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相信吗？这个长得很像中国大叔的火头兵，竟然创造了苏军战争史上的奇迹
字里春秋
2025-09-28 13:31广东
1941年8月的苏联西部战场，瓦尔代高地边缘的林间小道上，尘土混着血腥味在烈日下蒸腾。两名苏军卫生员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的士兵腹部缠着渗血的绷带，疼得直哼哼。跟在后面的是个身材矮小的士兵，顶多一米六的个头，皮肤是黄种人特有的浅褐色，颧骨略高，眼睛眯成一条缝时像极了中国东北的庄稼汉——他叫谢苗·诺莫科诺夫，是卫生排里的“编外人员”，半个月前还在炊事班帮厨，因为做的饭没人吃得惯，才被临时调过来抬担架。
“快，再快点！前面就是包扎所！”抬担架的卫生员喘着粗气，额头上的汗珠砸在地上。突然，谢苗的脚步猛地停住，他侧着耳朵，眼睛死死盯着右侧三米外的一片狗尾草——那片草叶纹丝不动，可在他眼里，草叶下方藏着一丝极淡的金属反光，像极了他小时候在西伯利亚森林里见过的狼眼。
“卧倒！”谢苗突然吼了一声，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急促。卫生员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一把拽倒在地。几乎同时，“咻”的一声，一颗子弹擦着担架边缘飞过，打在旁边的树干上，溅起一片木屑。
没等卫生员回过神，谢苗已经抄起了地上的一把莫辛纳甘M1891/30步枪——那是之前牺牲士兵留下的，枪身布满划痕，连瞄准镜都没有。他半跪在地上，左手托着枪托，右手扣在扳机上，眼睛盯着那片狗尾草，整个身体像被钉在地上的雕塑。不过一秒钟，他的手指猛地发力，“砰”的一声枪响，林间的蝉鸣瞬间被压了下去。
狗尾草丛里传来一声闷哼，一个穿着德军野战服的士兵翻了出来，额头的弹孔还在冒血——那是德军的潜伏狙击手，正等着伏击苏军的运输队伍。
“你……你怎么做到的？”卫生员爬起来，看着谢苗手里的步枪，又看看地上的德军尸体，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馒头。谢苗只是把枪递还给卫生员，弯腰扶起担架，小声说：“草动了，他的枪反光。”
没人知道，这个被战友私下议论“长得像中国人”的火头兵，此刻已经悄悄开启了一段足以写进苏军战争史的传奇——他不是什么普通的炊事员，而是西伯利亚通古斯族里最顶尖的猎人，七岁扛枪，十岁得“鹰眼”称号，能在百米外看见飞鸟掉落的羽毛，能在暴风雪里追踪猎物的足迹。而这场意外的狙击，不过是他战场传奇的开始。

一、西伯利亚的“鹰眼”猎人：通古斯族少年的渔猎人生，藏着狙击天才的密码
1900年，谢苗·诺莫科诺夫出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东南部的乌德盖地区，这里是通古斯族（鄂温克人分支）的传统聚居地，森林覆盖率超过80%，勒拿河的支流从林间穿过，黑熊、狍子、野鹿在林间穿梭，渔猎是这里人唯一的生存方式。
很多人第一次见谢苗，都会误以为他是中国人——浅褐色皮肤、单眼皮、宽额头，连说话的语调都带着几分东北方言的软糯。这不是巧合，通古斯族本就是典型的黄种人民族，与中国东北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同根同源。早在清朝时期，西伯利亚部分地区曾是中国领土，通古斯族与东北各族通婚往来，外貌和生活习惯都有诸多相似之处。直到19世纪末，沙俄扩张至此，这片土地才归入俄罗斯版图，但通古斯族的渔猎传统，却一代代保留了下来。
谢苗的父亲是村里有名的猎人，能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冬里，带着猎犬在森林里待上三天三夜，满载猎物而归。谢苗七岁那年，父亲把一把缩小版的猎枪递到他手里——那是用旧枪管改造的，枪身缠着牛皮，握在手里沉甸甸的。“想在森林里活下去，就得学会看、听、等。”父亲摸着他的头说，“看，要看草叶的动静、飞鸟的方向；听，要听风声里的兽吼、雪地里的脚步声；等，要等猎物放松警惕的那一刻，一击必中。”
从那天起，谢苗的童年就和森林绑在了一起。天不亮就跟着父亲进山，趴在雪地里数小时不动，只为等一只狍子经过；暴雨天躲在树洞里，听父亲讲怎么通过树皮的纹路判断方向；冬天河面结冰，他跟着父亲在冰面上凿洞捕鱼，手指冻得发紫也不吭声。通古斯族的猎人都知道，森林里没有“第二次机会”——要是打偏了猎物，要么被受伤的野兽反扑，要么让猎物逃走，一家人就得饿肚子。这种生存压力，逼着谢苗把“精准”刻进了骨子里。
十岁那年，谢苗在村里得了“鹰眼”的称号。那天村里组织狩猎比赛，目标是林间的灰雀——灰雀体型小，飞得快，普通猎人能打中一只就不错了。谢苗趴在一棵松树后面，手里举着那把旧猎枪，眼睛盯着空中飞过的鸟群。突然，他扣动扳机，一只灰雀掉了下来，更让人惊讶的是，灰雀的翅膀上还夹着一根脱落的羽毛——他不仅打中了鸟，还精准地避开了羽毛，没让它被弹片打碎。“谢苗的眼睛能看见风里的羽毛！”村民们围着他欢呼，从那以后，“鹰眼”这个称呼就跟着他了。
