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黄楚九突然找常来买药的绸缎庄小开俞亮生借钱，开口就要一块龙洋，说要进药材周转，还承诺一个月就还，另外加十文利息。
俞亮生当时也没当回事，一块大洋不算啥，就随手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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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想到，黄楚九拿这钱没去进货，反而回家把银元擦得锃亮，用红布包好锁进了母亲陪嫁的樟木箱，还在账本上画了格子记清楚：本金一圆，利息十文，到期日腊月初八。
一个月一到，黄楚九准时把一块龙洋加十文铜钱送到了俞家。
俞亮生当时都懵了，问他是不是拿这钱去放高利贷了，黄楚九就笑不说话。
后来他又找俞亮生借五块、借十块，每次都准时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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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下来，俞亮生主动把五十块龙洋送上门，说黄阿弟信用好，利息照银行给就行，放他这儿放心。
本来想这事儿可能也就俞亮生知道，没成想消息在城隍庙商圈传得飞快。
酱园老板、南货行账房，甚至法租界跑腿的印度阿三，都愿意把钱“存”给黄楚九。
最多的时候，樟木箱里躺了两千多块光洋，可黄楚九照样穿补丁长衫，晚饭还是咸菜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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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母亲心疼得不行，问他钱借来不用还倒贴利息，这算哪门子生意，黄楚九就说阿母，咱攒的是“信”，不是钱。
城隍庙药摊里的“笨办法”：不吆喝反而赚了信任
可能有人会好奇，黄楚九为啥这么看重“信”？其实早几年他在城隍庙摆药摊时，就把这俩字摸透了。
1887年他父亲去世后，母亲姚氏带着他来上海，母子俩在城隍庙侧墙根占了个一尺见方的地儿，卖祖传的“光明眼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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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药末分包成指甲盖大小，还附一张红纸说明书，就卖三文钱。
那时候为了省灯油，他常借着隔壁油灯的微光记账，字迹却一笔一划毫不含糊。
隔壁卖糖粥的老头后来回忆，这小孩卖药不吆喝，就把说明书递过去，买不买随你，反倒没人好意思拒绝。
就这么干了两年，母子俩攒下三十块龙洋。
姚氏想租个铺面，黄楚九却摇头说缺的不是铺子，是别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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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当时这想法确实有点“反常规”，一般人有了钱都想先把摊子撑起来，可黄楚九偏不。
也正是这份“不着急”，让他后来的路走得更稳没有早期在药摊攒下的口碑，哪会有人愿意把钱借给一个没什么家底的年轻人。
后来黄楚九的“信用池”攒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动手做正经生意。
1901年他看中南京路转角的一处三层门面，年租要三千两，房东还是英国沙逊洋行，之前这洋行只租给欧美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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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旁人可能直接打退堂鼓了，可黄楚九没慌。
用一沓借条拿下洋行门面：这信用比钱还硬
他把三年里的借款记录都整理出来，一共借过四百二十六人次，本金累计一万四千两，利息一次都没欠过。
他把账本复印成册，还带上一沓借条原件，直接摆在沙逊洋行经理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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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洋人看完，耸耸肩说Mr.Huang，你的信用比汇丰银行还硬，当场就签了约，还给他让了半年租金。
“中法大药房”开业那天，门口放了十二挂万响鞭炮，一半上海人都来看热闹。
店里既卖西药，也卖自制的中成药，像艾罗补脑汁、龙虎人丹这些，价目牌旁还贴着一行字：“本店资金充裕，永不赊欠，永不跌价。”
这话其实特别实在，大家一看就懂，老板不差钱，货肯定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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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药房第一年就赚了三万两，第三年在南京路、霞飞路这些地方连开七家分店，到第五年资本就突破百万两，那时候黄楚九才三十出头。
