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人说,当年和吴石一起牺牲的聂曦,死后连骨灰都没人敢要,在刑场角落堆了好几天。可翻出当年亲属的口述记录才知道,不是没人要,是有人冒着被抓、丢工作的风险,把他的骨灰偷偷抱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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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曦牺牲时才32岁,算不上什么大人物,只是吴石身边“国防部参谋次长办公室”的中校参谋。他跟吴石的渊源早,吴石在福建任职时就带着他处理军务,后来吴石调任台湾,特意把聂曦调过来当副官——不全是因为关系近,更因为聂曦懂密码编译,能把吴石手里的军事布防图缩印成小份,还能借着日常办公的由头,把情报悄悄递出去。朱枫到台湾后,聂曦帮着传过两次关键消息:一次是把吴石标好炮兵阵地坐标的图纸缩印好,转交给蔡孝乾;另一次是按吴石的嘱咐,帮蔡孝乾的妻子办出境证件,偏偏就是这两件事,后来被叛变的蔡孝乾一五一十供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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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1日下午,吴石刚在办公室被特务带走,聂曦就被堵在了自己的工位上。他没像吴石那样受太多酷刑,不是特务心善,是蔡孝乾早就把他的名字、做过的事全交代了,连他哪天下班后帮吴石送过文件、跟谁碰过面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务连审讯的功夫都省了。6月10日那天,聂曦和吴石、朱枫、陈宝仓一起被押到马场町刑场,他站在最边上,穿的还是平时上班常穿的灰布军装,临刑前没喊什么口号,只对着吴石的方向轻声说了句“我没对不起吴先生”,接着就被枪声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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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台湾正陷在白色恐怖里,只要沾了“匪谍”两个字,家属不光会被特务盯上,连邻居都得躲着走,工作更是说没就没。聂曦的父母早就不在了,妻子带着两岁的儿子在福建老家,根本不知道他在台湾做什么;在台北的亲戚里,只有一个表妹能搭上边——这姑娘小名叫淑娟(亲属口述中未提及全名,“淑娟”为家人日常称呼),当时在一家纺织厂当女工。聂曦牺牲的消息,淑娟是从隔壁大婶嘴里听来的,大婶压低声音说“马场町今天毙了四个,有个姓聂的中校,跟你表哥一个姓”,她心里一紧,赶紧跑到街上看贴出来的布告,果然在最后一行看到了“聂曦”两个字,旁边还画了个刺眼的红叉。
她想立刻去刑场找骨灰,却被同住的远房表姐拉住:“你疯了?现在去认’匪谍’的骨灰,特务不把你抓起来才怪!你忘了前阵子楼下老张,就因为亲戚是’匪谍’,第二天就被厂里开除了?”没过两天,纺织厂的工头也找她谈话,话里话外都是提醒:“最近少跟姓聂的沾边,厂里查得严,别连累自己。”淑娟躲在被子里哭了两晚,想起聂曦上次来看她,还塞给她一张五十块的台币,说“表妹你攒着,以后要是我不在了,别让人欺负你”,她咬了咬牙,第二天一早就揣着身份证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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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马场町刑场,站岗的特务见她是来认“匪谍”骨灰的,眼睛立马瞪圆了,扯着嗓子问:“你跟聂曦什么关系?不怕被他连累?”淑娟攥着衣角,声音发颤却没结巴:“他是我表哥,就算是’匪谍’,也不能让他连个埋的地方都没有。”特务没立刻松口,让她在门口的树荫下等,这一等就是两个小时,才有人从里面抱出个没刷漆的木盒子,上面没写字,只贴了张皱巴巴的小纸条,写着“聂曦,六月十日”。她想打开看看,被特务推了一把:“赶紧走,别在这儿磨蹭!要是让人看见,你我都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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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娟抱着木盒子,没敢坐公交车,怕被人认出来,硬生生走了三个小时才回到租的小单间。她不敢把骨灰埋去公墓——那时候特务会盯着公墓的新坟,只要是“匪谍”家属立的,说不定哪天就被挖出来;她翻出家里装咸菜的陶瓷坛子,把木盒子里的骨灰倒进去,藏在阳台的仙人掌花盆底下,土盖得厚厚的,连浇水都只敢绕着花盆边浇。每天下班回来,她都要蹲在花盆前待一会儿,小声说两句:“表哥,今天厂里没查岗”“外面又贴布告了,没提你的名字”。
1953年,淑娟结婚,丈夫知道骨灰的事,没说什么,只是帮她把陶瓷坛子挪到了衣柜最里面,还找了块布裹上。1987年台湾解严后,街上不再随便贴“匪谍”布告了,淑娟才敢找相熟的朋友帮忙,把骨灰送到台北近郊的公墓,立了块巴掌大的小石碑,上面只刻了“聂曦之墓,1918-1950”,没敢多写一个字——她还是怕,怕万一再出什么事。2000年淑娟临终前,拉着儿子的手说:“你帮我把你表舅的骨灰送回福建,他老家在那儿,该让他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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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3年,聂曦在福建的儿子(当时已经70多岁)才跟着两岸寻亲的队伍到台湾,在公墓里找了大半天,才找到那块刻着简单名字的小石碑,把骨灰接回了福州老家,埋在聂曦父母的坟旁边。后来有人问淑娟的儿子,当年他妈妈为什么敢冒那么大的风险,他说:“我妈没说过什么大道理,就说那时候没想怕不怕,只觉得表哥不能像垃圾一样扔在刑场,就算是’匪谍’,也是个人,得有个归宿。”
现在再提聂曦,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为了传情报做过什么。可要是没有淑娟当年顶着压力把骨灰抱回来,聂曦可能真的就成了马场町刑场里一个没名字的“匪谍”,连让后人祭拜的地方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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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该说淑娟胆子大,还是该说那个年代的普通人,心里都藏着一点不敢丢的情分?或许,答案就藏在那个藏了三十多年的陶瓷坛子里,藏在淑娟每天蹲在花盆前小声说话的动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