不过，狩猎的日子并不总是顺利。西伯利亚的冬天长达半年，大雪封山时，别说打猎，连出门都困难；夏天又常有暴雨，河水暴涨冲毁木屋。谢苗十五岁那年，一场暴风雪持续了三天三夜，家里的存粮吃完了，父亲冒着风雪进山打猎，回来时冻得只剩半条命，猎枪里只挂着一只小兔子。看着父亲发紫的脸，谢苗攥着拳头说：“我要学木匠，冬天也能挣钱。”
他跟着村里的老木匠学手艺，从刨木头、凿榫卯开始，一点点琢磨。通古斯族的木匠有个特点：做活特别精细，比如给猎枪做枪托，会反复打磨到贴合手掌的弧度，连木纹的走向都要顺着发力的方向。这种“精细劲儿”和打猎的“精准”一脉相承，后来成了谢苗狙击时的优势——他总能把枪调整到最舒服的状态，哪怕是一把老旧的步枪，在他手里也像长在身上的一部分。
就这样，谢苗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过了三十年：春天捕鱼，夏天打猎，秋天晒兽皮，冬天做木匠。他娶了同村的姑娘，有了三个孩子，家里的木屋虽然简陋，却总飘着熏鱼的香味。如果没有1941年的那场战争，他或许会像父亲一样，一辈子做个猎人兼木匠，在森林里平静地老去。可命运的齿轮，被德国人的枪声彻底打乱了。
二、41岁火头兵的尴尬：黄种人面孔被当成“外国人”，炊事班做饭没人吃
1941年6月22日凌晨，谢苗正在自家院子里劈木头，准备给小儿子做一把小木枪。突然，村里的广播响了，里面传来苏联国防委员会的紧急通知：“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全体苏联公民，拿起武器保卫祖国！”
广播声刚落，村里的民兵队长就挨家挨户敲门——苏联开始大规模征兵，18到50岁的男性都要参军。谢苗看着通知上的年龄限制，摸了摸自己的腰——他已经41岁了，头发里都有了白丝，比征兵标准里的“青壮年”差了不少。可他想起了小时候父亲说的话：“森林里的人，要保护自己的家园。”他把木斧递给妻子，说：“我去参军，等我回来给孩子做木枪。”
三天后，谢苗和村里的十几个年轻人一起，坐上了开往军区的火车。火车上挤满了新兵，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高鼻梁、白皮肤，说着流利的俄语。谢苗坐在角落里，黄种人面孔显得格外扎眼。有个来自莫斯科的小伙子好奇地问他：“你是中国人吗？怎么来苏联参军了？”谢苗笑着摇头：“我是通古斯族，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家在西伯利亚。”小伙子还是不相信，直到谢苗用通古斯语说了几句家乡话，又讲了西伯利亚的打猎故事，才打消了疑虑。
到了军区，新兵们先接受体检和体能测试。谢苗身高只有1.58米，体重不足50公斤，跑步、举重都落在后面。负责招兵的军官看着他的体检报告，皱着眉头说：“你这身体，上战场怕是扛不动机枪。”谢苗急了，掏出兜里的猎人证——那上面记着他每年打猎的收获，光熊就打了五头。“我会开枪，打得很准！”他指着自己的眼睛，“我能看见很远的东西。”军官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小伙子，战场不是森林，先去炊事班帮忙吧，给战友们做口热饭也是贡献。”
就这样，谢苗成了苏军第16集团军某师炊事班的一名火头兵。炊事班的任务是给前线士兵做饭，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生火、淘米、煮菜。可谢苗做的饭，很快就成了炊事班的“难题”——他从小吃惯了通古斯族的渔猎风味，做饭时总忍不住加些熏鱼、野果、松仁，比如把熏鱼切碎了拌进粥里，或者用野果熬汤。可其他战友大多是欧洲裔，习惯了面包、土豆、红菜汤，吃着谢苗做的“野味饭”，总觉得味道奇怪。
有一次，谢苗煮了一锅熏鱼汤，端到战壕里给士兵们分。一个来自乌克兰的士兵喝了一口，皱着眉头吐了出来：“这是什么？有股鱼腥味，太难喝了！”另一个士兵也跟着说：“我们要吃面包，不要吃这种’外国人的饭’！”谢苗站在原地，手里的汤勺差点掉在地上——他明明是按照家乡最好的做法做的，想让战友们多补充点营养，却没想到会被嫌弃。
炊事班班长看着他委屈的样子，叹了口气说：“谢苗，不是你做得不好，是大家吃不惯。这样吧，你去卫生排帮忙抬担架，那边正好缺人。”谢苗点点头，把剩下的熏鱼汤倒进自己的饭盒里——他舍不得扔，那是他从家乡带来的熏鱼，想着留着慢慢吃。
卫生排的工作比炊事班更累，也更危险。他们要在前线和包扎所之间往返，抬着受伤的士兵穿过枪林弹雨。谢苗虽然个子矮，但力气不小——常年打猎和做木匠让他的手臂很有力，抬担架时总能稳稳地托住前端。而且他有个习惯，每次抬担架前，都会先观察周围的环境：哪里有弹坑可以躲，哪里的树木能挡子弹，哪里的小路最安全。卫生排的战友都说：“谢苗像只老狐狸，总能找到最安全的路。”
没人知道，这种“观察习惯”，是他在西伯利亚森林里练了三十年的本能——打猎时，他要观察每一棵树木、每一块石头，才能找到猎物的踪迹；现在，他要观察每一片草丛、每一道沟壑，才能避开敌人的子弹。而这份本能，很快就救了所有人的命，也让他从一个不起眼的火头兵，变成了苏军的“战场鹰眼”。

三、一秒毙敌的震撼：火头兵意外显威，狙击天赋惊动指挥部
