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儒的《秋山论道》以78×28cm的镜心设色纸本，将传统文人画的“隐逸叙事”解构为一场关于文化身份的自我对话。画面中，策杖老者与空山白云的经典构图，实则是溥儒以“旧王孙”身份对末代皇族精神困境的隐喻性书写。
溥儒独创的“骨法用笔”在此作中达到巅峰：山石以“钢笔排线式”皴法勾勒，每笔皆含“北宗”李成之刚劲与“南宗”董源之灵动。这种矛盾统一的笔触，恰似其身份的双重性——既承载着爱新觉罗家族的贵族基因，又浸染着西山戒台寺的禅宗智慧。画面中枯树与新篁的并置，暗喻传统文脉在时代断裂中的顽强延续。
构图采用“三段式”递进：近景的虬曲古松象征文化道统的坚守，中景的茅亭暗示隐逸生活的妥协，远景的云山则指向精神归宿的虚无。这种空间叙事暗合溥儒的人生轨迹：从恭王府的皇族贵胄到台湾师范大学的教席，最终在“湖上山房”的画案前完成文化身份的自我放逐。题款“相逢话白云”中的“白云”，既是道家超脱的符号，亦是对北京雾霾的诗意化逃避。
溥儒突破传统青绿山水范式，以“赭石+花青”的冷色调构建秋山意象。这种色彩选择暗含政治隐喻：赭石象征皇权衰落后的血色残阳，花青则隐喻文人精神的清冷孤高。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中唯一暖色——老者衣袍的朱砂红，恰与溥儒“流浪王孙”闲章形成互文，揭示其内心深处对祖姓荣耀的矛盾依恋。
“秋山风瑟瑟，霜叶落纷纷”的题诗，表面描绘时序更迭，实则构建起文化防御的结界。当溥儒在台湾要求学生对孔孟行跪拜礼时，这种防御机制已演变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仪式化表达。而“策杖寻佳客”的孤独身影，则暴露出其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精神流放状态——既无法回归紫禁城的权力中心，又抗拒融入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
在这幅画中，溥儒用笔墨完成了一场静默的文化抗议：当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寻求突破时，他选择在秋山论道的永恒瞬间，将末代文人的精神困境凝固成一幅文化遗民的视觉挽歌。这种坚守，在今天看来，既是对传统的深情回望，亦是文化基因在时代裂变中的痛苦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