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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写中的冯延巳

春日宴，

绿酒一杯歌一遍。

再拜陈三愿：

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

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党争中的冯延巳

南唐党争开始时间虽存在争议，但历来都认为起源于宋齐丘，马令《南唐书》中作“党与传》一篇，开篇写道：

“盖世衰道丧，小人阿附，以消君子，二君子小人，反类不合，故自小人观之，因谓之党与，而君子未尝有党也，予之所论，一入于党与，则宜无君子，而各著于篇者，未必皆小人，呜呼，弗可不察也，作党与传。”

马令又云“烈祖出镇金陵，以元宗入辅政，委齐丘左右之，齐丘于是益树朋党。”此为南唐结党之始，并且“陈觉、李徵古、冯延巳、延鲁、魏岑、查文徽为一党，孙晟、常梦锡、萧俨、韩熙载、江文蔚、钟镆、李德明为一党”马令以宋齐丘为首的一党称为“小人党”，与之对应的则是“君子党”，而冯延巳则直接被马令归为小人党，欧阳修《新五代史》也记载“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吴人谓之’五鬼’。”

在南唐整个党争中，虽以宋齐丘为主，但冯延巳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作用。

首先是在对南唐国势影响极大的闽楚之战和淮南之战中，宋齐丘和冯延巳在其中的形象也难以让人忽视。闽楚一战，宋党一派急功近利，屡屡失利，马令《南唐书》中对此事如此记载：

“宋齐丘荐陈觉为福建路宣谕使，说仁达入觐，不从，觉还至建安，矫制发建、汀、抚、信之师，及防戍之兵，掩其不意，径至城下。时魏岑安抚漳泉，闻觉起兵，亦擅发兵应觉，帝大怒，冯延巳等为言，兵业行，不可止，乃以王崇为招讨使，王建封为副使，益兵以会之，冯延鲁为南面监军使，魏岑为东面监军使，陈觉为诸军监军使，仁达送款于吴越，吴越以兵三万应之，觉等争功，进退不相应，延鲁及吴越战，延鲁败绩，诸军皆溃，帝怒遣使锁觉、延鲁至金陵。而冯延巳为宰相、宋齐丘预三公，稍解之。”

可见，闽楚战役中，宋党内部因争功而不团结，导致战败，而对陈觉、冯延鲁的惩罚，“韩熙载劾奏，请置之死，宋齐丘固争，乃流延鲁于舒州，未几复用为东都留守”，若不是宋齐丘和冯延巳力保，此二人必受以极刑，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宋齐丘与韩熙载交恶，“齐丘恶之，贬熙载和州司马”。

但其实此时的宋齐丘已经是重返中枢中心，元宗刚即位，宋齐丘与周宗相争，“时宋齐丘、周宗为左右丞相，齐丘专执，而宗纯谨自守，及上心既悟，齐丘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早诲我’，罢齐丘为浙西节度使，齐丘党与隆炽，造作飞语，以诬宗，宗泣而上诉，帝知之，弗问。宋齐丘上表乞归九华旧隐，许之，赐号九华先生，封青阳公，食青阳一县。”

而后陈觉建言元宗任用旧老，宋齐丘才重回中枢，相应，冯延巳也拜为平章事。不过从此一事中可见，元宗有心打击宋齐丘一党，可有碍于宋齐丘为“特以旧人，不能离也”，难以彻底弃之不用，所以又给了宋党在朝中立足的机会。

淮南之战，是后周入侵南唐一战，此战使南唐屈辱割地又削去帝号，而在此之际，宋、孙两党也就此展开了最后一次党争，陆游的《南唐书》中对此记载详细：

“周侵淮北，起齐丘为太师，领剑南东川节度使，进封楚国公，共谋难。齐丘古让，仍为太傅，建议发诸州兵屯淮泗，择偏裨可任者将之，周人未能测虚实，勢不敢轻进，及春水生转饟道阻，彼师老食匮，自当北归。然后遣使乞盟，度可无大丧败。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陈割地无益，与朝论颇异，……使陈觉，李徵古同为枢密副使，皆齐丘之党，燥妄专肆，无人臣礼，自度事定必不为群臣所容，若齐丘专大柄，则可以无患，觉乃乘间言宋公造国于艰危如此，陛下宜以国事一委宋公。”

