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人的认知里，贫穷与节俭紧密相连。穷人往往居住在条件简陋的区域，饮食简单朴素，出行依赖经济实惠的公共交通。然而，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修・德斯蒙德凭借大量研究，向世人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实际上，贫穷的生活成本可能远超富人阶层。这一观点颠覆了人们的常规认知，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贫困背后的复杂逻辑。
马修・德斯蒙德与美国贫困现状
马修・德斯蒙德长期聚焦美国社会的结构性贫困问题。美国，作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由中产和精英阶层所展现的繁荣，仅仅是社会现实的冰山一角。在这繁华背后，美国的贫困问题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显得尤为突出。在其新书《制造贫困：一个美国问题》中，德斯蒙德深入剖析了社会性贫困的根源，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现实的全新视角。
美国的贫困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广泛且深刻地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从破败的城市贫民窟到落后的乡村地区，无数家庭挣扎在贫困线上，难以摆脱贫困的枷锁。这种贫困不仅影响着个人的生活质量，也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了挑战。
贫穷意味着什么
为了更好地理解贫穷的本质，让我们走进克里斯特尔・梅伯里的生活。在克里斯特尔出生前，母亲在孕期遭遇抢劫并被刺伤，导致她早产。童年时期，家庭暴力和毒品滥用如影随形，她最终被纳入寄养系统。在成长过程中，频繁的寄养家庭和集体之家转移，让她难以获得稳定的生活环境。青春期时，她因打架被判伤害罪。此后，多种精神疾病缠身，只能依靠政府的补充保障收入维持生计。但成年后，犯罪记录使她失去了这份收入，生活瞬间陷入绝境，甚至被迫卖淫求生。
克里斯特尔的经历并非个例，对于众多像她一样的穷人来说，贫困不仅意味着物质的匮乏，更意味着各种麻烦事如潮水般涌来。在生理层面，美国肉类加工厂平均每周发生两起截肢事故，工人在操作带锯时，稍有不慎就会失去手指甚至整只手。在贫民窟的房屋中，霉菌和蟑螂携带的过敏原肆意侵害孩子们的肺部和呼吸道，导致哮喘频发。同时，房屋含铅量超标，对儿童脆弱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贫困还意味着生活的颠沛流离。过去20年，租金大幅飙升，而租房者的收入却持续下降。在符合联邦政府住房援助条件的家庭中，仅有四分之一能够真正获得援助。大多数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需要花费至少一半的收入用于租房，四分之一的家庭甚至要将70%的收入用于支付租金和水电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低收入租户被赶出家门的现象屡见不鲜，他们被迫不断寻找新的住所，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
此外，贫困还会导致生命和人格的矮化。它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消耗本可用于决策的精力，使人不得不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难题上，如燃气账单未付、工作丢失等，从而无暇顾及其他重要事务。行为科学家森迪尔・穆拉纳坦和埃尔达尔・沙菲尔将其称为“精力税”。他们指出，贫穷对认知能力的损害，比熬一整晚夜更为严重。当人们被贫穷困扰时，能够分配给生活其他方面的精力变得更少。贫困不仅剥夺了人们的安全感和舒适感，还无情地消耗着人们的精力，限制了个人的发展潜力。
穷人是如何被迫消费的
尽管穷人的生活毫无尊严可言，但仍有不少人从他们的困境中获利，租房市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随着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土地价值急剧攀升。房东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开始对房屋进行隔间改造，以出租给更多人。1837年，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即“1837年大恐慌”，这使得房屋隔间现象愈演愈烈。地下室、阁楼和储藏库纷纷被改造成单间公寓，租给贫困家庭。事实证明，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这种租赁形式依然有利可图，贫困人口在西方主要城市中饱受高额租金的压榨。