1941年8月下旬，德军对瓦尔代高地发起猛攻，苏军防线频频告急，伤员数量激增。谢苗所在的卫生排，每天要往返前线十几次，有时候刚把伤员送到包扎所，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就又要出发去抬下一批。
8月27日那天，谢苗和两名卫生员抬着一名腹部受伤的排长，往包扎所赶。排长失血过多，已经快昏迷了，嘴里还念叨着：“守住……一定要守住……”走到一片林间小道时，谢苗突然停住了——他闻到了一股陌生的气味，不是苏军的枪油味，也不是伤员的血腥味，而是一种淡淡的金属和火药混合的味道，像极了他小时候在森林里闻到的“狼的气息”。
他抬起头，眼睛扫过周围的环境：小道左侧是茂密的白桦林，右侧是半人高的狗尾草，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突然，他的目光停在了右侧三米外的狗尾草上——那片草叶比其他地方更“直”，而且在阳光的照射下，草叶缝隙里有一丝极淡的银色反光，一闪而过。
“卧倒！”谢苗几乎是本能地喊出这句话，同时左手拽住左边的卫生员，右手推开右边的卫生员，三个人连同担架一起摔在地上。就在他们倒地的瞬间，一颗德军毛瑟98k步枪的子弹擦着担架边缘飞过，“咚”的一声打在旁边的白桦树上，树皮碎片溅了谢苗一脸。
“有狙击手！”左边的卫生员吓得脸色发白，想爬起来找地方躲。谢苗一把按住他：“别动，他在等我们暴露。”他趴在地上，慢慢抬起头，眼睛盯着那片狗尾草——他能看见草叶下方，有一个黑色的轮廓，那是德军狙击手的头盔。
谢苗的手，悄悄摸向了地上的一把步枪——那是之前抬伤员时，从牺牲的苏军士兵身上捡来的莫辛纳甘M1891/30步枪，口径7.62毫米，有效射程800米，不过这把枪没有瞄准镜，只能靠机械瞄准具射击。他把枪拿过来，慢慢拉开枪栓，检查了一下子弹——还有五发子弹，都是满的。
“你要干什么？”右边的卫生员小声问，他以为谢苗要逃跑。谢苗没说话，只是调整了一下姿势：左腿跪地，右腿伸直，左手托着枪托，右手扣在扳机上，眼睛盯着机械瞄准具的缺口。他深吸一口气，把呼吸调整到最慢——这是他打猎时的习惯，每次开枪前，都要让呼吸和心跳保持平稳，这样才能保证精准。
德军狙击手显然没把这几个卫生员放在眼里，他以为刚才的子弹只是警告，只要再等一会儿，这些苏军就会慌不择路地逃跑。可他没等来人影，却等来了一声枪响。
谢苗的手指猛地扣下扳机，“砰”的一声，子弹带着风声飞向那片狗尾草。几乎同时，草叶里传来一声闷哼，一个穿着德军野战服的士兵翻了出来，头盔掉在一边，额头正中央有一个血洞——子弹精准地命中了他的眉心。
“中了！”右边的卫生员忍不住喊了出来。谢苗没放松警惕，他快速拉开枪栓，退出弹壳，又推上一发子弹，盯着周围的草丛看了几秒，确认没有其他埋伏，才站起来说：“快，抬着排长走！”
这件事很快就在卫生排里传开了，接着又传到了团部。团参谋长听说有个火头兵用无瞄准镜的步枪，一秒钟击毙了德军狙击手，根本不信：“一个做饭的能有这本事？肯定是运气好。”可当他看到德军狙击手的尸体，又听了两名卫生员的详细描述后，不得不承认：“这不是运气，是真本事。”
团参谋长立刻让人把谢苗叫到团部。见到谢苗时，他又愣了——眼前这个身材矮小、黄种人面孔的士兵，怎么看都不像个“神枪手”。“你以前打过枪？”参谋长问。谢苗点点头：“打了三十年猎，在西伯利亚。”“打猎和打仗不一样，你知道怎么打敌人吗？”参谋长又问。谢苗想了想，说：“一样的，都是要等，要准，不能让猎物（敌人）发现。”
参谋长被他的直白逗笑了，他让人拿来一把带瞄准镜的莫辛纳甘狙击步枪，递给谢苗：“你试试，打那边的树干。”他指着五十米外的一棵松树，树干上有个拳头大的树瘤。谢苗接过枪，掂量了一下，调整了瞄准镜的倍率，然后像之前一样，左腿跪地，右腿伸直，深吸一口气，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子弹正好打在树瘤的正中央。
参谋长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知道，很多新兵要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才能掌握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而这个火头兵，第一次用就打得这么准。“你愿意去狙击班吗？”参谋长拍着谢苗的肩膀说，“前线需要你这样的人。”谢苗想起了担架上那个昏迷的排长，想起了村里被德军炸毁的房屋，用力点头：“我愿意，只要能打敌人。”
就这样，谢苗离开了卫生排，加入了团里的狙击班。狙击班的班长是个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兵，叫伊万诺夫，一开始也不看好谢苗：“你这小身板，趴在雪地里冻一天都扛不住，还当狙击手？”可没过几天，伊万诺夫就对谢苗刮目相看了。
狙击训练里有一项“潜伏训练”，要求士兵在野外一动不动待四个小时，期间要忍受虫子叮咬、天气变化，还要保持瞄准姿势。有一次训练时，下起了小雨，气温降到了十度以下，很多新兵冻得直哆嗦，甚至偷偷活动手脚。可谢苗趴在那里，像一尊雕塑，眼睛一直盯着瞄准镜，连手指都没动一下。四个小时后，伊万诺夫走过去，发现谢苗的肩膀上爬着一只甲虫，他都没伸手赶走。“你不怕虫子吗？”伊万诺夫问。谢苗摇摇头：“打猎时，熊都不怕，还怕虫子？”
