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示了增长的三个真相:需要开放的创新土壤、需要新技术替代旧技术、需要把自然资本算进账本。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这三个维度都面临挑战——土壤在板结、替代在失灵、自然资本在接近临界点。

本文分四部分:介绍本届诺奖得主及其核心理论,用历史和当代案例说明理论如何解释现实,探讨三个理论的共同启示,给出个人可以做的准备。


一、2025年诺奖得主:三个人,一个主题

Joel Mokyr(莫基尔),79岁,荷兰出生,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经济史学家,用300年历史数据研究为什么有些地方能持续创新。获奖理由:识别出技术进步带来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

Philippe Aghion(阿吉翁),69岁,法国人,法兰西学院和伦敦政经学院教授。数理经济学家,用数学模型解释创造性破坏机制。

Peter Howitt(豪伊特),79岁,加拿大出生,美国布朗大学教授。与阿吉翁合作建立了创造性破坏的增长理论。

三人共同解释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莫基尔从历史找规律,阿吉翁-豪伊特用数学证明机制。

诺奖委员会的警告:’经济增长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经济停滞,而非增长,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对抗那些威胁持续增长的因素。’

二、莫基尔的土壤论:创新需要生态,不只是天才

核心发现

莫基尔花了几十年研究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当时更富裕、技术更先进的中国或奥斯曼帝国?

他的答案:不是因为欧洲人更聪明,而是因为欧洲长出了一层’土壤’

这层土壤包括:

  • 文化层面:相信’实验验证’而非’权威定义’,接受’失败是探索成本’而非’失败即耻辱’
  • 制度层面:大学可以探索’看似无用的知识’,人才可以自由流动跨界碰撞,知识可以快速扩散不被垄断

莫基尔强调:光有发明还不够,还要有’为什么有效’的科学解释。蒸汽机在中国汉代就有雏形,但只是玩具;欧洲不仅造出蒸汽机,还发展出热力学理论解释它为什么有效,这才能持续改进。

德国大学的崛起与衰落

19世纪的德国大学是全球最强。为什么?

因为洪堡改革建立了一个原则:学术自由(Lehrfreiheit)和研究自由(Forschungsfreiheit)。教授可以研究任何问题,不需要证明’有什么用’;学生可以自由选课,不需要遵循固定课程。

这个制度催生了什么?从物理学(普朗克、爱因斯坦)到化学(李比希、哈伯)到数学(高斯、黎曼)的一系列突破。全世界的人才涌向德国,因为那里可以’自由地探索无用的知识’。

但1914年后,民族主义抬头,党派之争侵入大学,’学术自由’变成了’政治正确’。结果呢?

基础研究在10年内枯竭,20年后技术优势消失,大量顶尖人才流向美国。希特勒上台后,犹太科学家被清洗,德国科学在二战后再也没回到巅峰。

莫基尔的警告:土壤的破坏比建立快得多,一旦政治控制了大学,创新生态会迅速崩溃

美国的现状

2020年代的美国正在重演:

学术自由的政治化:某些州立法限制大学教授什么、研究什么,理由是’纳税人的钱不能用于特定研究’。教授在选择课题时要考虑政治风险。

人才流动的收紧:H-1B签证限制加剧,顶尖STEM博士生留美率下降。历史数据显示:美国移民创业者和专利持有人的比例远超本土人口——’外来者视角+本地资源’的碰撞是创新的高频场景。美国建国一代本身就是这种碰撞的产物,从华盛顿到富兰克林到杰斐逊,都是’修补匠’,林肯甚至持有浅水航船装置的专利。

知识扩散的阻断:科技行业竞业禁止条款激增。硅谷过去的活力恰恰来自’跳槽带着想法创业’,现在这条路越来越窄。

文化层面的变化:2000年初,创业失败的人会说’我学到了很多’,投资人会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今天,失败一次就很难再融到钱,简历上的空白期会被反复追问。更致命的是信心崩塌:2000年前美国人相信下一代会过得更好,今天这种信心已经瓦解。

数据支撑

  • 1990年代以来,美国75%的行业集中度上升
  • 科技行业竞业限制覆盖率显著提高
  • 顶尖STEM博士生留美率与签证政策波动同步下降
  • 头部平台收购后新进入者市场份额持续下滑
  • 1875-1926年间美国占全球44%突破性发明,现在这一优势在缩小