在美国，贫民窟内的剥削现象由来已久。金钱催生了贫民窟，而贫民窟也为房东创造了财富。时至今日，美国穷人依然被高昂的住房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过去20年，租金增长了一倍多，而租户收入的增长远远滞后于房租的上涨速度。即便在公寓供应充足的城市，租金依然持续上涨。2021年底，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近19%的出租房空置，纽约州锡拉丘兹市也有12%的出租房闲置，但这两座城市的租金在之前两年分别增长了约14%和8%。数据显示，近年来租金收入大幅超过房东的成本开支，尤其是贫困社区的多户住宅。租金上涨并非仅仅是运营成本上升的反映，穷人在住房选择上的极度匮乏，特别是贫困的黑人家庭，使得房东能够肆意收取更高的租金。
有人可能会认为，低端市场的房子更为老旧，房东需要支付更高的维护费用，或者房客拖欠房租、空置率高等问题导致房东承担了损失。然而，经过调查，在考虑屋顶修缮、管道问题、炉子损坏、窗户破裂、电气系统问题等数十种维护费用，以及拖欠房租和房屋空置等因素后，扣除水费、税款和保险等常规费用，以及安装马桶、房屋空置等非常规费用，贫困社区的房东每月每间公寓仍可赚取约100美元的利润，而富人社区的房东每月每间公寓仅能赚取50美元。在全美各地，扣除所有成本后，贫困社区的房东不仅没有处于劣势，反而往往比富裕社区的房东多赚一倍。
不过，在全国房地产最热门的地区，情况则有所不同。以纽约市为例，在苏豪区当房东比在南布朗克斯区更具优势。但纽约和其他生活成本较高的大城市属于例外情况。在房价更为典型的城市，如奥兰多、小石城或塔尔萨，成为低收入社区的房东更有利可图，在全国房价最低的城市尤为如此。
那么，既然更好的社区房租并没有贵太多，贫困家庭为什么不搬过去呢？这一问题的前提假设是贫困家庭在搬家时与富裕家庭面临相同的情况，即出于对更好居住环境、社区和学校的追求而搬家。但现实中，搬家对于贫困家庭而言，往往并非机遇，而是一种紧急状况，甚至是创伤。他们通常在艰难的条件下被迫搬家，只是为了离开当下难以忍受的环境。他们会尽可能避开环境最差的社区，但往往只能接受最先批准其住房申请的地方。当他们试图从被迫搬入的社区搬走时，又会面临诸多阻碍。贫穷的租户往往有被驱逐的历史和犯罪记录，信用分数低甚至没有信用记录，也难以找到人为其在合同上签字担保，以让房东放心。此外，少数族裔和有孩子的家庭还会遭受房东的歧视。
贫穷的租户同样难以实现购房梦想。这并非因为他们穷到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实际上，如果他们能够支付租金，基本上也能够负担得起贷款。然而，多种因素使得他们连尝试购房的勇气都没有。以在亚马逊仓库工作的拉基亚・希格比为例，她和两个成年女儿、16岁儿子以及两个外孙女住在克利夫兰市一栋四居室的房子里，月租金950美元。尽管房子窗户单薄，不挡风，每月暖气费高达500美元，但拉基亚觉得尚可接受。若以常规条件贷款购买该房屋，每月仅需支付约577美元，其中包括财产税和保险费，这样每月可节省373美元，拉基亚甚至可以攒钱安装新窗户。
但即便拉基亚信用评分不错，也设法攒够了首付，她申请到按揭贷款购买平价住房的机会依然渺茫。因为银行不愿为她能负担得起的房子提供贷款。在过去（1934-1968年），由于联邦政府拒绝在低收入人群和黑人居住的社区提供按揭保险，银行便不在这些社区开展业务。如今，银行依然很少在这些社区开展业务，因为在其他地方开展业务利润更高。数百万租户不得不接受剥削性的住房条件，并非因为他们负担不起更好的选择，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美国式贫困的原因
列夫・托尔斯泰在53岁时，从俄国乡下搬到莫斯科。作为一个富有的人，他雇佣了众多仆人打理家务。在莫斯科，贫困现象迅速引起了他的关注。他曾写道：“我熟悉农村的贫困，但城市的贫困我以前从未见过，也难以理解。”走在莫斯科的街头，饥饿与绝望、奢靡与浮华并存的景象令他深感震惊。此后，托尔斯泰开始探寻贫困的根源。他很快意识到，问题并非在于穷人是否工作，因为穷人似乎永远都在辛勤劳作。最终，他认为问题出在像自己这样过着闲适生活的有钱人身上。
“我骑在一个人背上，勒住他的喉咙，让他背着我走，然后对自己和别人说，我是真的很同情他，我希望用一切办法来减轻他的负担—但我不要从他背上下来。”这句形象的比喻，深刻地揭示了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这一道理在19世纪的俄国适用，在今天的美国同样如此。美国的贫困问题并非仅仅是因为部分人富有，而另一部分人贫困，而是因为一部分人的富有是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如果我想帮助穷人，也就是让他们摆脱贫困，那就不应该把贫困加诸他们。”
那么，当今社会是如何将贫困加诸美国穷人身上的呢？至少有以下三种方式：
其一，剥削穷人。通过限制穷人在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选择与权力，压低工资，同时迫使穷人为住房、获取现金和信贷支付过高的价格。企业从剥削员工中获取利润，而普通民众通过购买贫困劳工生产的廉价商品和服务，以及投资股市，也间接从中获益。在住房领域，不仅房东从剥削租户中获利，其他业主也因将房子变成稀缺品和奢侈品，提升了自身房产的价格。
