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圆从军梦 决心去当兵
——我的军营记忆之一
说起当兵，纯数偶然。
一九七二年的冬天来到了，坐落在山坡下的场区显得格外的冷，人们上班时已经要穿皮大衣了。临上山前我被场部告之今天的任务是出墙报，这在别人眼里就是美差。
作为出墙报，我是一点不犯怵，在学校和农村时就经常写板报，自编自写自画，保证符合要求、大家爱看。
就在我登着凳子全神贯注编写板报的时候，顺着进入场区的路上开过来一辆军用三轮摩托车，也许是场区内只有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的缘故，摩托车一直开到我跟前停住，我这才看清，原来是两名军人，他们穿着厚厚的皮军大衣，戴着皮帽子，脸上捂着口罩，进入场区后，我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人，所以就奔我来了。
“小伙子！你们办公室在哪呀？”那个做车的操一口浓重的东北话问到，摩托车还在’突突’地响着。
“哦！就在那儿”我用手一指办公室的方向回答到。
“谢谢啦！”问完了他们没有走，似乎对我的板报感兴趣。
“这板报全是你自己搞得？”我下意识的点点头。
只听见他们说：这小伙子的板报出的真好而且字还真的写的不错。我没有理会他们，继续写我的墙报。
没过多大一会儿，只听从办公室方向传来了喊声“小张——你过来一趟”。
“知道了”我回答到。
进了屋，我才知道是铁路分局的带着这个军人是来征兵的（以后到了部队才知道这个军人是后勤处的鞠家帧助理，62年的东北兵）他看着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哪的人？”
“张茂春，天津知青”
“哦 天津人！小伙子，想当兵吗？”
一句话把我问蒙了，想起了一九六八年的学校征兵，就因为年龄差一点说什么也不行，一九七零年在农村又因为下乡不到两年，没资格当兵，又没有走成。想起这些事，对当兵可以说早已心凉，不抱什么希望了，这次虽然机会又来了，我沉住了气，对他们莞尔一笑。
“你先回去吧！”显然他们对我的态度，包括场里的干部都不是很满意的。心说：这个年轻人怎么这样呢？但是我当时的想法真的是想当兵，圆我心中多年的那个梦。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和谁商量呢？周围的人几乎异口同声的反对去当兵，原因很简单：好不容易稳定了工作，又是二级工，每月能挣41.77元，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干嘛又去当兵，再去吃苦，去拿6元钱的津贴费，这笔帐无论怎样算都是划不来的。
我给家中的父母写信，我的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他们都很支持我，面对前途的抉择，让我自己拿主意，如果去当兵就要当个好兵。
我给我的三舅写信，他是参加过抗日的老军人，没二话坚决支持，并且说好男儿就是要当兵，军队是革命的大熔炉、大学校，前程无限。
他们的态度更加定了我当兵的决心，我想：当兵曾是我几年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夙愿，也算的是一个遗憾，老天赐予我这个机会，使我又重新燃起希望之火，怎么能轻易放过呢！说苦我不怕，再苦还能比农村苦吗？年轻人更不能只让眼睛盯在钱上，军人是光荣的，军人是神圣的，趁着年轻应该多见世面才对，爸爸妈妈来信也支持我去当兵，真是不谋而合，主意已定，我一定去当兵！谁也阻挡不住我。
过了几天，我们场选拔了四个人乘车到了包头第二医院体检，由于心态很正常也不慌，除了瘦点（体重103斤）其他一切正常，就是在面试时是两个军人，一个是鞠助理，另一个就是后来的楚指导员楚新月，只见鞠助理指着我与楚指导员说：“你看！这是个天津人，我给你挑的好兵，字写的很不错。” 楚指导员一边听一边点头，顺便问了我几句话，当时问的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是用普通话答的，他们的眼睛一亮，（多年以后才知道，就在那一刻，他们就决定要带我走）体检完毕，我们四个人带着各自心情回到场里，当然都挺高兴，其实要论身体我可比不得他们三个，相比之下我心里也在不断的安慰自己：大不了，接着干我的工人。
征兵喜报送来了，工场说是我，简直没有想到，大家也没想到，不过很多人还是为我感到高兴，毕竟是光荣事。
知道我参军的事后，机修组的同志还为我举办了欢送会并合影留念，有的同学给我送来了笔记本并写上了赠言（那个时代是最好的礼物）。我穿着新发的军装，心里真是美滋滋的，多年的梦想成真了。
带兵的军人就住在我们铁路招待所，我也住在招待所，这时楚指导员让我去他们屋一趟，找值班室的人借了一支毛笔，让我写“感谢”两个字，对于我来说这简直是太简单了，写完后大家都过来看，指导员一拍手说：太好了，就是你啦！
然后，他们拿来大红纸两张，笔和墨汁，交给我一个底稿，还给我留下一大堆糖块、水果让我吃，这是要写感谢信呀。因为，征兵工作要结束了，新兵明天离开包头，临行前一定要给地方武装部、征兵办公室写感谢信的。交代完他们晚上有活动，就留下我都走了。
等她们回来时，感谢信早已写完，大家看完了都赞不绝口，指导员更是高兴。并说：鞠助理好眼力，小伙子真不错，明天给你个官当，你就是新兵的一班长。我也不知道这是真假，只是一脸茫然。
果然，一老兵告诉我，你就是一班长，一班长其实就是基准兵，大家集合的时候，你的眼睛就看着发令的人，面向他找好自己的位置不要动，大家以你为准排好纵队或横队。
因为文革在学校受过一点军训，这些常识性的东西还是知道一点的，所以很快就理解了，而且做得很好，老兵也很满意。
上火车后指导员交给我两个任务：一是注意清点人数。二是注意纪律，列车开动后不许把头伸出车外。
1972年12月19日下午3点多，我们乘火车离开了包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