三、阿吉翁-豪伊特的破坏论:增长靠替代,不靠保护

核心理论

阿吉翁和豪伊特用数学模型证明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长期增长不是靠’更多’(更多企业、更多就业),而是靠’替换’(新上位、旧退出)

这就是’创造性破坏’:新技术淘汰旧技术,新企业挤出旧企业。短期会痛(失业、产能过剩),但这是长期效率提升的唯一来源

关键洞察:如果政策保护’不该活的企业’,资源就被锁定在低效率部门,无法流向高效率部门——扼杀未来。

美国的困境

大公司雪藏创新:科技巨头的策略变成’收购潜在竞争者’。Instagram、WhatsApp、Oculus……收购后要么失去独立性,要么技术被束之高阁。

反垄断执行不力:美国3/4行业集中度比1990年代更高,但反垄断诉讼越来越少,主要看’有没有抬高价格’而非’有没有扼杀创新’。硅谷从’车库创业天堂’变成’大公司猎场’——初创企业的目标不是长大,而是被收购。

僵尸企业续命:2010年代超低利率让效率低下的企业可以不断借新债还旧债,明明该退出市场却能一直撑着。这些企业占据资源,但不创造价值。

需要一个垫子

阿吉翁强调:创造性破坏不是’放任失业’,需要再培训和社会保障垫子。

北欧模式:丹麦的’灵活安全’——企业容易裁员(灵活),但政府提供高额失业保险和强制再培训(安全)。结果:劳动力快速从衰落行业流向新兴行业,社会撕裂更小。

美国的问题:失业保障弱、再培训体系差,’被替代’等于’被抛弃’。铁锈带的衰落不是因为全球化和自动化本身,而是因为没有垫子——失业后没有好的再培训,社区崩溃后没有重建机制。所以政客承诺’保护旧工作’而非’帮你转型到新工作’。


四、达斯古普塔的警告:GDP在撒谎,很多增长是’吃老本’

人物介绍

Partha Dasgupta(达斯古普塔),82岁,印度裔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大学荣休教授。他不是诺贝尔奖得主,但是环境经济学领域的权威,获得过2015年蓝色星球奖、2016年泰勒奖、2023年BBVA前沿知识奖等。他最著名的贡献是2021年为英国财政部撰写的《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报告》——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国家财政部委托经济学家系统研究自然资本问题。这份600多页的报告把’增长不是免费午餐’用数学模型说清楚了。

核心理论:一个不等式揭穿了’免费午餐’

达斯古普塔花了40年研究一个问题:如果把自然资源当作资产核算,很多’高增长’国家实际上在破产。他把问题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不等式:人类对自然的需求(I)大于自然的再生能力(G)。具体来说,I = N × y ÷ α,其中N是人口数量,y是人均GDP,α是效率(把自然资源转化为产出的技术与制度能力)。只要 I 持续大于 G,自然资产就必然被透支。这就是’增长不是免费午餐’的数理核心。

现实数据更扎心。全球生态足迹网络估算,2019年 I/G 大约是1.7——也就是说,需要1.7个地球才能支撑当前消费水平。2020年因疫情封锁短暂降至1.6,但2021年后又回升。人口和人均产出持续上升,虽然效率α在提高,但不足以抵消前两者,缺口在扩大。报告强调物质守恒定律:即便技术进步,废弃物处理效率也无法达到’100%热机’的理想状态,因此’无限期的产出永续增长’在生物物理上站不住脚。

看似增长、实则破产:GDP能涨、净财富却在降

达斯古普塔提出用’包容性财富’衡量国家的真实家底,它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生产资本三部分。代际福祉的变化与包容性财富同向,而与GDP并不等价。他给出了一个关键判据:只有当’当期消费小于NDP(净国内生产,等于GDP减去三类资本的折旧)’时,包容性财富才会增加。

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为了拉高GDP而透支自然资本——砍伐森林、抽干地下水、污染土壤——账面上GDP在涨,但扣除自然资本折旧后,净财富实际在下降。这正是’增长不是免费午餐’的国民账户版定义。报告指出,目前各国用GDP衡量进步,但在项目评估时用净现值(NPV),两者方法学不一致。真正与社会福祉对齐的是财富变动,不是GDP增速。

