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冬,南京江宁区上坊镇的施工工地突然传来’哐当’一声 —— 机械挖到了 3 米地下的硬质砖砌结构。谁也没想到,这一挖竟揭开了一座东吴大墓的神秘面纱。经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勘查,这座大型砖式墓葬的发掘工作从 2005 年 12 月持续至 2006 年 9 月,历时 9 个多月才完成全部清理。墓葬整体呈’甲’字形结构,由封门墙、甬道、过道、前室、后室及两侧耳室组成,总长度达21.6米。其中前室宽4.8米、进深5.2米,后室宽5.4米、进深6.1米,穹窿顶高度达7.3米,这种四隅悬穹顶(墓室四角呈弧形向上收顶,类似古代宫殿的穹顶设计)结构在六朝墓葬中极为罕见。

墓葬结构

施工地发现的古代砖式墓葬

砖室墓内部

墓葬建造采用’三顺一丁’砌法(即三行顺砖与一行丁砖交替砌筑,增强墙体稳定性),砖缝间填充石灰浆与糯米汁混合物。封门墙保存完整,残高2.1米,墙体厚度0.9米,青砖表面可见清晰的多种纹饰。其中包括放射线纹、钱纹、十字纹、车轨纹。甬道地面铺设人字形地砖,两侧壁面残留红色涂料痕迹。过道与前室连接处设置双重门楣,门楣砖侧模印有’吴左大寺’字样,推测为官方营造机构标识。后室棺床呈须弥座式,表面残留漆木构件碎片,经检测含有樟木与楠木成分。

墓砖上发现的多种纹路

一:墓主人身份的探寻过程

考古队对墓葬填土实施三级筛选程序,首先用0.5厘米孔径筛网过滤表层浮土,继而将3米高淤土层整体搬运至水洗车间,采用水流冲刷法分离细小遗物。此过程持续47天,筛选土方量达1200立方米。墓砖堆叠区域共提取带字墓23块,其中11块可见’王’字笔画,经碳14检测确定这些木砖制作年代与墓葬建造期吻合。

墓中发现带有王字笔画墓砖

专家组将上坊大墓与同期重要墓葬进行多维度比对:对比同期高等级墓葬:马鞍山朱然墓(东吴名将)墓室面积 15.8㎡,当涂天子坟大墓 27.4㎡,而上坊大墓仅后室就达 33.2㎡,规模远超前者,足见墓主人身份不凡。通过测量墓室容积与陪葬品数量关系,建立数学模型推算墓主人等级。历史文献梳理显示,东吴宗室墓葬存在明确地理分布规律,孙坚墓位于丹阳三山坞,孙权墓在南京梅花山,孙皓墓葬洛阳北邙山,均与上坊位置不符。对《三国志》记载孙策葬苏州的记载,结合苏州地区已发现东吴墓葬分布,排除上坊墓葬与孙策关联可能。

上坊大墓与同期重要墓葬进行多维度比对

二:青瓷器群的工艺特征

除了墓葬结构,出土文物更暗藏墓主人身份的线索,其中一组青瓷器群尤为亮眼。前室出土青釉堆塑人物楼阙瓷魂瓶通高50厘米,由罐体与四层楼阁组成,罐腹直径28厘米,上部口沿呈廊庑状,四角有角楼,颈部连四小罐,罐身贴塑佛像、人物、瑞兽等,亭格内塑有持乐俑。釉色呈淡青泛黄,釉层厚度0.3-0.5毫米,开片细密如冰裂,是集多种造型于一体,工艺复杂,是青瓷史上的艺术精品。

墓中出土的青釉堆塑人物楼阙瓷魂瓶

墓中出土的青釉堆塑人物楼阙瓷魂瓶阁楼(细节图)