还有一次“动态射击”训练，目标是移动的陶罐，要求在陶罐移动十米的过程中击中它。很多新兵要么打早了，要么打晚了，只有谢苗，每次都能在陶罐移动到中间位置时，精准命中。“你怎么判断时机的？”伊万诺夫问。谢苗说：“看陶罐的影子，影子动到哪里，就知道陶罐会到哪里，和打兔子一样。”
伊万诺夫这才明白，谢苗不是“运气好”，他的狙击技巧是在森林里练了三十年的“本能”——他能通过风的方向判断子弹的偏移，能通过物体的影子判断移动轨迹，能通过细微的声音判断敌人的位置。这些技巧，是任何教科书都教不会的，也是苏军最需要的“战场天赋”。
1941年9月底，谢苗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狙击训练，被正式派往前线，成为一名苏军狙击手。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瓦尔代高地的前沿阵地，狙杀德军的军官和机枪手，为苏军防线减轻压力。而这个任务，让他一战成名，成为了《祖国报》上的“战场鹰眼”。

四、狙杀德军少将的传奇：潜伏三天等“大鱼”，一枪扭转战局
1941年10月，德军对瓦尔代高地的进攻进入白热化阶段。德军第3坦克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突破了苏军的第一道防线，距离苏军的团部只有五公里。团里给狙击班下达了紧急任务：狙杀德军的高级军官，打乱敌人的指挥系统，为苏军的反击争取时间。
谢苗和另外两名狙击手被派到了德军阵地附近的一片橡树林里，这里距离德军的前沿指挥所大约800米，是狙击的最佳位置。谢苗选了一个靠近树干的位置，用树枝和落叶把自己伪装起来，只露出一个瞄准镜的缝隙。他的任务是观察德军军官的活动规律，寻找“大鱼”——也就是德军的校级以上军官。
第一天，谢苗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期间只喝了两口水，吃了一小块黑面包。他看到德军的士兵在阵地里来回走动，偶尔有几个尉官出来视察，但都离他的狙击范围太远，而且身边有卫兵保护，不好下手。傍晚的时候，一只松鼠爬到了他的肩膀上，他都没敢动——他怕惊动敌人，也怕吓跑这只“森林里的朋友”。
第二天，天气转阴，下起了小雨。雨水打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音，正好掩盖了谢苗的呼吸声。中午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德军少校带着几名参谋，来到前沿阵地视察。少校站在一个土坡上，手里拿着地图，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谢苗把瞄准镜对准了少校的胸口，手指放在扳机上——只要他扣动扳机，少校就会倒下。可他犹豫了——他想起了伊万诺夫班长说的话：“狙击要选最重要的目标，打蛇要打七寸。”这个少校虽然是军官，但还不够“大”，杀了他，很快会有新的军官来代替，起不到打乱指挥的作用。他慢慢松开扳机，看着少校离开。
第三天早上，天刚蒙蒙亮，谢苗就醒了。他揉了揉冻得发麻的手脚，继续盯着德军阵地。突然，他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开到了德军指挥所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着少将制服的军官——肩章上有两颗将星，手里拿着一根手杖，身边跟着四名卫兵。“大鱼来了！”谢苗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调整了瞄准镜的倍率，把十字线对准了少将的胸口。
少将下车后，没有立刻进指挥所，而是走到阵地边缘，拿起望远镜观察苏军的防线。他站在那里，身体完全暴露在谢苗的狙击范围内，甚至没有躲在掩体后面——他以为苏军的狙击手不敢这么近开枪，也没料到，在800米外的橡树林里，有一双“鹰眼”正盯着他。
谢苗深吸一口气，把呼吸调整到平稳状态。他能感觉到风的方向——从左往右吹，风速大约每秒三米，子弹会向右偏移一点。他轻轻调整了瞄准镜的角度，把十字线往左移了一厘米，正好对准少将的心脏位置。
“砰！”
枪声在雨声里显得格外沉闷，子弹像一道闪电，飞向德军阵地。少将身体猛地一震，手杖掉在地上，他捂着胸口，倒在地上。身边的卫兵反应过来，纷纷掏出枪，对着四周乱射，可他们根本不知道子弹是从哪里来的。
谢苗已经快速收起枪，用树枝和落叶把自己盖好，然后慢慢往后退——他知道，德军很快会派巡逻队来搜索，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半个小时候，他回到了苏军阵地，向伊万诺夫班长报告：“目标已击毙，是个少将。”