隐性补贴:’假便宜’推动了过度消耗

达斯古普塔估算,大量自然服务被低价或零价使用,形成了每年约4-6万亿美元的’自然补贴’——大约相当于全球GDP的5-7%。这些被低估或未计价的自然要素,推动了’虚假低价的高消耗’路径。

他举了一个伐林与农业的例子。上游国家出口木材,看似创汇,但未计入的土壤流失、授粉服务和水文调节损失,实际上是对进口国的隐形财富转移。因为国家账目不记录外部性,这种’净财富外流’完全被GDP掩盖了。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化石能源(碳排放成本未入价)、地下水开采(枯竭风险未计价)、工业污染(治理成本由社会承担)等各个领域。

东方的案例:GDP在涨,家底在掉

华北某粮食主产区,30年来GDP快速增长,农业产量翻倍,但地下水位每年下降1-2米,有些地方已经枯竭。按达斯古普塔的不等式,对水的需求(I)远大于地下水的补给速度(G),自然资本存量(S)在快速缩水。GDP在涨,但包容性财富在降——这是在’吃子孙的水’。一旦地下水彻底枯竭,整个地区的农业基础会崩溃,人口被迫迁移,那时候的经济代价会是现在GDP增长的数倍。

东部某省的工业快速发展,GDP亮眼,但土壤重金属超标面积惊人,有些地方的稻米镉超标。这是典型的’自然补贴’现象:企业使用’免费的土壤承载能力’,污染的治理成本没有计入生产成本。GDP计算了产出,但没有扣除自然资本的折旧。结果是账面增长,实际破产。

西南某地为了完成’森林覆盖率’指标,大面积种植单一经济林如桉树。按包容性财富算法,原始森林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气候调节)被摧毁,桉树林虽然增加了’森林面积’,但生态服务价值远低于原始森林。自然资本的’质’在下降,即使’量’在上升。这是用几百年的自然资本换几十年的经济收益。

某些地区的GDP高增长建立在高能耗、高排放基础上,单位GDP的碳排放、能耗远超发达国家。按达斯古普塔的逻辑,化石能源享受’自然补贴’(碳排放的气候成本未入价),空气质量下降的健康成本未计入GDP。当期消费大于NDP(因为没扣除环境折旧),包容性财富在负增长。

注:

诺奖把增长的底层逻辑讲透了:不是靠喊,靠土壤
  • 按“绿色核算”口径,2014–2021 年中国的“可持续净产出(绿色NDP)”均高于“最终消费”,说明这些年总体上没有“吃家底”,而是在“增厚家底”。

  • 但自然资本的当期折旧客观存在;若把更高的碳与健康损害价格纳入,绿色NDP的“安全垫”会变薄。这正是将“自然资本入账”的政策意义所在。

出路:四条杠杆,缺一不可

达斯古普塔明确指出,仅靠技术效率(提高α)远远不够。要让 I = G(实现可持续),必须同时推动四个杠杆:降低人均消费(涉及再分配与需求结构,报告点名全球食物链约30%浪费)、放缓或降低未来人口规模(加速人口转型,通过提高女性教育和改善社会保障)、提升效率(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精准农业)、直接增加自然资本(恢复森林、湿地、海洋,设立保护区)。

报告特别警告:即便效率α继续提高,若不同时推动其他三个杠杆,要在2030年前达到可持续目标所需的效率提升幅度’远超历史可实现水平’——也就是说,单靠技术乐观主义是行不通的。

将’免费午餐’变成’真回报’的制度套件

达斯古普塔提出三个层面的制度改革。第一是把自然入账:建立自然资本核算体系,用’资产负债表’而非仅仅’收入-支出表’看增长,项目评估用财富变动而非单看GDP贡献,财政与企业披露把自然折旧显性化。第二是纠偏价格:撤除那4-6万亿美元的’自然补贴’,设污染税和资源税把外部性入价,支付生态系统服务给保护自然的人合理回报,避免’越增长、越耗底子’。第三是需求侧治理:减少浪费,推行绿色标准与贸易核算,通过教育与文化引导改变消费偏好。

