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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藏刘墉、钱大昕、翁方纲、黄易、洪亮吉、孙星衍、法式善信札七通，内容丰富，反映了书写者生动的日常生活，可以补益对清代中期社会生活史的认识。
过去，书信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流方式，完全是个人生命化的独白空间。它一方面讲述了人际交往的真实事情，另一方面承载与亲友之间的情感互通，问起居、报近况、告踪迹、谈家务，或千叮万嘱，或砥砺德行，或祝贺吊唁，或请托求索，或学问探讨……大至军国政务，小至生活琐事，细微、具体、生动，对研究社会、历史、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信札日常书写往往毫无拘束，率真自然，心手两畅，随性达意，不仅可读，而且可赏。南京博物院藏的清代文人书札众多，大抵为知名官吏、书画家、学问家所撰，内容丰富，大多涉及家庭生活、人情往来、艺文生活等，多是难得的第一手文献，可以有益补充书写者作为文官、学者之外另一种日常的生动面目。兹拣选刘墉、钱大昕、翁方纲、黄易、洪亮吉、孙星衍、法式善信札七种，迻录文字，略加考释，以为同鉴，并请方家斧正。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他们多是乾嘉时期的知名文人，热衷学术，痴迷金石，彼此互有交往，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乾嘉文人交游的生动图景。
刘墉（1719～1805），字崇如，号石庵、无垢居士，山东诸城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拜体仁阁大学士，封太子少保，谥曰“文清”。通儒学，喜文学，工书，有“浓墨宰相”之誉。著有《石庵诗集》。董诰（1740～1818），字雅伦，又字西京，号蔗林、柘林，浙江富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传胪，授翰林院庶吉士，历礼、工、吏、刑、户各部侍郎；乾隆五十二年（1787），擢户部尚书，嘉庆四年(1799)，拜文华殿大学士，晋太子太保，谥曰“文恭”。工诗文，善书法，能山水，风格雅秀，与父董邦达（1699～1769）合称“大、小董”。
闻夫人仙逝，未有吊唁之仪，深为歉仄！想公自能理遗于怀，此事亦人生难免者耳！兴居应健胜耶？来札字画极工致，精神朗卓，不卜可知矣。弟一切仰仗，不敢每次渎谢，铭心而已。再启，承惠仙方，尝合而服之。然此事如琢玉然，本质可宝，人工乃施。若本来薄劣，正如碔砆之质，即雕之琢之，甚或烧之染之，亦何能有益？此理如何，公试论之。
文献资料显示，所谓“夫人仙逝”应是指秦氏去世。需要补充的是，正室冯氏（？～1759），乃山西忻州直隶州知州冯元迈女，生长子淇（1759～?）；继室秦氏生子承泽（早殇）；妾韩氏，生子溆（?～1795），生一女，后适道光元年（1821）恩赐进士温承悌（？～1855）；妾宋氏，生子淳，晋赠淑人。
姚文田(1758～1827)《董文恭公行状》记载：
娶冯氏，再娶秦氏，皆赠一品夫人。秦夫人为礼部郎中雄褒女。雄褒先缘事遣戍，及秦夫人卒，高庙以公故释归里。雄褒至京诣公谢，公曰：“此恩出自上，且谕令回籍，至京何为者。”终不见，其慎如此。
秦雄褒（1709～1784），字渊云，号甘泉，江苏无锡人。乾隆二年（1737）进士，官山西五寨知县、鸿胪寺少卿、礼部郎中等；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初二，因结交宗室绵德（1747～1786）遣戍伊犁，不准赎罪。当时，董诰已署户部左侍郎，两个月后充四库全书馆副总裁。
由于政治因素，宗室与廷臣私自往来，向为乾隆皇帝弘历（1711～1799）所禁止。秦雄褒结交绵德，乃重罪。后来数年间，皇帝经常以秦雄褒为例对宗室子孙严加训斥，引以为戒，绝不宽贷。
也因为秦夫人之卒，皇帝虑及董诰之孝思，恩准秦雄褒释还回籍。结合文献判断，秦雄褒回籍大致在皇帝激赏董诰，命其为军机处行走，并赐居西直门内，赏紫禁城骑马后，时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后的两三年间。核查刘墉履历，乾隆四十七年（1782）二月前，他一直在江苏、湖南为官，并与董诰在京师没有交集。是年二月，刘墉入值南书房，后补授工部尚书。