很显然，他这步棋走对了用之前攒下的信用敲开了洋行的门，又用“不赊欠、不跌价”的承诺巩固了顾客的信任，生意想不火都难。
后来黄楚九还跟日本仁丹干了一场硬仗。
1907年日本“仁丹”横扫中国，广告贴得到处都是。
黄楚九花三个月研究配方，发现仁丹主要成分就是甘草、龙脑、薄荷，成本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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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赶紧推出“龙虎人丹”，用中国龙虎图腾做商标，价格比仁丹便宜三成，还在《申报》登广告说“中国人吃中国药，龙虎人丹，保国保民”。
他还雇了五百个“活广告”，肩挑龙虎旗在上海、苏州、杭州的乡镇免费发试吃，每盒仁丹旁都放一盒龙虎人丹现场对比。
三个月下来，龙虎人丹销量就超过了仁丹，一年卖了两千八百万盒，净利七十万两。
日本公司不服气告他侵权，官司从上海会审公廨打到伦敦枢密院，黄楚九凭着一本手写配方册赢了，这也是近代中国药业第一场涉外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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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生意上的赢，更是给咱们民族品牌争了口气，而这一切的底气，还是源于大家对他的信任。
再后来黄楚九又跨界做了娱乐业。
1912年他在西藏路圈地三十亩，投资一百万两建“新世界”游乐场，楼高五层，里面有京剧、电影、马戏，还有中国第一部商用电梯。
门票卖一元，开业当天就涌进三万人，电车公司都被迫加开八趟专车。
有人质疑他药铺老板做娱乐隔行如隔山，黄楚九就笑说卖药靠信用，做娱乐靠新鲜，信用让人放心，新鲜让人开心，两样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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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新世界净利翻倍，他又在对面建了“大世界”，日客流能到五万，成了上海滩的地标。
法国总督还送他一枚镀金勋章，上海县太爷也送来“娱乐惠众”的匾额，可他都把这些锁进了当年装银元的樟木箱。
他指着箱子对儿子说，这才是黄家的根，比金山还重。
当然，黄楚九也遇到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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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上海银根突然收紧，交易所雪崩，他因为扩张太快，资金链快断了，一天就要兑付五十万两。
有人劝他跑路，他却摇头说自己借的钱连利息都没欠过，现在更不能跑。
他连夜召集三十六家银行、钱庄、洋行，把药房产权、游乐场地契、商标专利都摆出来，签了“债权保障协议”，说五年分期偿债，利息照付，要是违约，全部资产优先偿债。
这协议一登报，全城都轰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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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信他，排队买龙虎人丹；银行信他，给展期一年；员工也信他，自愿减薪三成。
熬到1924年经济复苏，他不仅还清了债务，还盈余三百万两。
经这一役，黄楚九的信用从商圈升到了社会层面，成了“上海良心”的代名词。
1931年黄楚九积劳成疾去世，才五十九岁。
临终前他把那只樟木箱交给长子，里面有第一本账本、第一张借条、第一版龙虎人丹商标，还有一封手写遗训，说家里没传世之宝，就传一张借条：凡借钱必按时还本付息，凡做事必以信立业，守这条就算千金散尽也能复来，违了这条金山银海也会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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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殡那天上海滩万人空巷，药业、娱乐业、银行界的人，还有摊贩、黄包车夫都自发沿途设祭。
更让人动容的是，所有跟他有过借贷关系的人，不管借了多少，都收到了家属送来的银元，本金加最后一期利息，分文不少。
黄楚九用死亡完成了最后一次“信用兑付”，也让“借钱不花”的传奇落了幕。
现在再看黄楚九的故事，会发现他的“信用炼金术”其实一点都不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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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是把每一次借款都当成“信用存款”，用按时付息换别人的信任，等信任够了再变现成产业、品牌。
现在咱们用信用评分、还信用卡，本质上跟他当年锁银元付利息是一个道理每一次准时履约，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攒信用。
可能咱们成不了黄楚九那样的大亨，但守住“以信立业”的规矩，日子总归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