当天下午，苏军的侦察兵带回了消息：德军第3坦克集团军的一名少将在视察阵地时被狙杀，德军的进攻暂时停了下来，正在调整指挥系统。团部的军官们都很兴奋，团长拍着谢苗的肩膀说：“你这一枪，为我们争取了两天时间，够我们加固防线了！”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集团军司令部，甚至惊动了苏联最高统帅部。1941年11月7日，苏联《祖国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通古斯猎手化身战场鹰眼，一枪狙杀德军少将》的文章，里面详细讲述了谢苗的事迹，还配了一张他拿着狙击步枪的照片。文章里写道：“在瓦尔代高地的战场上，一名来自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族士兵，用他的’鹰眼’和精准的枪法，给了德国法西斯沉重一击。他是苏联人民的英雄，是所有士兵的榜样！”
这篇报道一出，谢苗的名字在苏军里家喻户晓。前线的士兵们看到报道后，士气大振，很多人都说：“有谢苗在，我们不怕德军的狙击手！”而苏联政府为了表彰谢苗的功绩，决定授予他苏联最高荣誉——列宁勋章。
1941年11月15日，授勋仪式在集团军司令部举行。当集团军司令把金光闪闪的列宁勋章挂在谢苗脖子上时，谢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像打猎一样，打跑了’豺狼’。”司令笑着说：“不，谢苗同志，你打的不是普通的’豺狼’，是侵略我们祖国的敌人。这枚勋章，你当之无愧！”
当时的苏联，正处于苏德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德军已经逼近莫斯科，苏联军民伤亡惨重，全国上下都需要英雄来鼓舞士气。谢苗的事迹，就像一剂“强心针”，让苏联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而谢苗自己，也从一个不起眼的火头兵，变成了苏军的“狙击英雄”。可他没想到，这份“英雄”的称号，也给他带来了麻烦——德军开始悬赏捉拿他，甚至派出了专门的狙击小组，要取他的性命。

五、德军狙击小组的追杀：“鹰眼”反杀记，让敌人闻风丧胆
1942年初，德军情报部门通过《祖国报》的报道，知道了谢苗的存在。他们对这个“黄种人狙击手”格外重视，认为他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德军的士气，也给德军的军官带来了威胁。德军最高指挥部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谢苗·诺莫科诺夫。
很快，德军从国内调来了两名顶尖的狙击手——汉斯和埃里克，他们都是参加过二战多场战役的老兵，汉斯曾在波兰战场狙杀过40多名波兰士兵，埃里克则在法国战场创下过连续狙杀12名盟军士兵的记录。德军给他们的任务是：潜入苏军阵地，找到谢苗，然后杀了他。
汉斯和埃里克来到前线后，没有立刻行动，而是先收集谢苗的资料。他们从俘虏的苏军士兵嘴里得知，谢苗喜欢在森林里潜伏，擅长利用地形伪装，而且枪法精准，尤其擅长打“移动目标”。汉斯冷笑一声：“不过是个打猎的，我会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狙击手。”
1942年2月的一天，汉斯和埃里克潜入了苏军阵地附近的一片松树林里，这里是谢苗经常活动的区域。他们选了两个隐蔽的位置，汉斯在东边的山坡上，埃里克在西边的沟谷里，形成了交叉火力，等着谢苗上钩。
那天早上，谢苗和他的观察员彼得一起，来到松树林里执行狙击任务。彼得是个年轻的士兵，负责观察敌情，给谢苗提供目标信息。走了没多远，谢苗突然停住了，他指着地上的脚印说：“有人来过这里，不是我们的人。”彼得蹲下来看了看，说：“这是德军的军靴脚印，有两个人。”
谢苗的眼睛扫过周围的环境，很快就发现了东边山坡上的一丝异常——一棵松树的树枝被折断了，断口很新，而且树枝的角度不像是被风吹断的，更像是被人碰断的。“那边有情况。”谢苗小声对彼得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看看。”
谢苗慢慢爬到一棵大树后面，用瞄准镜观察东边的山坡。他看到一个黑色的轮廓藏在岩石后面，手里拿着一把带瞄准镜的步枪——那是汉斯。谢苗知道，这是德军的狙击陷阱，对方肯定还有同伙，在其他位置埋伏着。
他没有立刻开枪，而是想了个办法。他从兜里掏出一块红色的布，那是他妻子给他做的手帕，他把布绑在一根树枝上，然后慢慢把树枝伸出去，假装是自己的帽子露了出来。
汉斯在山坡上看到了红色的布，以为是谢苗的帽子，立刻扣动扳机，子弹打在了树枝旁边的地上。谢苗趁机判断出汉斯的位置，然后快速转移到另一棵树后面，对着汉斯的位置开了一枪。“砰”的一声，子弹打在了汉斯藏身的岩石上，溅起一片碎石。汉斯吓了一跳，赶紧缩了回去。
就在这时，西边的沟谷里传来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擦着谢苗的耳朵飞过——埃里克开始开枪了。谢苗知道，不能再等了，他必须先解决一个。他对彼得喊：“彼得，你往西边开枪，吸引埃里克的注意力！”彼得立刻拿起步枪，对着西边的沟谷开了几枪。