在后周大敌当前之时，宋党之人不思如何应对国难，反而寄希望于宋齐丘能够掌握国柄，以此巩固在朝中的位置，所以元宗也就彻底对宋党失去信任，“元宗遂命殷崇义草诏曰’恶莫甚于无君，罪莫深于卖国’放归九华山而不夺其官爵，仍命穴墙给食，俄又绝之，以馁卒，谥丑缪，觉、徵古皆诛死。”此时冯延巳也“始乞罢相，乃迁为宫博，逾年卒”，随着宋齐丘被流放，幽禁而死，宋党也基本上覆灭。

细考史料，在史家的记载中宋党的覆灭似乎早就有所铺垫，宋齐丘本人性格存在一定缺陷，“齐丘资燥褊，或议不合，则拂衣径起，烈祖谢之，乃已。”

宋齐丘和冯延巳在权力中枢的地位也并不稳固，“明年，烈祖即位，徐玠为使相，张居咏、张延翰、李建勳皆平章事，周宗为枢密使，齐丘但迁司徒而已，自悼失计，复耻无功，不胜其忿，受宣之日，闻制辞云，’布衣时，陛下乃一刺史尔，今日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拂衣而出，阖门请罪，烈祖但逊词以喻之，不为改官，齐丘久之，计无所出。”宋齐丘仗着自己身份特殊，难以容忍居于人下，而烈祖虽有抚喻，但并未改其官职，可见此时烈祖与宋齐丘之间已生有嫌隙。

烈祖对冯延巳也是有所龃龉，“烈祖季年亦恶之，复为常梦锡弹劾，必欲斥去，未果。”更何况宋齐丘和冯延巳二人在夺嫡立嗣一事上与元宗又有所过节，埋下矛盾，甚至宋齐丘死之后，元宗还说过“梦锡生平欲杀齐丘，恨不使见之。”这些都为宋党的覆灭张本。

历史书写下的冯延巳

《钓矶立谈》作者认为宋齐丘被小人蛊惑，首当其冲便是冯延巳。《新五代史》中”五鬼“的评价基本也被后世史家所沿袭，但马令和《钓矶立谈》对于冯延巳的书写记载则更为激烈。

首先便是冯延巳与宋齐丘的结交。马令《南唐书·党与传下》记载：

“元宗即位，延巳喜形于色，未听政，屡入白事，一日数见。元宗不悦，曰，’书记自有常职，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与宋齐丘更相推唱，拜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复与其弟延鲁交结魏岑、陈觉、查文徽，侵损时政，时人谓之五鬼。”

冯延巳与宋齐丘结交之后，成功跻身权力中枢，能够在朝堂上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也让马令十分厌恶，因为马令认为，冯延巳并无政治才能：

“延巳无才，而好大言，及再入相，乃言己之智略，足以经营天下，而人主躬亲庶务，宰相备位，何以致理？于是元宗悉以庶政委之，奏可而已。延己迟疑顾望，责成胥吏之手，又常笑烈祖戢兵，以为龌龊无大略。安陆之役，丧兵数千，面辍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如今上暴师数万于外，而宴乐击鞠不辍，此则真英雄主也。故蠹国殃民实此之由。”

不仅如此，马令还记载冯延巳与其家人也交恶：

“为相之后，动多循私，而故人亲戚，殆于谢绝，与弟延鲁如仇雠，延鲁所生，乃延巳之继母也，亦至疏隔。”

马令《南唐书中》也记载冯延巳一件小事：

“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册。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