据秦雄褒卒年推测，他获释还大概在乾隆四十七年、四十八年（1782～1783）间，时在伊犁已六七年矣。也是在乾隆四十八年冬，皇帝询知董诰母邴太夫人年逾六旬，恩赐御笔“颐萱承庆”匾额。
所以，刘墉此札约书于乾隆四十七年或四十八年，主要是听闻秦夫人仙逝，对未能前去吊唁而致歉，也为获赠药方等表示感谢，并以仙方引出“本质”之义而交流人生问题。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晚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人。乾隆十六年（1751）因献赋被选为一等，召试，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右春坊右赞善、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职。乾隆四十年（1775），因父丧归里，又丁母忧，遂引疾不仕，潜心学术，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桃李满天下，饮誉学界，被称为“一代儒宗”。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苏斋，顺天大兴（今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左鸿胪寺卿，后荣恩宴，加二品衔。精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工书善诗，著有《粤东金石略》《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诗文集》等。
《药洲》卷留敝斋多时，尚未题就，悚仄奚似。承命先藉缴，俟续得句，再请大教也。《竹垞集》已收入箧中，一时未暇取出，亦俟另呈。《邑志》则在南中，未携至。谨复。
乾隆二十九年（1764）七月十二日，翁方纲奉旨提督广东学政，七月二十六日携家出都赴任，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秋试竣，凡三任八年。其间，他请人以广州古药洲旧址学政官署为题绘制《药洲图》抒志。乾隆三十六年九月，翁方纲以失察而被弹劾，奉旨降三级调用，十一月离任，将发广州，自题《药洲图》二首述怀：
惠公舫子张公扁，已与东轩俱不存。
十日百夫牵石处，尚余鸦轧水车痕。
渔洋手种贝多枝，未必凭栏是此池。前后七榕皆合抱，竟无人议纪谈碑。
所谓“药洲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翁方纲的宦迹图。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二十九日，翁方纲抵京，与钱大昕、钱载（1708～1793）等文人开始诗画酬答、金石雅集，忙得不亦乐乎。当时，翁方纲开始邀请文友题咏《药洲图》，故钱大昕所言“《药洲》卷留敝斋多时，尚未题就”即指此事。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翁方纲充补《四库全书》纂修官，九月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三十九年（1774）七月十一日，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的钱大昕充河南乡试正考官，翁方纲赋诗《送辛楣典试河南》赠行。九月一日，钱大昕授广东学政，并于十月二十七日抵达广州。一前一后，翁方纲、钱大昕先后赴任药洲学署，倒是有趣。
也在同年稍后的秋冬间，钱大昕的侄子钱坫（1744～1806）南下，翁方纲赋诗赠行并注“适以粤东学使廨《药洲图》属献之篆首也，时令叔辛楣视学在彼，献之将往省之”：
男儿得名早，此际保谦难。入洛无肩比，冲霄好羽翰。今谁定文字，仆独好讥弹。人海三年梦，江头试忆看。
临别留题卷，纵横大篆能。方当寻铉锴，且莫傲斯冰。惠氏前师在，珠江故事征。说经吾八载，力未一毫胜。
从札中“《邑志》则在南中，未携至”判断，钱大昕尚在京师，故此札应书于乾隆三十七年二月至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之间，为钱、翁两人日常的文事酬应。乾隆四十年六月后，钱大昕返里丁父母忧，从此不再复出。他主要是为《药洲图》卷的题跋之事书写一二，而提及朱彝尊《竹垞集》和某邑志等信息，乃为翁方纲借书之简单回复，都是翰林院文士之间的雅事。大概因为另有约请题咏，翁方纲索还《药洲图》时，钱大昕却仍在构思之中，深表歉意。