埃里克以为彼得是谢苗，赶紧把枪口对准彼得的方向。谢苗趁机绕到汉斯的侧面，用瞄准镜对准了汉斯的脑袋。汉斯还在躲着谢苗的子弹，没注意到侧面的危险。“砰”的一声，子弹精准地命中了汉斯的太阳穴，汉斯当场死亡。
埃里克听到枪声，才知道自己上当了，他想逃跑，可谢苗已经把瞄准镜对准了他。“砰”的又一声，埃里克的腿被击中，他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谢苗和彼得跑过去，把埃里克俘虏了。
在审问埃里克的时候，他说：“我们以为你只是个普通的狙击手，没想到你这么厉害。你们苏联有你这样的士兵，我们赢不了。”谢苗看着他，说：“不是我厉害，是你们侵略我们的祖国，我们必须反抗。”
这件事之后，谢苗的名气更大了，德军士兵都知道，苏军有个“黄种人鹰眼狙击手”，枪法准得吓人，没人敢轻易在他的狙击范围内露面。有一次，谢苗在阵地上潜伏，看到几个德军士兵在战壕里不敢出来，只敢露出半个脑袋。谢苗对着他们身边的泥土开了一枪，子弹溅起的泥土落在了一个德军士兵的帽子上，那个士兵吓得赶紧缩了回去，再也不敢露头。
德军后来又派过几次狙击小组来杀谢苗，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有一次，德军狙击手想利用诱饵引诱谢苗——他们把一个假人放在阵地上，假装是苏军士兵，等着谢苗开枪。可谢苗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对着假人旁边的德军埋伏点开了一枪，直接击毙了那个德军狙击手。还有一次，德军用迫击炮轰炸谢苗可能潜伏的区域，可谢苗早就根据迫击炮的弹道，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到1942年夏天，德军士兵之间流传着一个说法：“遇到黄种人狙击手，赶紧躲起来，别抬头，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你。”而谢苗的狙击记录，也在不断刷新——到1942年6月，他已经狙杀了200多名德军士兵和军官，成为了苏军狙击手里的“王牌”。
可谢苗从来没把这些记录当回事，他还是像以前一样，每次执行任务前，都会仔细检查步枪，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观察，开枪后立刻转移。他说：“打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会打偏；打仗也一样，一骄傲就会送命。”这种低调和谨慎，让他在战场上一次次化险为夷，也让他成为了苏军里最让人放心的狙击手。

六、保卫野战医院的生死时速：擒贼先擒王，一人延缓德军进攻
1942年秋，德军为了切断苏军的后勤补给线，对苏联远东地区的萨库尼哈诺野战医院发起了突然袭击。这座野战医院里有300多名重伤员，还有50多名医护人员，只有一个连的士兵负责守卫，兵力悬殊很大。
当时，谢苗因为在之前的战斗中被弹片划伤了胳膊，正在这座野战医院里养伤。听到德军进攻的消息时，他正在给伤员换药。“德军来了多少人？”谢苗问跑进来的卫兵。“至少一个营，还有坦克！”卫兵喘着粗气说，“我们的防线快撑不住了，请求支援的电报已经发出去了，可主力部队至少要两个小时才能到！”
医院院长急得团团转：“伤员太多，根本转移不了，要是德军冲进来，后果不堪设想！”医护人员也慌了，有的在收拾药品，有的在安慰伤员，还有的拿起了步枪，准备和德军拼命。
谢苗放下手里的纱布，走到院长面前说：“院长，让我去吧，我能拖住他们。”院长看着他受伤的胳膊，犹豫着说：“你的胳膊还没好，而且你只有一个人，怎么拖？”谢苗笑了笑，说：“我有枪，还有我的眼睛。只要杀了他们的指挥官，他们就会乱。”
他从医院的武器库里拿出一把带瞄准镜的莫辛纳甘狙击步枪，又带了五十发子弹，然后爬到了医院旁边的一座仓库屋顶上。这座仓库是医院里最高的建筑，能看到德军的进攻路线。谢苗用帆布把自己伪装起来，只露出瞄准镜，开始观察德军的动向。
德军的进攻很猛烈，十几辆坦克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几百名步兵，朝着医院的大门冲过来。负责守卫的苏军士兵虽然顽强抵抗，但寡不敌众，防线已经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德军步兵眼看就要冲进来了。
谢苗的眼睛盯着德军的队伍，很快就找到了德军的指挥官——一个穿着少校制服的军官，坐在一辆坦克上，手里拿着望远镜，指挥着步兵进攻。“就是他了。”谢苗调整了瞄准镜，把十字线对准了少校的胸口。
坦克在移动，而且有装甲保护，可少校坐在坦克的炮塔上，身体暴露在外。谢苗深吸一口气，计算着坦克的移动速度，然后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子弹穿过空气，正好命中了少校的心脏。少校从坦克上摔下来，德军的进攻一下子停住了——没有了指挥官，士兵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往前冲，有的往后退，队伍变得混乱起来。
