信心动摇’。接下来几天，他大谈特谈伤兵医院、兵额饷项、将领不睦等枝节问题，甚至要求部队每月讲解操典纲领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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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会议名为检讨会议，实际上是以蒋介石向将领们打气为重点。对各次主要战役很少从战略、战役法、战术、战斗法则各方面去找经验教训。’ 蒋介石 在日记中也承认：’下午又对军会训示一小时余，自觉言多重复，与言之不能贯彻，反令听者失望失信为虑。’
当时，蒋介石对战局发展是如何判断的呢？
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出端倪——’本月份军事稳定，参战区无甚变化，惟陕北卅六师损失半数，殊为遗憾。其他经济、教育、政治较有进步，其乃国家转危为安之一月乎。’三天后，他又写道：’再三思维，如能先挽救军事，则其他党务、经政皆不难逐渐补救。否则，军事不能急求成效，则不如先在后方着手。‘
蒋介石在大战在即的前夜，还判定“军事稳定”，还想着把重心尽快转向经济治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月后的9月8日至13日，教员在西柏坡召开的政ZHI局会议。会前同样开了11天预备会议，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主要负责人全部参加。这是中央撤出延安后的第一次政ZHI局会议，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高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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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在会上提出了非常明确的目标——’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周恩来则提出了具体作战计划：’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在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他特别点出中原和北宁线，直接预示了后来的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
就在蒋介石认为一切可控时，教员已经看到了决战时机的成熟。仗还没开打，胜负已分。
武器二：军事决心
大的战略定下来，要落实到位，必须下定决心。上层最忌讳朝令夕改，下层最忌讳军心动摇。
在军事决心上，两人鲜明对比的例子太多了，就举两个例子吧。
一个例子就是济南战役。
济南战役，就在蒋介石开完“3年来戡乱检讨会”后的一个月开打了。济南往南可以呼应徐州，往北可以声援平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有王耀武的11万重兵驻守，城防坚固。两方对济南都很重视。而在蒋介石开会的时候，济南已经成为一座孤城。攻方和守方，对济南的决心似乎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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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粟裕向中央提出济南战役的三种作战方案，教员在其中选了第二种，即“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把必定会增援的徐州重兵一并考虑进去，下决心围城打援。粟裕接令后，立即照此部署。
而蒋介石也是一向主张要“确保济南”的。他早在当年5月15日就对王耀武说过:“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和华东的战略要地,济南至徐州的铁路已修好通车。为了不让华东及华北的`匪区’打成一片,不让他们掌握铁路交通的大动脉,必须守住济南。”
8月份，王耀武从周边动向判断出解放军有进攻济南的企图，一再要求蒋介石空运部队增加济南防御力量。8月27日,蒋介石电令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限令10天内，把整编第八十三师空运到济南。但刘峙自顾徐州，要求暂缓，没想到蒋介石竟然同意了，随后，刘峙只运了一个旅过去。
9月14日，王耀武专门飞往南京向蒋介石讨要整编第七十四师，立即空运济南。虽然蒋介石也答应了，但架不住旁边的顾祝同、刘峙、杜聿明等，都说共军没有攻打大城市的企图和能力，等打起来再空运也来得及。结果，9月16日，华东野战军以14万兵力向济南总攻，同时，用18万兵力阻击徐州北援。济南机场顷刻被炸，空运已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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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蒋介石震惊的是，固若金汤的济南，8天就被拿下了。后来他在日记中懊悔：’如果照当时判断，匪必攻济，作一切决战，此乃转败为胜之惟一良机，然已不及矣。‘
济南被拿下有多严重呢？
陈诚称其为军事上的“一个转捩点”——“在此以后,显然已成为江河日下之势,狂澜既倒,无可挽回矣。”蒋介石在9月25日的日记中也写道:“三夜来未得安眠,而以昨夜为甚。本晨二时醒后,辗转不安,以济南失陷,对内对外关系太大,有损于政府威信莫甚,政局、外交、经济更为拮据,共匪必益猖獗,军事尤为劣势,自觉无颜立世矣。”
济南失守对蒋介石的精神打击很大，但更要命的是对国军将士的精神打击巨大。原来解放军都是打小城小县，没有打大城市的经验，这次8天就拿下济南，对喜欢靠着大城市坚固的城防，寻找安全感的国军来说，真是天塌了的感觉，此后再也没有什么固若金汤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在报告中一针见血：’济南失守意味着国民党军失去了任何城市防御的心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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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济南战役是三大战役的序幕。济南战役上，双方统帅军事决心，一方坚定不移，一方游移不定，预示了后面更大战役上的差距。
第二个例子就是锦州之战。
东北战场的决战从哪里打起?当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先打长春,一是先打锦州。
先打锦州,可以切断东北国军和华北的联系，用教员的话就是“关门打狗”，这是最有利的形势，但也最危险。因为要打锦州，需要长途奔袭，补给线也长。如果不能迅速拿下，就会受到来自沈阳和华北国军的两面夹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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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蒋介石其实看的也很清楚。他不相信解放军会走这步险棋，也认为解放军没有这个实力，所以根本没有把防卫锦州列入军事部署。9月8日的日记中只提到了苏北、西北、华北与长春军事方针。连沈阳也没有提，更不用说锦州了。到9月下旬，济南战役开打，蒋介石在日记中为济南焦虑，根本没有考虑东北战局。