此事一直被历来引为是冯延巳妖言媚上的证据。

马令笔下的冯延巳是个十恶不赦的奸佞小人，《钓矶立谈》中记载的冯延巳形象也并不正面，尤其是对于闽楚之战后冯延巳为冯延鲁解罪一事：

“陈觉不俟诏旨，进讨福州，冯延鲁贪功，亟谋掎角。及戎律大挠，舆尸不归，元宗大怒，命锁二臣至国都夺官，流之支郡。秘书丞韩熙载上疏，请铢斩之新以谢国人，其略云:’擅兴者无罪，则疆场生事之臣，恬不知畏；丧师者获存，则行阵效死之士，何视而劝?’元宗不能用其语。

叟初闻江南老人言，熙载素恶于二冯，又与陈觉故不相知，是以因其隙而危攻之，其言不无过也。及见后主归命，家国湮覆，求其倾圮之渐，乃兆于讨闻之役，然则虽断二子之首，盖不足以赎责。自樊若冰裒取阴事，输之于天朝，国人恨之，入于骨髓，至发其先垄，投骨于江流。由是以考之，韩之至言，当自为体国而发，彼轻以小人之心，而揣量君子，殊愧前闻之陋。”

《钓矶立谈》认为，闽楚之战，陈觉、冯延鲁二人是罪魁祸首，虽死不足惜，但冯延巳利用职权，蛊惑元宗，保全了冯延鲁，并随后又得到起用，而冯延巳与韩熙载交恶，也是因为韩熙载君子之风与冯延巳的小人之心无法相容。《钓矶立谈》其中甚至觉得冯延巳是南唐被讨伐的罪人：

“太祖讨李重进于扬州，南唐遣冯延巳受命。太祖召对，谓延巳曰:’凡举事不欲再籍，我遂欲朝服济江、汝主何以相待?’延巳对曰:’重进奸雄闻于一时，尚且一战就擒，易如拉朽，蕞尔小国诚不足仰烦神虑。但江南土庶，眷恋主恩，各有必死之志，若天威暴临，恐须少延晷刻。大朝倘肯捐弃数十万卒与之血战，何虑而不可？’太祖笑曰:’吾与汝主大义已定，前言聊以戏卿耳。’

叟尝谓延己此言，可以寒心，遭逢太祖，圣德宏达，笼络宇宙，方且置江南于度外，是以延巳小夫，奉使失辞，曾不加质责，聊答之以一笑也。向极褊量如魏祖，有忮心似隋文，则延巳之斯言，乃为致讨之因矣。”

《钓矶立谈》的记载虽然承认冯延巳在学问上有可取之处，但总体态度仍是厌恶：

“叟闻长老说，冯延巳之为人，亦有可喜处，其学问渊博，文章颖发，辩说纵横，如倾悬河，暴而听之，不觉膝席之屡前，使人忘寝与食，但所养不厚，急于功名，持颐竖颊，先意希旨，有如脂腻。其入人肌理也，习久而不自觉，卒使烈祖之业，委靡而不立。夫然后知孙承相可谓有先知之明，世之议者，乃指以为由忮心而发，岂其然耶!”

以上皆是马令和《钓矶立谈》对冯延巳的评价，但观陆游《南唐书》，并未对冯延巳做过多负面评价。

冯延巳的历史书写差异

浅析历史书写差异原因

冯延巳的形象在历史书写过程中存在一定差异，必有其背后原因，党争是其最大原因，《钓矶立谈》对冯延巳如此苛责，也正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钓矶立谈》序中写道：

“大同之庆，有识之所共，咸以为百生不可逢之盛际，叟独何者，而私自怫郁，如有怀旧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国以来，列祖、元宗其所以抚奄斯人，盖有不可忘者。时移事往，将就芜没，叟身非朝行，口不食禄，固无预于史事，顾耳目之所及，非网罟之至议，则波涛之呓语也。随意所商，聊复疏之于纸，仅得百二十许条，总而题之日《钓矶立谈》，使小子温成诵于口，粗以存其梗概云。”