谢苗没有停手，他继续用瞄准镜寻找目标——德军的机枪手、迫击炮手、尉官，只要是能影响进攻的目标，他都一一瞄准、开枪。他的动作很快，平均每分钟能开三枪，而且几乎枪枪命中。一个德军机枪手刚架好机枪，就被谢苗一枪击毙；一个德军尉官想组织士兵进攻，刚举起手枪，就被谢苗击中了手腕。
德军士兵慌了，他们不知道子弹是从哪里来的，只知道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有的士兵开始躲在坦克后面不敢出来，有的甚至往回跑。德军的进攻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原本几分钟就能冲进来的距离，他们花了半个多小时都没走完。
谢苗的胳膊因为长时间举枪，伤口又开始渗血，疼得他额头直冒汗。可他不敢停——他知道，只要他一停，德军就会冲进来，医院里的伤员和医护人员都会有危险。他咬着牙，继续开枪，直到枪里的子弹打光，才快速换弹夹。
就这样，谢苗一个人在仓库屋顶上，坚持了一个多小时，狙杀了30多名德军士兵和军官，硬生生把德军的进攻拖慢了。而就在这时，苏军的主力部队终于赶到了——他们从德军的侧面发起进攻，德军腹背受敌，很快就溃败了。
当苏军士兵冲进医院，看到谢苗坐在仓库屋顶上，胳膊上的绷带渗着血，手里还握着狙击步枪时，都忍不住欢呼起来。院长跑过来，激动地抱住谢苗说：“谢谢你，谢苗同志，你救了所有人！”谢苗笑了笑，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这次保卫战之后，谢苗的事迹又一次被《真理报》报道，苏联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授予他第二枚勋章——红星勋章。1943年春天，谢苗因为表现突出，被批准加入苏联共产党。入党那天，他在党旗下宣誓：“我会永远忠于党，忠于苏联人民，直到把德国法西斯赶出我们的祖国。”
从1941年8月第一次开枪击毙德军狙击手，到1943年夏天，谢苗已经在战场上战斗了两年，狙杀的德军人数达到了280多人。他的眼睛依然像以前一样锐利，可他的脸上多了几道伤疤，那是战斗留下的印记；他的手依然稳定，可因为长期扣动扳机，手指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他不再是那个不起眼的火头兵，而是苏军里赫赫有名的“狙击英雄”，可他始终记得自己的根——他是西伯利亚的猎人，是通古斯族的儿子，打仗是为了保护家乡和亲人。

七、从欧洲到中国东北：狙击英雄再战日军，15发子弹终结远东战事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的战事终于结束。消息传到苏军阵地时，士兵们都欢呼雀跃，有的拥抱在一起，有的举着步枪朝天开枪。谢苗也笑了，他想起了妻子和孩子，想起了西伯利亚的森林，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回家了。
可没过多久，部队就接到了新的命令：开赴远东地区，参加对日作战。原来，日本法西斯还在负隅顽抗，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决定对日本宣战，出兵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
谢苗没有犹豫，他收拾好自己的狙击步枪，跟着部队一起，乘坐火车前往远东。火车经过西伯利亚时，谢苗看着窗外熟悉的森林和河流，心里充满了期待——他知道，只要打败了日本，他就能回家，给孩子做小木枪，和妻子一起打猎、做木匠。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全面进攻。谢苗所在的部队被派到了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这里的地形和西伯利亚很像，都是茂密的森林和崎岖的山地，正好适合谢苗发挥他的狙击优势。
日本关东军的士兵大多是老兵，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熟悉地形，擅长在山林里打游击。一开始，苏军的进攻并不顺利，经常遭到日军的伏击。谢苗的任务，就是清除日军的伏击点，狙杀日军的哨兵和指挥官，为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
在大兴安岭的一次战斗中，苏军部队遭到了日军的伏击——日军躲在山林里的工事里，用机枪向苏军扫射，苏军士兵根本无法靠近。谢苗趴在地上，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日军的机枪手躲在一个山洞里，洞口有一块大石头作为掩护，很难直接命中。
谢苗没有硬拼，他绕到山洞的侧面，找到了一个狭窄的缝隙。他把瞄准镜对准缝隙，慢慢调整角度，终于看到了日军机枪手的肩膀。他深吸一口气，扣动扳机，子弹穿过缝隙，正好命中了机枪手的肩膀。机枪手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日军的火力一下子弱了下来，苏军士兵趁机冲上去，消灭了山洞里的日军。