教员反复权衡利弊，决心先打下锦州。但是林彪却不同意，给教员回信说还是先打长春保险。为了让林彪下决心打锦州，教员夜不能寐，连发三封电报，措辞严厉，急令林彪必须‘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严厉要求“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在教员雷霆决心的推动下，林彪和东北野战军的将士终于统一了思想，下定攻打锦州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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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锦州一战切断了东北国军的退路。被俘的范汉杰仰天长叹：’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更可怕的是，我军有从上至下一以贯之的穿透力，统帅的军事决心往往能化作前线指战员和普通战士的战斗决心，一个个阵地的决心，才有整个战役的决心。
比如1948年10月的塔山阻击战，在国军陆海空军集团冲锋下，阵地九次易手，战斗极其惨烈，伤亡巨大。而当前线指挥员请示是否后撤，林彪只回了一句话：’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这句话传到前线，战士们用刺刀、石块甚至牙齿守住了阵地。参加塔山阻击战的老英雄张贵斌回忆：’我们誓死坚守阵地，就算剩下一个人，也不会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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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黑山阻敌的廖耀湘兵团面前，梁兴初率领的十纵打得只剩不到三分之一的兵力，仍像钉子般钉在阵地上。有个连队最后只剩下7个人，依然坚守着阵地。
淮海战役时，中野围攻黄维兵团陷入苦战，有的纵队已经打光三分之二时，邓小平说：’只要歼灭了南线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
这种破釜沉舟的气概，让困守双堆集的黄维至死都想不明白。他在被俘后说：‘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的士兵那么不怕死。’
而对面蒋介石的指挥却充满了犹豫和反复，看不到决心在哪儿。他先是命令杜聿明率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南下。当部队行进到半路时，他又听信’华东共军全面溃退’的误报，强令部队回师救援黄维。
杜聿明回忆这一幕时满腔悲愤：‘几十万大军这样来回折腾，官兵疲惫，士气低落。最后在陈官庄陷入重围时，大家都明白——完了。‘
武器三：将帅沟通
教员与麾下将士的沟通真是教科书式的，他既可以高屋建瓴，提出宏大的战略谋划，又善于听取将军们甚至一线指战员的正确意见，把上下结合做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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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淮海战役的序幕，就是始于粟裕的一封’斗胆直陈’。1948年9月24日，粟裕致电中央，建议举行淮海战役。这在当时是个大胆的建议，因为华东野战军刚打完济南战役，部队需要休整。
但教员在次日就回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不仅如此，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毛泽东给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总是强调随机应变。比如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这种信任，让刘伯承感动地说：’这是最高统帅部对前线将领最大的尊重。我们知道中央相信我们的判断，所以敢于放手去打。’
比如，平津战役中，林彪对先打塘沽提出异议，认为那里河网密布，不利于大兵团作战。教员这次没有像上次打锦州那样批评林彪，而是从善如流，立即回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
共产党这种上下同心的氛围，傅作义有过评价。他对部下说：’共产党确实上下一致，我们这里却是各怀鬼胎。蒋介石既要我用，又不敢放手，处处掣肘。‘
傅作义是有感而发。因为蒋介石就是这么干的，他既要用傅作义守华北，又派中央军牵制；既要卫立煌主持东北，又空投手令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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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对心腹坦言：’走，蒋介石疑我；留，共产党打我。真是进退两难。’这种矛盾心理，最终促使他选择了和平起义。
最令人唏嘘的是杜聿明。这位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在淮海战役中被蒋的朝令夕改逼到绝境。杜聿明后来回忆说：’蒋介石在指挥上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顾虑太多，老怕部队损失。结果往往是该进时不进，该退时不退。’
当蒋介石在日记中大骂’将领无能至此’时，他何曾想过，正是自己的猜忌和多疑，让这些曾经抗日战场上的名将变得畏首畏尾？李宗仁一针见血地指出：’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
武器四：将士士气
说到士气，可以先听听司徒雷登怎么说。1948年10月14日他写给马歇尔的报告中说——
“总的说来,政府正陷入极度惊恐之中。军事形势不可收拾。共军已在数量上超过国军,加上他们战术有方、士气高昂,使得共产党能够随意攻击任何一座城市。而国军的主要缺陷除了战略不当外,也缺乏战斗意志。士兵们或团伙或单个地向共产党投诚,作战的指挥上毫无斗志,军队不求进攻但求龟缩防守。”
与解放区的艳阳天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国统区’大厦将倾’的绝望弥漫。金圆券改革失败，上海、南京出现抢米风潮，士兵月饷还不够买包烟。蒋介石在日记中哀叹：’物价飞涨，经济崩溃，人心动摇，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更致命的是信仰的崩塌。三大战役期间，60余万国军阵前倒戈。起义的傅作义对女儿说：’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金，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他卖命？’蒋介石的亲信徐永昌也在日记中写道：’高级将领人人厌战，各个想着如何保全自己和部队，根本无心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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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权已经烂到根子里了，所以国军几乎是一触即溃，毫无士气可言。
武器五：群众基础
淮海战场上，有个叫唐和恩的山东农民，带着一根竹竿支前，冒着枪林弹雨，把粮食弹药送到前线。每到一个地方就在上面刻下地名。战役结束时，他的竹竿上刻满了山东、江苏、安徽4省88个城镇的名字。
