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让江青有了用武之地。江青这个人，对京剧颇为爱好也颇为专业、内行。在众多戎马生涯一生的中央首长里面，也只有她能撑起这个门面。她决心要在这个方面搞出点名堂来。
1963年11月间，江青把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叫过来，交给他一个《红灯记》沪剧本，说这个剧搞得不错，建议改编成京剧。林默涵接到任务后，立即将《红灯记》沪剧本交给了中国京剧院副院长、总导演阿甲。
过了一段时期，江青把阿甲以及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等主要演员召到中南海，开门见山地问他们那个沪剧《红灯记》改得怎么样了，能不能赶得上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中国京剧院正在打磨《红色娘子军》，根本没能有时间搞《红灯记》，阿甲只好泛泛汇报说，他们已初步决定由李少春演李玉和，袁世海演鸠山，整部戏还在推敲、打磨。延安时期，江青和阿甲两人曾同台主演京剧抗日现代戏《松花江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京剧院搞过好些现代戏，阿甲在戏曲界早已是数一数二的领军人物。江青对他也佩服有加：“你现在是京剧大师了！”
首长的催促，阿甲入神了，领受了任务后，随即和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商量改编问题。艺术局立即组织张庚、郭汉城等专家观摩沪剧版《红灯记》、哈剧版《革命自有后来人》，然后召开座谈会，邀请戏剧理论家陶君起等人来院介绍哈版的创作和演出情况。阿甲又集中主要的编剧、导演、演员、音乐和舞台美术设计者，组成庞大的创作集体，由阿甲本人全权负责，担任总导。
由于阿甲当时还负责《战洪峰》《红色娘子军》等剧目的排练，抽不开身，确定暂由京剧院文学组编剧翁偶虹执笔改编。 翁偶虹很快拿出初稿，送给阿甲审读。阿甲总体感觉“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情节的斗争气氛写得不够”，于是又亲自操刀，根据自己的导演构思，写出二稿。在排演过程中，阿甲和翁偶虹、骆洪年一起，边演边看边改台词。这种“边改边排”的做法，效果非常好，效率非常高，很快前五场戏就初步定型，最费周章打磨的是两场重头戏“痛说革命家史”和“赴宴斗鸠山”，花的时间也最长。稍有不慎，就会让观众有冗长、味同嚼蜡之感。
整部戏终于杀青，阿甲立即邀请专家座谈、讨论、提意见，进行内部审演。专家们审看以后，反应热烈，非常满意。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中国戏曲的第一代导演李紫贵说：“艺术处理、动作设计都洗练严谨，唱、念、做、打结构合理。”林默涵也称赞有加，说：“自然、真实，很能抓住人。”
1964年5月，江青沪上回京，京剧院立马邀请她审看演出。江青把阿甲叫来坐在她身旁，边看边在细节上给他提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如：李玉和的眼角要上扬；李玉和留胡茬子不美观；李奶奶的补钉，不能补在腹部，最好是在肩上。李铁梅扎辫子的红头绳要红，辫把子要长，等等。尤其是“临行喝妈一碗酒”那一段，李奶奶与李玉和有这样一段对话。李奶奶：“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孩子，你平时爱喝酒，妈不许你喝，今天，妈请你喝，这碗酒……孩子，你，你把它喝下去！”而李玉和答道：“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的。妈，您瞧着我喝！”江青提出，“你平时爱喝酒，妈不许你喝”，这句话要去掉，而且，喝酒的碗也太大，碗大了，再加上“你平时爱喝酒，妈不许你喝！”就把李玉和设定成酒鬼了！后来，连“妈，您瞧着我喝！”这句台词也被江青划去，只保留和改为“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显得格外的斩钉截铁，大义凛然。仔细咂摸，改得很有道理。所有的细节都没能逃过她的火眼金睛。
而在看了“痛说革命家史”、“监狱母子见面”等场，江青又被感动得眼睛湿润。看完以后，她说基础很好。演出完毕，江青高兴地上台和大家握手，以示感谢和祝贺。这无疑给演出人员以巨大的鼓舞。
