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来更新4月行程，但肯定也更新不完，因为我周一去大阪，到时候要更新日本的行程。欢迎了解那边博物馆的朋友能多提供信息或者人脉，其实最重要的是哪些馆可以拍照，我这去过南北极的人，好几年没怎么出国了，要去一个英语也不好使的国家，心里多少有些抓挠。
从临夏出来其实我犯了一个错误，没仔细做功课就跑去辛店遗址，然后去了临洮。
但第二天从临洮博物馆出来后我才想起来广河县还有个齐家文化博物馆，那毕竟不是广河县博物馆，是正儿八经就叫齐家文化博物馆。所以又往回折跑回广河县。
齐家文化博物馆起码在我4月份去的时候还需要用身份证换票。这其实我是不太理解的。尤其我换票的时候前面的人也不知道和工作人员在聊啥，聊了好几分钟。原本刷个身份证几秒钟就解决的问题，硬是浪费了几分钟时间。
换票这个环节我觉得还是需要优化一下。如果有心想让观众保留票（这其实是好事），可以学习东莞博物馆在门口放彩页的地方放一点纸质门票，或者刷身份证进馆的时候直接放在闸机旁边供有需要的观众自行拿取。总之方法有很多，但最没必要的就是到了门口被告知要去隔壁换，等半天再走回来。
进馆以后不得不说齐家文化博物馆的馆藏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其实也不能怪我。毕竟馆方公众号有VR展厅，从那上面看展厅的文物并不算多，可是去到以后发现那简直是一堆一堆的。
一共分发现齐家，走进齐家，精彩齐家和辉煌齐家四个展厅。和临夏州博物馆一样，当地近年来在征集文物上下了大功夫，所以现在的馆藏非常丰富。
齐家文化最早于1924年夏天，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沿洮河一带首次发现，但当时安特生认为齐家文化的陶器素面多，彩陶也不太精彩，应该早于马家窑文化，所以他将齐家文化置于甘肃六段远古文化之首，称为“齐家段”。
但安特生当时并没有找到墓葬，一直到1945年，夏鼐先生才在阳洼咀子发现了齐家期的墓葬，并从地层上解决了齐家文化晚于马家窑文化的年代问题。
此后数十年，我国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超过1000处，但齐家文化的命名地广河齐家坪除了1975年进行过两次发掘后，至今50年的时间只有一些调查和小的试掘，再无大规模正式发掘。
这也导致作为齐家文化命名地的齐家文化博物馆有不少馆藏都是征集的。
考古出土部分，尤其是齐家坪的器物趋同性太高，一个柜子里面摆几十个差不多的器物。不了解的观众容易感到索然乏味，重点是展标上对于有明确出土地的器物并没有标名出土地和编号。
但具体到一些特定的类型，比如青铜器。可商榷的地方就比较多了。齐家坪作为齐家文化相当重要的遗址，只出土了三件铜器（两件出自墓葬），齐家文化出土的青铜器目前没有特别准确的数字，有的学者统计为117件，齐家文化博物馆的展板中给出的表格总数应该在107件左右。
这些主要来自征集的器物究竟是不是全属于齐家文化的还应该小心辨别。
并不是，首先在我一个对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并不太了解的人来说，齐家文化博物馆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我觉得这个馆被大大低估了。
首先馆内有大量二里头风格的陶盉，此前我就在收藏市场上看到一些据说是出土于甘肃地区的陶盉，风格和二里头出土的几无二致。根据馆内展板，齐家文化的陶盉多达十几种。
如下图这件陶盉，盉口位置有一个做好外形后再切割出来的入水口，虽然盖子已经丢失。
李景山在《象鼻盉的“贡”与“赐”》中对齐家文化的象鼻盉有所讨论。
这类器物目前最早发现于龙山文化晚期的淅川下王岗，但该器物是不是就是后来的象鼻盉并没有定论。
形制比较确定的象鼻盉主要出土于三个区域，分别是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汇的东南区，二里头二-四期的中原区，以及甘青地区的西北区。
东南区是当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生产中心，这类器物优先用最好的材料生产本身就说明了其重要性。
二里头考古报告中对出土的白陶和印纹硬陶进行了检测，他们的原料含有高硅低铝特征，符合南方瓷石的特点，且二里头至今也未发现大规模的窑址。
但齐家文化的象鼻盉均为快轮制作，这和齐家文化陶器普遍为手制的特点不同，有可能由二里头输入。
所以李景山认为东南区的象鼻盉输入二里头应该是进贡，而齐家文化的象鼻盉则可能来自二里头的赏赐。形成一个供与赐的关系。二里头夏都博物馆的图版引用的亦为此观点。
但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器物，一件我久闻其名一直不知道在哪的铜牌饰。
这件铜牌饰虽然残损严重，只剩部分框架，但可以看出有和美秀美术馆馆藏的一件相似度极高。