据统计，在三大战役中，动员民工累计达880余万人次，人民群众出动支前的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余副，共运送粮食9.6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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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块布拿去缝军装，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民谣，唱出的正是民心所向。
被围困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部队，看着对面阵地上老百姓冒着炮火送粮弹，再对比自己这边’空投物资十不存一’的窘境，许多官兵暗自流泪。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力量。
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让亿万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用行动回报共产党的恩情。
而在国统区，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变成了’劫收’。国民党大员们争抢’房子、车子、金子、票子、女子’，被讽刺为’五子登科’。上海市民编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美国军事顾问团看得也很清楚：‘国民党失去民心的速度远超军事失败。‘一个政权如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再强大的军队也会土崩瓦解。
武器六：指挥艺术
说到指挥艺术，教员的段位更不是蒋介石能比得上了。解放后，教员在和蒙哥马利将军会谈时，蒙哥马利将军对教员指挥三大战役的艺术赞叹有加。但是，没想到，教员却不以为然，说生平最得意的军事指挥是四渡赤水。教员这么说，当然有他的道理。四渡赤水面临的绝境是三大战役时完全没有的，那种极限压力下的指挥的确是上帝都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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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三大战役也处处体现了教员的指挥艺术。例子都不用细说，三大战役从宏观到微观，都像是教员的一幅无比宏伟的军事艺术作品，不用夸张不用渲染，一比一还原，就是世界军事史上的至高典范。在教员的指挥下，处处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围点打援”“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等等灵活机动的神来之笔。
而蒋介石却始终跳不出’重点防御‘的窠臼。辽沈战役中，他将精锐分散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据点，被教员讽刺为‘五个指头按跳蚤，一个也按不住‘。
最可笑的是，直到黄维兵团在双堆集陷入重围，蒋介石还幻想用毒气弹挽回败局。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本日时刻想望化学炸弹之功效能否济急……此实最后之一法，存亡成败皆在于此。‘
他甚至亲自督导化学弹的使用准备，连续多日在日记中记载进展情况。结果因部下反对而作罢。这种病急乱投医的慌乱，与教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从容形成鲜明对比。
国军后来在战史中检讨：’斯时国军中高级指挥机构，在考量匪我双方战力时，常以装备为评估战力惟一之因素’，’上下皆以收复或攻占地域为目标，主从颠倒，违背用兵原则‘。
武器七：作风建设
在西柏坡，教员穿着带补丁的裤子给新华社写评论；在淮海前线，粟裕与战士同吃一锅饭。被俘的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惊讶地发现：解放军的指挥员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种情景在国军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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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实行军事、经济、政治三大民主，士兵可以批评干部，连队开支定期公布。这种官兵一致的原则，凝聚成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许多被俘的国民党士兵经过’诉苦运动’后，调转枪口就成为英勇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发现，在解放军里，军官把士兵当人看，而在国民党军队里，士兵只是长官升官发财的工具。
而国民党高层却沉浸在醉生梦死中。蒋介石亲信徐永昌日记里说——淮海战役最激烈时，南京的舞厅依然夜夜笙歌，高官们忙着转移财产和家眷。
国军还有部队空额严重，军官虚报人数吃空饷，士兵军饷被层层克扣的严重问题。杜聿明在陈官庄被围时，收到的空投物资大多是高级点心、香烟甚至化妆品，而士兵连米汤都喝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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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讽刺的是，当前线将士在冰天雪地里挨饿受冻时，南京的高官们却在为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案勾心斗角，蒋介石还在战事最紧要的时候，专门飞到上海去阻止蒋经国调查孔令侃。这种鲜明的对比，让许多国民党将领在回忆录中感叹：我们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是被自己人打败的。
结语：七种武器的对比也许远远不够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写下’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的诗句后，黯然宣布下野。与此同时，教员在西柏坡满怀信心地宣告：’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三大战役的硝烟散尽，两个政党的命运分野，早在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中注定。蒋介石至死都不明白，为什么拥有美式装备的800万军队会败给’小米加步枪’的对手。而教员的答案始终如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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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种武器的对比也许远远不够，也不会停止。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无论何时我们回顾那段烽火岁月，都会有新的感悟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