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位于太行山腹地，土薄石厚，沟壑纵横。1953 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陈永贵当选党支部书记，领着 480 口人，靠一条驴、一辆独轮车、八把铁锹，开始了“向山要田”的苦战。十年里，他们把 4700 多块“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改造成 2900 块水平梯田，筑坝 180 条，填沟 15 条，粮食亩产由 110 斤跃升到 730 斤，集体储备粮 20 万斤，公共积累 13 万元。1963 年，特大洪灾冲毁 180 亩庄稼、200 间房屋，大寨人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积累不少），硬是在废墟上夺得亩产 800 斤。
1964 年 3 月，毛泽东南下专列停在邯郸，听取陶鲁笳汇报后说：“大寨就是一面红旗，山西要树，全国也要树。”12 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并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5—1966 年春，山西、河北、山东等 11 个省 260 多个县、30 多万人次涌进大寨参观。各地采取“一带二”“一片红”的办法，层层办“大寨田”“大寨渠”。山东寿光在盐碱滩上营建 15 万亩条田，两年增产粮食 6000 万斤；湖北应城 7 万劳力苦战一冬，搬土石 300 万立方米，建成 8 万亩“海绵田”。
1966 年“文革”爆发，大寨被抬上神坛。“大批促大干”“七斗八斗斗出新大寨”等口号，取代了原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967—1969 年，山西省革委三次在昔阳召开现场会，把学大寨同“路线斗争”挂钩，提出“反大寨就是走资派”。昔阳 400 多名干部被揪斗，100 多个生产大队被迫“转弯子”。各地机械照搬“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取消自留地、关闭集市，平均主义泛滥。
1970 年 8 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农业工作会议，提出“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八年，建成一批大寨县”。到 1975 年，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共命名 316 个“大寨式县”，投入农田基本建设资金 110 亿元，完成土石方 55 亿立方米。湖北荆州 120 万劳力上阵，削平 2000 多个山包，建成 150 万亩“大寨样板田”；河南林县在原有红旗渠基础上再劈 28 座山、凿 39 个隧洞，扩大灌溉 15 万亩。然而，高指标、瞎指挥、形式主义愈演愈烈：甘肃河西走廊耗巨资修“平原水库”，三年干涸；苏北里下河“填湖造田”，导致涝渍加剧。
1975 年 1 月，陈永贵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昔阳 40 余名干部随之进入县以上领导班子。大寨经验进一步被提炼为“一大二公”“穷过渡”：大队核算、取消定额包工、政治评工。1976 年 12 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提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会上表彰 316 个“大寨县”，并布置 1980 年前再建成 600 个。
1977 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滁县调研时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大寨那套我们学不了。”随后安徽推行“包产到组”，四川、贵州、内蒙古也悄然搞起“责任田”。1978 年 5 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思想解放。昔阳县委在一份内部报告中承认：“七年来共虚报粮食 3.6 亿斤，占上报总产的 24%。”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只字未提“学大寨”。1979 年 3 月，新华社内参披露昔阳“西水东调”工程浪费 5000 万元，中央叫停。1980 年 9 月，国务院发出《关于禁止盲目建设“大寨田”的通知》，同月山西省委在晋中召开座谈会，第一次公开批评大寨经验“左”的错误。1980 年 11 月，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式落幕。
1. 精神遗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集体主义气质，至今仍在黄土高原、江淮圩区、西南喀斯特山区留下片片梯田、座座水库。
2. 制度教训：以政治运动方式推动经济建设，用行政命令代替经济规律，必然导致高指标、浮夸风；平均主义挫伤农民积极性。
3. 改革启示：正是对大寨模式的反思，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 18 位农民的红手印，与昔阳 480 口人的铁手掌，共同构成共和国农村变革的两极。
大寨的 14 年，是新中国在“一穷二白”条件下探索农业现代化的一段缩影：它点燃过希望，也付出过代价；它曾被视为“唯一正确道路”，又最终被历史超越。站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回望，大寨的梯田依旧层层叠叠，犹如岁月的年轮，提醒后人：任何经验一旦被神圣化、模式化、绝对化，终将走向自己的反面；唯有尊重规律、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土地才会真正生长出富裕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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