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的雨，燕京的血
曲阜的秋雨，是带着墨色的。
我站在孔府那千年不变的飞檐下，看雨水顺着黛瓦滴落，在石板上溅起细碎的水花。空气中弥漫着古木和湿土的气息，让人无端地想起一些很远的事。导游正用标准的普通话，向游客讲述“天下第一家”的辉煌，而我脑海里盘旋的，却是另一个更沉重、也更光辉的词——气节。
这词儿，在文天祥之前，和在他之后，意味是大不相同的。
文天祥之前的气节，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古朴、坚定，但总带着时代的烙印。 我想起商末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首阳，最终饿死。他们的气节，是针对特定王朝的忠贞，带着决绝的悲情。又想起屈原，行吟泽畔，形容枯槁，将一身骨气化作《离骚》的瑰丽与沉痛，那是楚辞的浪漫与哀伤。再到汉末的党人、魏晋的名士，他们的气节，是“清议”风骨，是“广陵散”于今绝矣的慨叹，更多是士人阶层的内在操守与风标。
这些固然可敬，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或许，是少了那一声将个人命运与天地宇宙连接起来的巨响。
而这声巨响，来自文天祥。
文天祥之后，气节便不再是庙堂的礼器，而成了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气。 我的思绪飘向那座遥远的元大都土牢。七百多年前，那里关押着一位南宋的宰相。潮湿、阴暗，污秽不堪，然而，就在这极致苦难中，文天祥写下了《正气歌》。他告诉我们，支撑他的不是对赵宋一姓的愚忠，而是天地间一种至大至刚的“正气”。这种气，在齐太史的简册上，在晋董狐的笔端，在张良的博浪沙之椎中，在颜杲卿骂贼的舌头上。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气节”二字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升华：从此，气节超越了君臣伦理，成为与宇宙正义相通的、永恒的精神价值。
我离开孔府的回廊，信步走到古泮水边。水波不兴，映着铅灰色的天空。我忽然想到，就在文天祥慷慨就义后不久，他所不事的新朝——元朝，以及后来的清朝，却都对这曲阜孔府优礼有加，册封衍圣公。这看似矛盾的历史画面，恰恰印证了文天祥精神的胜利。那些入主中原的统治者，或许最终明白了，真正的“正统”，不在于武力征服，而在于是否承接了那份由文天祥用生命诠释的文化道统与天地正气。
顾炎武在明亡后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呼声中，不正回荡着文天祥的余响吗？气节的责任，从此从士大夫阶层，扩展到了每一个普通人。
雨渐渐停了，天际露出一线光。我回头望去，孔府的殿宇在雨后愈发肃穆。文天祥之前的气节，是历史的、具体的；而文天祥之后，这气节便化作了民族的、精神的，乃至与天地同在的。它不随王朝覆灭而消失，反而在每一次民族危难中，如星火般燎原。
那口在燕京洒下的热血，终究渗进了这片古老土地的深处，化作了绵延不绝的、滋养后人的精神清泉。这，或许就是“天地有正气”的真正含义。
读2025.11.7《光明日报》13版徐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