如果不把自然资本的折旧算进账,GDP可能在涨,但’家底’(包容性财富)在掉;从国民账户到贸易价格,增长的账单从来都不是免费午餐。


六、个人可以做的准备

应对’创造性破坏’:让自己成为难以被替代的那一方

技能层面:培养’跨界能力’

  • 不要只精通一个工具或一个领域,而要理解底层逻辑。会用ChatGPT不是优势,理解它能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才是优势
  • 培养AI难以替代的能力:判断力(在不确定中做决策)、创造力(提出新问题而非解决已知问题)、同理心(理解人的非理性需求)
  • 保持学习能力本身——不是学某个具体技能,而是’学会如何快速学习新东西’的元能力

职业层面:降低’被锁定’风险

  • 不要把所有筹码押在一个行业或一家公司。如果你在一个高度集中的行业,要有Plan B
  • 培养’可迁移技能’——销售能力、项目管理、数据分析、写作表达,这些在不同行业都有用
  • 建立个人品牌和社交网络,不要让你的价值完全依附于雇主

财务层面:留出’转型缓冲期’

  • 北欧模式告诉我们:创造性破坏需要垫子。如果国家不提供,你得自己准备
  • 至少6-12个月的生活储备金,让你在被替代时有时间转型,而不是被迫接受第一个offer
  • 如果可能,学习一项’副业技能’——不一定马上变现,但在主业出问题时能快速启动

应对’土壤板结’:投资未来而非过去

投资逻辑:避开’行政护城河’

  • 那些靠政策保护、靠垄断地位的公司,短期看起来稳,长期风险高。一旦政策转向或反垄断到来,会很惨
  • 关注那些真正在解决问题的公司: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创造新需求,而不是靠排他性赚钱
  • 如果你在体制内或大公司,不要把所有身家都押在一个地方——分散风险

教育投资:给下一代留’选择权’

  • 如果你有孩子,不要只关注考试成绩,更要培养好奇心和探索能力
  • 莫基尔反复强调:真正的创新来自’看似无用的探索’。让孩子有机会接触科学、艺术、自然,而不是只学’有用的技能’
  • 培养批判性思维——敢于质疑权威、相信实证而非立场

地理选择:警惕’土壤板结’的地方

  • 如果你在一个学术自由受限、人才流动困难、创新被抑制的地方,要考虑是否值得长期留下
  • 如果移民困难,至少让自己和家人具备移动能力——语言、技能、资产的国际化

应对’自然资本消耗’:为不可逆做准备

居住地选择:远离’临界点’

  • 如果你在地下水严重超采的地区(比如华北平原某些地方),要考虑长期规划。地下水一旦枯竭,整个地区的经济基础会崩溃
  • 如果你在重度污染的工业区,健康成本会持续上升。搬到环境更好的地方,不是’生活品质’问题,是’健康成本’计算
  • 关注气候风险:沿海低洼地区的洪水风险、干旱地区的水资源风险、极端天气频发地区的基础设施风险

生活方式:降低对’不可持续系统’的依赖

  • 不要把全部生活建立在’资源会永远便宜’的假设上。能源、水、食物的价格长期看会上涨
  • 培养一些’低依赖’技能:比如基本的维修能力、种植食物的知识、能源管理意识
  • 这不是让你去当survivalist(生存主义者),而是降低对复杂供应链的脆弱性

健康投资:自然资本消耗的第一代价是健康

  • 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的健康成本不会立即显现,但会累积。定期体检、关注环境暴露
  • 如果你在高污染地区,考虑安装空气净化、水净化设备——这不是消费升级,是健康必需
  • 培养健康习惯:运动、睡眠、饮食。当环境质量下降时,个人健康储备更重要

心态层面:为’慢增长’做准备

降低期待,提高韧性

  • 不要把人生规划建立在’每年收入增长10%’的假设上。未来可能是增长2%,甚至负增长
  • 学会在’不确定’中生活:灵活调整计划,而不是死守一个目标
  • 培养‘非物质’的幸福感来源:关系、健康、成长、意义感,而不只是收入和消费