还有一次，谢苗和部队在追击日军时，遇到了一座木桥——日军在桥的另一端设置了关卡，有几名日军哨兵守着，还有一门迫击炮。如果强行过桥，肯定会有很大的伤亡。谢苗选了一个隐蔽的位置，用瞄准镜对准了日军的迫击炮手。迫击炮手刚要装弹，谢苗就开了枪，子弹命中了他的胸口。然后，他又连续开枪，击毙了两名日军哨兵。日军剩下的人吓得赶紧逃跑，苏军顺利过了桥。
在东北的战场上，谢苗一共狙杀了15名日军士兵和军官，其中包括一名日军中尉和两名机枪手。他的狙击技巧，不仅帮助部队减少了伤亡，还加快了进攻的速度。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远东战事结束。当这个消息传来时，谢苗正在东北的一座村庄里，和当地的中国老百姓一起庆祝——老百姓给他们送来了馒头和饺子，谢苗吃着饺子，觉得比西伯利亚的熏鱼还香。
1945年9月，谢苗跟着部队回到了苏联。苏联政府为了表彰他在对日作战中的功绩，又授予他一枚红星勋章——这是他获得的第三枚勋章。同时，苏军还专门为他定制了一把狙击步枪：枪身上刻着他的名字和“狙击英雄”的字样，瞄准镜是当时最先进的PU瞄准镜，能放大4倍，枪托上还贴着一块牛皮，让他握起来更舒服。此外，政府还奖励了他一个双眼望远镜和一匹黑色的马——那匹马很温顺，谢苗后来骑着它回了家乡。
八、战后归乡：英雄隐于林，传奇永流传
1946年初，谢苗终于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西伯利亚乌德盖地区的小村庄。当他骑着政府奖励的黑马，带着三枚勋章出现在村口时，村民们都出来迎接他，孩子们围着他的马，好奇地摸他的勋章。
妻子跑过来，抱着他哭了——这五年里，她不知道谢苗是死是活，每天都在祈祷。三个孩子已经长大了，小儿子拉着他的手，说：“爸爸，你答应给我做的小木枪呢？”谢苗笑着说：“明天就给你做，一定做得最好。”
回到家乡后，谢苗拒绝了政府给他安排的工作——有人建议他去军事学校当狙击教官，有人建议他去政府部门任职，可他都拒绝了。他说：“我是个猎人，还是个木匠，我想在家乡过日子。”
他重新拿起了木斧和猎枪，每天早上进山打猎，下午在家做木匠活。他给村里的孩子们做小木枪、小木马，给邻居们修房子、做家具。有人问他：“你是英雄，怎么还做这些普通的活？”谢苗笑着说：“英雄也是人，也要吃饭，也要过日子。”
他把三枚勋章放在家里的一个木盒子里，很少拿出来给人看。只有当村里的孩子们好奇地问起时，他才会打开盒子，给孩子们讲勋章背后的故事——不是讲自己有多厉害，而是讲战场上的战友有多勇敢，讲苏联人民有多团结。他说：“这些勋章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所有牺牲的战友的，是所有保卫祖国的人的。”
1973年，谢苗·诺莫科诺夫因病去世，享年73岁。他去世后，村民们把他安葬在村外的森林里，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和三枚勋章的图案，还有一行字：“通古斯族的儿子，苏联的英雄。”
谢苗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被遗忘。在苏联时期，他的事迹被写进了教科书，成为了青少年学习的榜样；苏联军方还把他的狙击技巧整理成册，作为狙击手训练的参考资料。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依然把他视为民族英雄，多次在媒体上报道他的事迹。
2000年，俄罗斯在莫斯科建立了一座“二战狙击手纪念馆”，谢苗·诺莫科诺夫的名字被刻在纪念馆的墙上，旁边还挂着他的照片和那把定制的狙击步枪。每年都有很多人来这里参观，听讲解员讲述他的传奇故事——一个来自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族猎人，一个被误认成中国人的火头兵，用他的“鹰眼”和精准的枪法，在二战战场上创造了不朽的传奇。
谢苗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狙击技巧有多厉害，更因为他身上的那种精神——平凡中的伟大，朴素中的坚定。他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过人的天赋（除了那双“鹰眼”），却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方式保卫祖国。他告诉我们，英雄不一定是高大魁梧的壮汉，不一定是侃侃而谈的领袖，也可以是一个身材矮小、黄种人面孔的火头兵，一个在森林里打猎、在村里做木匠的普通人。
如今，距离二战结束已经快80年了，谢苗的家乡依然安静地坐落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他当年种下的松树已经长得很高，他做的小木枪还在村里的孩子们手里流传。而他的故事，就像森林里的风一样，一代代传下去，提醒着人们：和平来之不易，英雄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