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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与小儿麻痹抗争的日子，胡同里的艺术萌芽

1953 年，濮存昕出生在北京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庭。父亲苏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资深导演，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话剧剧本与戏剧理论书籍；母亲贾铨在银行工作，性格温和，总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可这份温馨的生活，却被一场疾病打破 —— 濮存昕两岁时，双腿开始出现异常，经诊断患上了小儿麻痹症。

最初的日子里，他只能扶着墙慢慢挪动，裤腿因为受力不均总是一边高一边低。去幼儿园的路上，常有小朋友指着他的腿喊 “瘸子”，他从不反驳，只是把头埋得更低，攥紧母亲的手快步走过。回到家，他会躲在父亲的书房里，翻看那些印着台词的剧本，手指轻轻摸着纸上的字迹，听父亲和剧院的演员讨论角色，心里悄悄种下 “想站在舞台上” 的种子。

十岁那年，濮存昕迎来了手术矫正的机会。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看着父亲焦急的眼神，小声问 “爸爸，我以后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跑吗”，苏民握着他的手，坚定地说 “能，等你好了，爸爸带你去剧院看话剧”。术后的康复期格外漫长，他每天要练习抬腿、屈膝，汗水浸湿了病号服，膝盖也磨出了淤青，却从没想过放弃。终于，在医生的指导与自己的坚持下，他慢慢能站稳、能走路，虽然姿势还不算完全标准，却足以让他重新拥抱正常的童年。

青年：北大荒的知青岁月，宣传队里的演艺启蒙

1969 年，16 岁的濮存昕背着简单的行李，跟着知青队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的冬天格外寒冷，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里，他和其他知青一起割麦子、喂牲口，手套磨破了，手冻得又红又肿，却从没喊过苦。休息时，他会给战友们讲父亲教他的话剧片段，模仿不同角色的语气，看着大家笑起来的样子，他第一次觉得 “表演能给人带来快乐”。

1970 年，兵团组建宣传队，濮存昕因为会讲故事、能模仿角色，被选进了队伍。第一次登台表演时，他演一个只有三句台词的小战士，为了把角色演好，他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敬礼的姿势要标准，说话的声音要洪亮，连眼神里的坚定都要恰到好处。上台那天，聚光灯打在身上，他深吸一口气，流畅地完成了表演，台下响起的掌声让他心跳加速 —— 那一刻，他确定 “演艺就是自己想走的路”。

在宣传队的日子里，濮存昕成了 “多面手”：既演话剧，也唱歌、朗诵，还跟着老队员学舞台调度。有次排演红色剧目，他饰演的角色需要哭戏，可他总找不到感觉，急得睡不着觉。老队员告诉他 “要把自己放进角色里，想想角色的经历”，他试着回忆小时候生病时的无助，想起父母的牵挂，再登台时，眼泪自然地流了下来，连导演都夸他 “有灵气”。

演艺之路：从龙套到 “人艺台柱”，银幕上的正派标杆

1977 年，濮存昕回到北京，凭借在宣传队的积累，考入空军政治部话剧团。刚进团时，他只能演没有台词的龙套角色 —— 比如警卫员、路人，可他从不敷衍：演警卫员时，他站军姿能坚持半小时不动，腰板挺得笔直，眼神始终保持警惕；演路人时，他会设计小动作，比如手里拎个菜篮子，走路时脚步轻快，让角色更真实。

1986 年，濮存昕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终于能在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追逐梦想。在这里，他得到了更多打磨演技的机会。第一次排演《雷雨》时，他饰演周萍，为了贴近民国时期的人物气质，他特意去图书馆查资料，模仿当时人的说话节奏，甚至把家里的旧西装找出来改改穿上，练习走路的姿态。苏民看他排戏时，常会指出不足：“周萍心里有愧疚，说话时要带点犹豫，不是光有情绪就行”，濮存昕把父亲的话记在笔记本上，反复琢磨，最终把周萍的矛盾与挣扎演得入木三分。