保持好奇和学习

  • 莫基尔79岁还在工作,说’这是我梦想的工作’。增长停滞的时代,精神上的成长更重要
  • 读书、思考、探索——这些在任何时代都有价值,而且成本最低

参与而非旁观

  • 如果你关心学术自由、关心反垄断、关心环境保护,用你的选票、你的消费、你的声音去表达
  • 制度修复往往是被危机逼出来的,但危机有多深、修复有多快,取决于有多少人意识到问题

结语:时间窗口正在关闭

增长需要三个条件:创新土壤、替代机制、真实账本。听起来简单,但历史告诉我们,从明白道理到建立制度,从来不是一蹴而就

为什么蒸汽机花了一百年

莫基尔在研究中反复强调一个案例:1712年纽科门发明了第一台实用蒸汽机,但直到1830年代,蒸汽机才真正推动经济起飞——中间隔了120年

技术本身不是瓶颈。瓦特在1769年就改良了蒸汽机,效率提高了好几倍。但要让蒸汽机真正改变经济,需要的远不止技术:

配套基础设施:煤炭开采和运输网络、铸铁工业的规模化、精密加工能力——每一项都需要几十年积累。

商业模式成熟:工厂制度替代家庭手工业、标准化生产流程、资本市场为工厂融资——这些商业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难。

人力资本积累:工人学会操作和维护机器、工程师掌握设计和改进、管理者理解如何组织生产——需要一代人的学习。

制度配套:专利制度保护创新、公司法允许有限责任、铁路法规范线路建设——每一项立法背后都是利益集团的博弈。

最关键的:需要科学解释为什么蒸汽机有效。早期的蒸汽机像一个’黑箱’——知道它能工作,但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热力学理论在19世纪中叶建立,工程师才能系统地改进设计,而不是靠试错。

莫基尔的洞察:真正的增长不是某个技术的发明,而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成熟——技术+基础设施+制度+知识+技能。

今天的AI、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可能也需要类似的时间:不是等技术突破,而是等生态系统成熟。

问题是,我们还有那么多时间吗?

这次可能不同

过去的制度修复都成功过——美国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德国日本在二战后、东亚在1980-90年代。但那些修复,都是在土壤还没完全板结的时候开始。

这次,三条战线在同时收缩

土壤的破坏可能需要一代人修复。德国大学在1914年后失去学术自由,直到1945年战后重建,中间整整一代人的科研能力被浪费。今天美国的学术政治化、人才流动收紧、竞业限制激增——如果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等意识到问题时,可能已经失去了一代基础研究者。

停滞会自我强化。大公司有更多资源影响政策,政策进一步保护大公司,形成恶性循环。初创企业从’想着长大’变成’等着被收购’,整个创新生态就变了。阿吉翁在颁奖后的采访中直言:’我不欢迎美国的保护主义浪潮,这对美国和世界的增长都不利。’

自然资本一旦过了临界点就是不可逆的。制度可以修复、技术可以追赶,但物种灭绝无法挽回、气候失控会进入连锁反应、地下水层塌陷后再也无法恢复。

时间窗口在压缩:蒸汽机时代可以花一百年慢慢完善生态系统,因为当时自然资本充裕、社会矛盾可控。今天我们没有一百年——每一条战线都在加速恶化。

等待危机,还是主动修复?

历史还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规律:制度修复往往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危机逼出来的

1930年代的美国改革,是大萧条之后;1970年代的反垄断,是滞胀之后;1980年代的东亚转型,是债务危机之后。没有足够痛的危机,就很难有足够深的改革。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能正在等待下一次危机——经济停滞引发的社会撕裂,自然资本崩溃引发的生存危机,或技术垄断引发的创新枯竭。

问题是,下一次危机来临时,还有多少修复的空间?

如果学术自由已经失去一代人,如果垄断已经深入每个角落,如果自然资本已经越过临界点——那时候的修复成本,可能是现在的十倍、百倍。

这届诺奖的真正意义,不是告诉我们增长的秘诀,而是提醒我们正在失去什么

土壤还在,但在板结。替代机制还在,但在失灵。自然资本还在,但在接近临界点。

窗口还开着,但正在关闭

作为个人,我们无法修复土壤、无法打破垄断、无法阻止自然资本消耗。

但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那个适应变化、而非被变化碾压的人

准备好的人,总比没准备的人多一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