我对于绿松石铜牌饰的认知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根据社科院大学孙蒙蒙的最新数据，目前已报道的绿松石铜牌饰有31件，其中二里头出土5件，其中两件未发表，其余世界各地有26件。这还不是全部，上博现在展出的两件，台北故宫1件和临洮某地出土的1件均不在统计之内。
所谓“临洮某地”出土的，在王青教授的文章中给出了图像，不知是否在国有收藏机构中。
上图1,2为同一件，目前展出于陕历博吉金中国特展，3号没见过实物，4号就是齐家文化博物馆这件。
形制和二里头87VIM57:4（展出于中国考古博物馆）十分相似。
如果以上统计准确，那现在能统计到的绿松石铜牌饰应该有36件。
但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是老的，除弗利尔美术馆藏一件他们自己已经枪毙了以外，其实有好几件看着都很怪异。
因为只有二里头有考古出土品，所以主流意见一直认为这些东西都是从二里头流失的。
以前拿破破告诉我上博的绿松石铜牌饰是齐家文化的我还不以为然。去年某一天我偶遇一个古董商，聊天时他说起上博两件铜牌饰都是他捐赠的，这种话当然听听就算，但他也告诉我这两件器物都属于齐家文化。
山西大学陈小三教授早在2013年就写过一篇文章《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在文中他提出一种假说，四川盆地（三星堆仓包包出土铜牌饰）可能来自新疆哈密铜牌饰的影响，二里头的绿松石铜牌饰则可能是新疆通过河西走廊影响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后产生的器物。
也就是说，铜牌饰这种器物可能是自西向东传播的产物。
山东大学王青教授2023年在《二里头绿松石牌饰镶嵌工艺的起源问题研究》中对西北中原和海岱地区的绿松石制品进行了分析。
西北地区的绿松石片大多形状不规则，也不按照特定图案排列，称之为绿松石贴片的填充工艺。
中原地区的山西陶寺遗址和下靳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器虽然排列细密得多，但绿松石片大小不一，同样没有特定图案。称为填充或者填嵌工艺。
相比之下，西北和中原早期的绿松石片制品关系更大，但和二里头的关系更远。
而海岱地区如临朐西朱封遗址和日照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绿松石片制品则不仅尺寸以及上大下小的打磨方式与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的做法更接近，可能也有了明确为神灵图像服务的功能。
所以王青教授认为二里头的绿松石镶嵌技术更可能继承自海岱地区。
但王青教授同时也承认铜牌饰这种器物以及青铜铸造技术本身应该从西北方向传来。
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否定西北地区绿松石工艺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但并不否认西北地区铸铜技术对中原地区的关键性影响，事实上，华夏文明正是因为接受了西北地区的铸铜技术与东方地区的精神信仰和艺术传统，才发展出独具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的青铜文明系统。
陈小三教授和王青教授的观点基本就是现在学界接受的观点——铜牌饰可能来源于新疆地区，而二里头的绿松石镶嵌技术则可能来自于东部海岱地区。
问题在于，他们是在哪里汇合的，西北地区出土的绿松石铜牌饰又从何处而来。
齐家文化博物馆还有两件器物十分值得注意，一件被定为铜铲，但我看到直觉就觉得这玩意不可能是铲子。更像是铜牌饰。
从底部看器物有微微隆起，这种弧度和绿松石铜牌饰十分相似。
说来也有意思，我一个基本不发照片的人，在馆里看的时候被刚好在馆里的馆长认出来了，我又不是啥文化名人，更不是以说好话著称的博主，人家还是很积极的希望我针对展品的呈现提出建议。
最初我看到的绿松石铜牌饰其实位置乱了，还有铜铲看不见铲的特征，应该展示另一面为宜，我向馆方提出后，馆方很快做了调整，才有了各位现在去看到的样子。
我们可以从底部弧形位置看到有露铜的齿状刃口。但这个齿刃正面看不见，反过来两侧也同样没有，只有中间部分有，且这一部分露出铜的原色，加上又属于传世品，大概率是出土以后后期加工的。所以这大概率就是铜牌饰。
在一个博物馆内，有绿松石牌，有铜牌，还有镶嵌绿松石铜牌。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吗？
虽然征集品缺失了出土信息会极大地影响其说服力。但同样的现象没有出现在其他区域本身也值得思考。
西北地区的收藏向来有其特点，本地过去考古工作滞后，大量东西流落民间，但只要是好东西，基本出不了甘肃。所以这些器物大概率不会脱离当地的范围太远。
结合前面提到的各种陶盉，齐家文化尤其是洮河沿岸这一区域呈现出明显的文明十字路口的特征。西边来的铜牌饰经过河西走廊东传，二里头典型的陶盉向西川在洮河这一区域交汇。
其中的一些影响再向南进入四川盆地。今天我们从甘肃向南进入经过陇南进入四川也仍然要走这条路。