仅隔一天，江青把阿甲、徐平羽、张东川约到中南海。江青说，我考虑了一夜，有些地方还值得推敲、打磨，比如沪剧上的“粥棚”一场还是要恢复，因为这场戏“表现了李玉和的机警和智慧”；“监狱”一场，要恢复沪剧的“刑场”，“要强化李玉和唱的质和量，减少铁梅的唱”。到底是专业人士，条条说在理上。
“粥棚”不是重头戏，插进剧中并不困难。但“监狱”一场，是编导苦心设计、反复修改，付出很多心血的一场戏，可谓后半部的最精彩部分。将其推翻重来，全剧的主题和骨架都要有所改动。阿甲很是舍不得，为此，阿甲向江青申述理由，希望保留。但江青觉得，相对于监狱，刑场那种有广袤天空、有高大松树的设计，给人感觉，更有空间感、更有象征意义。人物转移到刑场上，李玉和可以伸开手脚，树立英雄视死如归的高大形象。阿甲没办法，重新邀集评剧老艺术家张东川和京剧院一团团长夏虎臣以及翁偶虹一起讨论，提出一个方案：情节略动，唱段有重有轻，李玉和重，李铁梅轻。这样就既保留了“监狱”的精华，又不离开沪剧“刑场”的基本情节。
意见达成一致后，阿甲连夜写出修改方案，请徐平羽转交江青。江青看了以后，却感觉几乎没什么改动，立即打电话要求“监狱”一场要全部删改，在减少李铁梅的戏份上，要增加李玉和成套的唱腔。 从以后演出的效果看，这样的改动，完全正确，对塑造主要人物的“高大上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
观摩演出结束后，江青仍然把《红灯记》放在心上，召集中国京剧院和哈尔滨京剧团两院领导和演创人员，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座谈会。江青在会上提出，我们要合二为一，编出一个统一的本子，作为经典、作为样板推向全国。我们要成立一个创编小组，进行集体创作。她解释说，只有一个本子，一个演法，一个唱法，戏才能成为经典，才能永流传。这些话无疑是经验之谈。试想，你家的《红灯记》这样“痛说”，他家的《红灯记》那样“痛说”，到了老百姓那里就造成了混乱，必然会影响到戏剧的传承和发展。
而阿甲的性格就是典型的文人性格，既不敢不听首长的，又固执己见，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表现情节，在两者之中寻求平衡。为了表现李玉和、李奶奶临危不惧的威武气概，先前按江青意见去掉的“三人行”，挽臂联唱的这段戏，这次又恢复，改为李玉和与李奶奶的二人合唱。同时，在结尾又采用了哈尔滨京剧团《革命自有后来人》中李铁梅和叛徒王连举争夺密电码的情节。江青看了大为不满，她让去掉的桥段，居然又死灰复燃了！她立即要求改正！周恩来总理听说后，即安排江青到北戴河疗养，然后打电话要求林默涵将江青同志对《红灯记》的历次意见逐条整理打印出来，送交中宣部讨论，形成决议。
林默涵、袁水拍遂率领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和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两剧的编导人员和全部演职员来到上海演出，邀请江青审查。观摩后在锦江饭店开了个座谈会。阿甲根据座谈精神，拟了修改提纲。林默涵看后甚是满意，令京剧院打印送中宣部。之后便依这个提纲修改剧本。
看了修改后的“刑场”和“回家”， 江青非常满意，《红灯记》就此成为不能做任何改动的“钦定本”。10月中旬，《红灯记》在北京公演。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观看了演出。毛泽东主席在观看中，不时鼓掌，有时凝神动情，双眼噙泪。在看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结束后，剧场休息，毛泽东主席全身深陷在座位里，对身旁的其他领导人挥挥手说：“你们去休息吧，我不去了！”显然他已沉浸在与剧中人物强烈共鸣、情感交融之中。这应该是对《红灯记》的最高肯定。
1970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8周年之际，《红旗》杂志配发署名“中国京剧团《红灯记》剧组”的文章《为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而斗争——塑造李玉和英雄形象的体会》，由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中央和全国各地电台同时广播。《解放日报》《文汇报》在5月8日的头版，联合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红灯》的社论。一时间，《红灯记》在极短的时间内，作为经典，迅速走向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