考《钓矶立谈》的真实作者：

“右钓矶立谈一卷，坐着自称叟，不署姓名，据十国春秋，以为南唐史虚白撰，楝亭曹氏刻于维扬，遂以其名列之首。予以自序及他书考之，盖虚白仲子之笔也。虚白在烈祖时，曾为校书郎，故序称先校书郎，又龙衮江南野史云，虚白二子，长早卒，次举进士，孙温，咸平中擢第。今序有云，使小子温成诵于口，知其出于仲氏矣。”

从此可得出，《钓矶立谈》虽成书于史温，但背后真正叙事者是史虚白，史虚白叙述的动机是要记录南唐“不可忘者”，那么为何史虚白对冯延巳的评价极其负面呢？

考《南唐书·史虚白列传》，可得：

“史虚白，山东人，世儒学，与韩熙载友善。唐晋之间，中原多事，遂因熙载渡准。闻宋齐丘总相府事，虚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齐丘欲穷其伎，因宴僚属而致虚白，酒数行，出诗百咏，俾赓焉。姿女奴玩肆，多方挠之，虚白谈笑献酬，笔不停缀，众方大惊。及见烈祖说之曰，今据江准，摘煮山海，人民丰阜，咸洛之地，陛下之先业，世乱久矣，人思旧德，反斾长驱，易若屈指。烈祖虽善其说，然以初基，方辑睦邻境，未暇北顾，乃署郡从事。虚白耻其初言之，失意颇不平，遂南游庐山，以诗酒自娱。”

史虚白与韩熙载交好，不喜宋齐丘掌权，但不被烈祖重用，故而在山水之间，作一隐士，所以史虚白对宋齐丘一党的态度显而易见，而韩熙载又与冯延巳是政敌，多次攻伐冯延巳，那么史虚白作为韩熙载的好友，自然也是站在韩熙载这一方，也就不难理解史虚白叙述下冯延巳的负面形象。

马令应当也受史虚白影响，从马氏《南唐书》的编撰就能体现出马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他在自序中写到：

“传曰，太熙之后，述史者几乎骂矣。唐季五代，大盗割据，各亦有史，而太熙之风，往往有之。南唐寖灭，史官高远，虑贻后悔，悉取史草焚之而死。徐铉、汤悦，奉太宗皇帝敕，追录所闻，而望远取近，率旨疏略。先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旁搜旧史遗文，并集诸朝野之能道其事者，未及譔次，遽捐馆舍。”

马令编撰《南唐书》也是想要记录下南唐史事以及具有“太熙之风”的南唐人士，但其中也有自己的爱憎。上文已提到，马令将冯延巳、宋齐丘放入《党与传》，并认为宋党小人成类，同时，马令将韩熙载、史虚白列入《儒者传》，并在传首写下：

“呜呼！西晋之亡也。左衽比肩，雕题接武，而衣冠典礼，会于南史。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岂斯文之未丧，而天将有所寓欤，不然，则圣王之大典，扫地尽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瞻、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岂虚言乎？作儒者传。”

马令将这些人记载中《儒者传》中，说明是认可这些人的风度，但史虚白作为一隐士，而将其放在《儒者传》，马令也在《隐者传》传尾有所解释：

“呜呼！业不素修，自群鹿豕，斯谓之隐者樵夫，牧子之事尔，非吾所谓隐也。故隐士儒术，出处虽异，易地则皆然。或曰江梦孙、沈彬，尝仕矣，而列于隐士；刘洞、史虚白，尝隐矣，而列于儒术，何哉？曰：彬与梦孙志于隐而仕，不得已焉；洞与虚白志于仕而隐；不得已焉。予何容心乎？亦各成其志而已。”

史虚白志于仕，不得而隐，马令怜起遭遇，也就不难理解马氏《南唐书》对于宋齐丘一党的书写态度，马令编撰《南唐书》也是想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马令作为北宋末年之人，对南唐时期的党争态度如此激烈，或许与北宋时期的党争不无关系，在此史观下，自然也会影响对冯延巳等人的形象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