所以三星堆二期（这不是三星堆文化二期，是三星堆遗址二期，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混乱，但也只能继续沿用。具体可以看我之前写过的文章）出现了二里头不早于二期风格的陶盉和绿松石铜牌饰都让人有一种过了一手的感觉。
二里头二期陶盉，这种鋬内部有横梁链接器身的特点只有二里头二期具备（许宏）。
看看齐家的陶盉，再上去看看三星堆的陶盉。是不是觉得三星堆直接受到二里头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但凡一个器物的年代落在4000年这个节点就变得很微妙，贴着上限也许就是最早的之一，但如果是下限瞬间泯然众人。
齐家文化也是如此，过去对齐家文化的年代基本定在4300-3900年前。在这个时间段内无论是啥都可以说是西影响东，但齐家文化本身却是从东向西扩张的。
但随着临潭磨沟遗址混杂着齐家和寺洼文化早期陶器共存的墓葬被发现，齐家文化的下限被拉到了3500年左右。
3500年是啥概念？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方案，夏商分界是在3600年左右，仇士华在2015年出版的《14C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中指出郑州商城的上限在3540年左右，但:“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和年代测定，二里岗文化不可能是最早期的商代文化。二里头文化在时间上跨越了夏代中、晚期和商代早期。”
也就是说齐家文化的晚段已经实质上进入了商纪年，而且有可能已经进入二里岗下层二期，这一时期复杂的青铜礼器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2012年，兰州大学博士生马敏敏对齐家坪墓地M108-2与M97内的两具人骨进行了碳-14测年，得出齐家墓地相对年代在公元前1515~前1264年，这一测年如果取中位数已经妥妥进入中商，该论文的结论（前1600年）还是把年代向前提了一点。
我翻阅了《广河齐家坪》，只有M1有一件陶盉，并非二里头风格。此外没有任何陶盉。
这也能说明齐家坪整体晚于发现二里头二期风格陶盉的地区，加上人骨等测年。《广河齐家坪》在讨论年代的结尾还是准确的：“齐家坪遗址处于齐家文化晚期末段，时代上应在公元前1700年以降”。
至于后半句，只能说“以降”这个词用得精妙。
回到绿松石铜牌饰，三星堆的绿松石铜牌饰和齐家还有新疆都不一样，作为铜器它的年代也早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同类器型。所以仓包包的这些铜牌饰年代很有可能和二里头风格的陶盉一样由齐家文化传入四川盆地。 
至于齐家文化与二里头同类型的绿松石铜牌饰，我认为其由本地铸造的可能性并不大，可能是素面铜牌饰从新疆经由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传入中原后，在当地结合海岱地区传入二里头的绿松石镶嵌技术产生更高等级的器物后再和陶盉沿着同一路线再反向传回甘青地区。
齐家文化作为无论是文明交流还是历史框架都是重要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他连接起东西方文明的碰撞，更可能是串起南北（二里头-三星堆）的重要通道。另一方面又串联起新石器时代（或者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
虽然它绝大部分器物并不那么精美。可当我们拨开迷雾，通过材料去认识这个时代时，它又变得如此生动和娓娓道来。
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建议大家去找《广河齐家坪》的报告来看看然后再去齐家文化博物馆，不然眼里看到的东西都差不多，会少了很多印证自己读书成果的乐趣。
限于篇幅，这次我没太提齐家文化博物馆的呈现，事实上馆长认出我后，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把馆里面过了一遍，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们动作之快，第二天就已经把很多问题做了调整。
毕竟人家没请我去，也完全可以装作不认识我继续把我当路人，能积极寻求意见，并不是我的面子有多大，而是人家确实想把事情做好。任何细微的调整都会让后来的观众受益。
这才是“会呼吸的博物馆”最大的意义。
我离开广河后没两天，馆长还给我发来信息，告知又做了新的调整。
最后那句“必将尽力而为之”可不是一句空话。这些年我和各种博物馆的馆长交流越来越多，所以我的那句感叹也不是客套话。
馆长有作为，才是一个博物馆的福气。
大家如果有机会到甘肃，齐家文化博物馆是不应该错过的。
重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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