1988 年，濮存昕拍摄了第一部电影《最后的贵族》。面对镜头，他起初有些生涩，总担心 “演得不够自然”。导演谢晋告诉他 “影视和话剧不一样，不用刻意放大动作，要走心”，他慢慢调整状态，把角色的落寞与无奈藏在细微的表情里，比如眼神的闪躲、手指的蜷缩，这部电影让他正式走进影视圈的视野。

1996 年，电视剧《英雄无悔》成了濮存昕的 “成名作”。他在剧中饰演公安局长高天，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特意去派出所体验生活：跟着民警巡逻，看他们处理邻里纠纷，观察他们说话时的沉稳语气与坚定眼神。有场戏需要高天面对歹徒谈判，濮存昕没有刻意表现 “英勇”，而是通过放慢语速、握紧拳头的细节，展现角色的冷静与担当。剧集播出后，观众在街上见到他，都会亲切地喊 “高局长”，这份认可让他更加坚信 “好角色要靠细节塑造”。

2000 年，濮存昕凭借《洗澡》获得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男演员奖。在这部电影里，他饰演的大儿子 “大明” 与父亲、弟弟的情感纠葛，让很多观众产生共鸣。领奖时，他握着奖杯说 “谢谢观众愿意走进影院，听我们讲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语气平实却充满真诚。此后，他又凭借《一轮明月》提名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演活了李叔同（弘一法师）从文人到高僧的转变 —— 为了贴近角色，他特意学书法、练打坐，甚至减少说话，感受 “内心的平静”。

责任与荣誉：从剧院管理者到公益大使，从未停下脚步

2003 年，濮存昕当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除了演戏，他还要处理剧院的日常事务：排演计划、演员培养、剧目推广，常常忙到深夜。有次为了筹备新剧，他连续一周住在剧院，白天和编剧讨论剧本，晚上看演员排练，连母亲打电话让他回家吃饭，都只能说 “妈，等忙完这阵儿就回”。同年，他入选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语写道 “他用演技传递正气，用行动践行责任，是艺术界的清流”。

2015 年，濮存昕出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他始终致力于戏剧普及，常去中小学举办讲座，教孩子们念台词、做肢体动作。有次在一所农村小学，他带着孩子们排演简单的话剧片段，看着孩子们认真的眼神，他说 “戏剧能让孩子学会表达，学会理解他人，这比什么都重要”。

除了艺术领域的责任，濮存昕还把大量时间投入公益。2000 年，他成为中国首位艾滋病防治宣传员。第一次去艾滋病村时，他主动和患者握手、拥抱，陪他们聊天。有人担心 “会被传染”，他耐心解释 “艾滋病不会通过日常接触传播，我们要做的是关心他们，而不是排斥”。此后二十多年，他走遍全国多个艾滋病高发地区，发放宣传册、举办讲座，甚至带着患者参加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偏见。

家庭：生命里的 “软肋”，病床前的孝子

对濮存昕来说，家庭始终是他最珍视的 “软肋”。早年，弟弟濮存岩因肺癌突然离世，当时他正在排演话剧《窝头会馆》，接到弟媳的电话时，他手里的剧本掉在地上，愣了半天说不出话。赶到医院时，弟弟已经没有了呼吸，他站在病房门口，眼泪无声地落下，脑海里全是小时候和弟弟一起玩的画面 —— 弟弟总跟在他身后，喊他 “哥，你教我演戏吧”。

为了照顾弟媳和年幼的侄子，濮存昕暂停了所有工作，这一停就是两年。他每天接送侄子上学，辅导功课，周末带侄子去公园玩，听侄子讲学校的趣事。有次侄子问 “叔叔，爸爸还会回来吗”，他抱着侄子，声音哽咽地说 “爸爸在天上看着我们呢，我们要好好生活，不让他担心”。家里少了一个人，氛围变得格外冷清，父母年纪大了，受的打击更大，苏民本就虚弱的身体，因为儿子的离世愈发糟糕。

2016 年 8 月 28 日，苏民在睡梦中安静离世。濮存昕守在父亲的床边，摸着父亲冰凉的手，回忆起小时候父亲教他演话剧的场景：“那时候我总忘词，爸爸就把台词写在小纸条上，让我揣在口袋里，说’记不住就看一眼，别慌’”。父亲的离开，让濮存昕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可没等他从悲痛中缓过来，母亲贾铨的身体又出现了问题 —— 接连失去儿子与丈夫后，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记性变得很差，有时连家人都认不清，医生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