南京挖出东吴大墓:33㎡豪华前室藏青瓷魂瓶,墓主身份至今未解

墓中出土的青瓷伎乐俑群共16件,包括击鼓俑、吹箫俑、抚琴俑、侍从俑等,俑高18-22厘米,面部采用模印工艺,衣纹施以浅刻技法。青瓷表面检测出高岭土与石英混合胎料,经X射线衍射分析确认烧成温度达1280℃±20℃。

墓中出土的青瓷伎乐俑群

墓中出土的青瓷伎乐俑—抚琴俑

墓中出土的青瓷伎乐俑—侍从俑

其中出土的青瓷钱纹盖罐,通高 38.8 厘米,造型敦实庄重。罐体呈直口短颈、鼓腹平底,灰白胎质细腻坚硬,外施青黄釉,釉面匀净泛玻璃光泽,施釉不及底,近足部露胎处可见细密旋削痕。其最显著特征是腹部满饰模印五铢钱纹带,钱币轮廓清晰,排列整齐如串,寓意财富丰饶。盖顶塑一昂首蹲踞的狮形钮,狮身鬃毛卷曲,双目圆睁,神态威严,与罐体分离后经修复严丝合缝,仅留极细拼接痕迹。肩部贴塑对称桥形系,便于穿绳提携,系面模印叶脉纹,与钱纹带形成纹饰层次。此罐集堆塑、模印、施釉工艺于一体,胎釉结合紧密,器形规整,是东吴青瓷中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典型代表,反映了六朝贵族对财富象征的追求及制瓷技术的成熟。

墓中出土的青瓷钱纹盖罐

青瓷钱纹盖罐盖顶的狮形钮

后室东南角出土金指环外径2.1厘米,环身刻有两条交手对峙龙纹,龙目镶嵌绿松石,经扫描电镜观察,龙纹采用錾刻与掐丝复合工艺。银带饰长8.7厘米,一端铸造龟形首,龟背设圆形穿孔,带饰表面残留鎏金层。铜钱堆叠处发现623枚钱币,涵盖从半两钱到五铢钱的多个品类,最晚者为东吴大泉五百。这些文物组合显示,墓主人享有超越常规贵族的丧葬规格。

墓中出土的金指环

墓中出土的银带饰

墓中出土的钱币—-大泉五百

三:学术争议与历史定位

关于墓主人身份,支持孙皓皇室成员说的学者提出三点依据:墓室规模符合《吴志》记载的’亲王礼制’,出土青瓷浑瓶形制与洛阳东吴墓出土器物存在传承关系,铜钱堆中最晚五铢钱铸造年代与孙皓降晋时间吻合。反对意见则指出,孙皓时期政治动荡,皇室成员多被监控,不可能获此规模墓葬。另有学者根据木砖’王’字,推测墓主为孙峻,但该假设与史书记载其墓葬被毁的事实矛盾。

墓葬年代判定存在不同声音,主张建业时期(229-265年)的学者依据青瓷魂瓶造型,认为其与武昌时期器物存在明显差异。而主张天纪时期(277-280年)的学者通过分析银带饰纹样,指出其与西晋初期器物存在过渡特征。这种年代分歧直接影响对墓主人世系的判断。考古队在发掘报告中强调,现有证据链存在三处断裂:缺乏直接文字证据、陪葬品组合与已知宗室墓差异显著、地理分布与文献记载存在偏差,最终结论需待DNA检测或新出铭文器物佐证。

结语:

这座东吴大墓的考古发现,既展现了六朝时期顶尖的丧葬制度与工艺水平,也暴露出历史研究中的固有困境。墓主人身份的持久争议,实质是文献记载的模糊性与实物证据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体现。当考古发现无法完全契合传统史观时,究竟应坚持实物优先原则重构历史,还是以文献为基准进行修正,成为考古学界亟待解决的方法论问题。这种困境在六朝考古中尤为突出,随着更多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如何建立更科学的断代标准与身份判定体系,将成为决定东吴历史书写走向的关键。

从 2005 年发掘至今,这座东吴大墓的主人身份已争议 18 年。随着六朝考古的深入,它或将成为改写东吴历史书写的关键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