其二，优先补贴富裕阶层。美国若能严厉打击逃税的企业和家庭，并将追回的税款重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本可在不增加财政赤字的情况下终结贫困。然而，现实却是富人轻易蒙混过关，还能获得更多福利，从而构建了一个严重偏向于上层阶级的福利体系。
其三，建造排他性社区。在这一过程中，财富被集中在某些社区，而其他社区则陷入绝望。这种财富的囤积导致了贫困陷阱的形成，财富越集中，产生的财富越多；贫困越集中，带来的贫困也越多。穷人不仅要承受贫困本身带来的痛苦，还要面对被贫困包围所造成的更深伤害。
消除贫困的办法
解决美国贫困问题的第一步，最简单的方法是确保低收入人群能够顺利领取到他们有资格获得的援助。曾经，人们认为低收入人群不去申领食品券或劳动所得税抵免，是因为害怕丢脸。但大量证据表明，实际原因是政府的援助项目过于复杂，令人难以理解。许多人要么从未听说过这些专门为他们设计的援助项目，要么在申领过程中被繁琐的手续所困扰。因此，要提高社会项目的参与度，关键在于加强宣传，简化申领手续。
除了上述措施，我们还可以采取更具实质性的行动。那么，消除贫困需要多少资金呢？2020年，美国贫困线以下所有人的收入总和与贫困线之间的差距为1770亿美元。令人惊讶的是，每年美国人浪费的食物价值都超过了这个数字。
1770亿美元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这笔资金可以确保每个美国人都能拥有一个更安全、更便宜的居住场所，大幅减少无家可归的现象，让人们不再忍受饥饿。同时，它可以为每个孩子提供更公平的机会，助力他们获得安稳且成功的人生。此外，许多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如暴力、疾病和绝望，都将得到显著改善，犯罪率会大幅下降，被驱逐出家门的人数也将减少。
那么，这笔资金从何而来呢？在作者看来，解决偷税漏税问题是首要途径。据国税局估计，美国每年因未缴税款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由跨国公司和富裕家庭逃税导致的。由于国会没有为国税局提供足够的经费来追查偷税漏税行为，国税局在这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近几十年来，企业越来越多地将利润转移到空壳公司中，这些空壳公司通常在税率极低的国家注册。对于硅谷和华尔街的公司来说，只需虚构部分业务在爱尔兰或百慕大等地完成，就能轻松将资金转移到空壳公司。例如，脸书曾在爱尔兰上报150亿美元的利润，平均到每位爱尔兰员工身上高达1000万美元；百时美施贵宝医药公司声称在爱尔兰赚取了50亿美元，平均到每位当地员工约750万美元。可见，许多企业为了避税不择手段。富裕家庭同样找到了新的避税方法。研究表明，大多数美国人缴纳了应纳税款的90%，而超级富豪仅缴纳了75%。这是因为有钱人越来越多地聘请专业税务人员，他们运用巧妙的方法帮助客户避免资金被用于公共福利。
在作者看来，消除贫困应遵循以下指导原则：通过广受欢迎的政策调整社会安全网，坚持税收公平，对消除贫困进行重大投资。我们应摒弃以往微小调整、修修补补的做法，避免在提供援助时缩手缩脚，随后又指责项目无效。大胆的干预措施需要累进制税收政策和经过调整的福利体系作为支撑。
作者并非呼吁简单的“再分配”，而是要求富人依法正常纳税，调整社会安全网以实现公平均衡，回归美国在公共福利上加大投资的时代，给予穷人更多关照，减少对富人的过度倾斜。
我们不仅需要加大对反贫困措施的投入，还需采取不同类型的措施，制定能够从根本上撼动贫困根源的政策。我们要确保针对穷人的援助能够真正留在他们的口袋里，不被依赖政府福利补贴低工资的公司、在租户工资上涨时提高租金的房东，以及收取高额罚款和费用的银行与发薪日贷款机构掠夺。如果不能解决市场底层存在的剥削问题，政府的支出可能会白白增加，贫困问题也可能在未来50年依然得不到解决。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却隐藏着严重的贫困问题。每9人中就有1人生活无保障，公立学校有百万学生无家可归，每年都有许多人因无家可归而流浪甚至死亡。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认为，贫困之所以难以消除，是因为有人在贫困中获取利益，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剧。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是尊严、人格和自由的丧失。解决贫困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慈善行为，更需要全社会解决问题的坚定决心和强大意志。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公平和尊严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