为了照顾母亲，濮存昕和妻子宛萍商量后，推掉了所有外地的影视邀约，把重心放在北京。他在母亲的衣服内侧绣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怕母亲出门后走失；家里的客厅、卧室、厨房都装了监控，方便随时查看母亲的状态；晚上，他和宛萍轮流值夜，只要听到一点动静，就会立刻起床查看。

有天半夜，濮存昕被脚步声吵醒，走出房间看到母亲正扶着墙慢慢走，嘴里念叨着 “民儿（苏民的小名），你去哪了，我找你呢”。他赶紧走过去，轻轻扶着母亲的胳膊，柔声说 “妈，我是存昕，你别怕，我陪你坐会儿”。他把母亲扶到沙发上，给她盖好毯子，又去厨房倒了杯温水，看着母亲慢慢喝下去，直到母亲靠在他肩上睡着，他才小心翼翼地把母亲抱回床上。

每天早上，濮存昕都会亲自给母亲喂饭。他把粥熬得软烂，把蔬菜和肉切碎，用勺子一点点喂到母亲嘴里，怕母亲呛到，每喂一口都会停顿一下，再用软毛巾轻轻擦去母亲嘴角的残渣。有次母亲突然认出他，说 “存昕，你怎么瘦了”，他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 “妈，我没瘦，就是最近忙了点”，眼眶却悄悄红了。

妻子与近况：相濡以沫的陪伴，从未褪色的热爱

濮存昕与妻子宛萍的缘分始于 1981 年。当时宛萍是空军歌舞团的演员，两人在一次文艺汇演中相识，性格相投的他们很快走到一起，结婚后感情一直很稳定。家庭变故后，宛萍成了濮存昕最坚实的后盾：她帮着给母亲喂药、擦身，陪母亲说话、唱歌，有时母亲会记得宛萍的声音，听到她唱歌就会安静下来。濮存昕常说 “要是没有宛萍，我真的撑不下去”。

即便要照顾母亲，濮存昕也没放弃对戏剧的热爱。2023 年，他参演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窝头会馆》，饰演 “苑国钟” 一角。每次排演前，他都会提前半小时到剧场，拿着剧本反复琢磨台词，虽然这个角色他已经演了很多次，却依旧保持着最初的认真。2024 年，他受邀执导上海戏剧学院教师版《雷雨》，给老师们讲戏时，他会亲自示范动作：演周朴园时，他微微驼背，说话语速放缓，眼神里带着愧疚与威严；演鲁侍萍时，他会模仿女性的语气，让老师们更直观地理解角色。

同年，濮存昕还参加了北京长城文化节，站在八达岭长城上领诵诗歌，声音洪亮，饱含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在国际马术文化周上，他凭借多年的骑马经验拿下冠军 —— 为了这场比赛，他提前三个月训练，每天早上去马场练习平衡与跳跃，摔倒了就爬起来继续，最终在赛场上展现出利落的身手。2025 年，他执导的契诃夫经典剧目《海鸥》在北京上演，筹备期间，他和演员们一起讨论角色，强调 “契诃夫的戏要演得自然，不用刻意煽情，要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内心”。

如今的演艺圈，流量明星当道，有人劝濮存昕参加综艺提高热度，他却笑着拒绝：“我还是喜欢话剧，喜欢在舞台上和观众面对面交流的感觉，其他的不重要”。在他看来，演员的价值不在于曝光度，而在于能否塑造出让观众记住的角色，能否用作品传递温暖与力量。

初秋的一个清晨，濮存昕陪着母亲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阳光透过桂花树的枝叶，在地上洒下细碎的光斑，他给母亲剥了一瓣橘子，轻轻喂到母亲嘴里。母亲嚼着橘子，突然说 “存昕，你小时候最爱吃橘子了，总抢我的吃”，濮存昕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伸手轻轻拍了拍母亲的手背。风一吹，桂花落在母亲的头发上，他小心翼翼地把花瓣摘下来，动作轻柔得像在呵护一件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