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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1555年—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闵行）人。他是明代后期著名的书画家、鉴赏家和理论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书法、绘画和理论上，对后世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风格，博采众长而后自成一家。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用墨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与临邑的邢侗、顺天的米万钟、泉州的张瑞图并称“晚明四家”，到了清代，康熙、乾隆皇帝都以他的书法为宗法，倍加推崇，影响了一代书风。

董其昌有多幅楷书《千字文》存世，本文介绍的此卷创作于明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年（1620年），水墨绫本，23 x 324.5cm，题有’此卷先后七年纸成堆墨’，表明创作历时长久，是其小楷书法的典范之作，凝聚了他多年的心血与艺术追求。

公元1620年，此时董其昌65岁，艺术上已臻化境。“禊日”指的是举行“修禊”活动的日子。董其昌的落款“庚申禊日”的完整意思是：这幅小楷《千字文》创作于庚申年（公元1620年）的三月三日（上巳节）。

对于董其昌这样的文人书画家来说，特意标明“禊日”，绝不仅仅是记录时间。他是在有意地效仿和致敬书圣王羲之在兰亭修禊的千古雅事，将自己的创作置于一个高雅的文化传统之中。

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春日，书写梁武帝命人编纂的、包罗万象的《千字文》，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文人化的、修身养性的行为，表达了一种闲适、雅致的心境。

这表明他非常看重这件作品，并非随意书写，而是在一个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日子里进行的精心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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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确实对小楷情有独钟，曾言’最得意在小楷书’。他早年学习锺繇、王羲之的小楷，后因见识晋唐人真迹而悟得’古人用笔之妙’。他主张小楷不应仅仅形似古人，更需通过’参禅’般的领悟，达到’神化’的境界。这件庚申本《千字文》正是他这一理念的实践。

他的书风素有’淡墨轻岚’之誉。在此作中，用笔巧中寓拙，线条在秀丽中蕴含苍劲。结体上，他参合了智永、虞世南、颜真卿等前贤的体势，字形疏朗宽绰，显得空灵而古淡。在整体布局上，董其昌有意拉大行距，使作品给人以灵动、秀美、疏朗的视觉感受。这种章法安排，与他的书画理论一脉相承，共同营造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般的儒雅、幽寂、清和的气息。

从题款’此卷先后七年纸成堆墨成’可知，这篇《千字文》的完成并非一蹴而就，也许写过多稿，反复创作，反复打磨，终获得意之作。董其昌在其他题跋中也曾感叹书写楷书《千字文》之不易，甚至将之比作’写一大藏经’。他另一幅藏于台北故宫的楷书《千字文》也用了四年才完成，可见其严谨与投入。

董其昌一生虽书写多本《千字文》，但纯以楷书写就的版本极为稀有。加之他自己对楷书创作要求极高，认为费心经营，故传世楷书作品较少，更显珍贵。这件庚申年小楷《千字文》作为其晚年力作，代表了他小楷书法的极高成就。

如果你想更深入地探索，可以将此作与董其昌其他《千字文》作品进行比较欣赏，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1609年楷书本、南京博物院藏的行楷本，体会其不同时期、不同书体的艺术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此卷曾现身拍场，在欣赏和研究时，对于其具体收藏信息和细节，建议查阅权威艺术机构或拍卖行的图录资料以获得最准确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