结合翁方纲邀钱坫篆首之举，钱大昕撰写此书札或许也在乾隆三十九年出都前的早些时候。但文献显示，钱大昕事后可能没有再为《药洲图》卷题跋。
劳树棠（1739～1816），原名瑾，字宝琳，号镜浦，山东阳信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士，授兵部车驾司主事，转职方司员外郎、武选司郎中，历官江南监察御史、江南河库道、直隶通永河道、江南苏松粮道等，为官廉洁，颇有政声。
前承辱贶小缄，致谢，想登记室矣。渴想晤谈，想我友同此耿耿也。月之廿六等日，倘得于因公途次，并借枝栖中，半晌款话，中心企之。专此先订，诸惟鉴照，（不尽）容再缕述。临颖驰溯，草草不罄。
清代名人中以“镜浦”为字号者，大致有二，一为劳树棠，二为毛辉祖（1709～1774）。毛辉祖，字镜浦，又字乃行，号敬园，山东历城人。乾隆十年（1745）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福建道、广东道监察御史，湖南学政，转礼科给事中，升太常寺少卿等。
观察，在明清时期是对“道台”的尊称。道主要负有监察性质，有分守道和分巡道之分，还有一些不属布政、按察二司管辖的道，如海关道、管河道、督粮道、盐法道等。结合毛氏仕官履历，所谓“镜浦观察”肯定不是毛辉祖。
至于劳树棠，《江苏省通志稿职官志》卷一七记载，嘉庆三年（1798）九月十三日授江南河库道，次年九月病免；嘉庆九年（1804）十月十八日调苏松督粮道，嘉庆十四年（1809）八月休致。两任江苏期间，他于嘉庆五年（1800）复官直隶通永道，管理河道事务。可以确定，翁方纲书致劳树棠称呼“观察”，应在嘉庆三年（1798）九月之后。
《翁方纲年谱》记载，嘉庆六年（1801）二月二十七日，京察引见，已届古稀的翁方纲因年老奉旨以原品并往裕陵守护，三月十二日自京起程，三日后抵达遵化马兰峪。可以判断，“倘得于因公途次”应该便是“裕陵守护”。三年后的二月十七日，翁方纲则奉命以原品休致回籍。
因此，翁方纲致信劳树棠即在嘉庆六年二月八日，或许京察尚未确定，只是相告大概。因途经通州，他预约借宿、晤谈之事，实为友朋之间的寒暄之语。
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秋盦、秋影庵主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承家学，年少即喜金石之学，善诗文，工书画，尤精篆刻，名重一时。初为监生，随幕多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月，署兖州运河道同知，寻实授防河卫曹，后转济宁运河道同知。公务之余，遍访群碑，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小蓬莱阁金石目》《小蓬莱阁诗钞》等。
蒋因培（1768～1839），字伯生，号辛峰，江苏常熟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国子监生应顺天乡试，始知名。入赀为县丞，嘉庆二年（1797）权费县巡检，补阳谷县丞，累署汶上、金乡、峄、滕、高密、巨野知县，嘉庆二十三年（1818）任齐河知县，嘉庆二十五年（1820）因忤上被劾，遣戍军台，未逾年释回，间游豫楚闽粤，晚岁掇拾剩稿，辑为《乌目山房诗存》。
不晤数旬，渴怀已甚。昨承华翰，惠以名画，不特真且笔墨妙绝，割爱见贻，感佩何极，谢谢！至吾兄南行之期一定，定必过济，当写书信奉托，藉可快叙以慰渴想。弟抱孙实切欣幸，远承雅爱，何以克当，谨谢谢。楚氛未了，得豫中来信知，新野山中逃避千人，以致中州戒严，河帅即在汴城弹压，渊如似未能即返也。此候近祉，并谢不备。
乾隆六十年（1795）闰二月五日，黄易母亲梁瑛卒于济宁，享年八十九岁。已任山东济宁运河道同知的黄易丁忧辞官，夏间携眷扶柩南返。嘉庆元年（1796）二月，他再次北上，嘉庆二年（1797）五月服阕，被临时借用捕河，至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再仕运河同知。自任运河道以来的十年，黄易访碑、交游、艺术创作臻于鼎盛。
薛龙春根据《何琪致黄易札》考证，黄易有孙一，曰黄珍，生于嘉庆元年三月。所谓“弟抱孙实切欣幸，远承雅爱，何以克当，谨谢谢”，即是指黄易喜添男孙，回应蒋因培的祝贺。因此，此札应书于嘉庆元年三月至嘉庆二年四月间。
所谓“楚氛”，指湖北白莲教起义，爆发于嘉庆元年（1796）正月，声势不断蔓延，五月波及河南郡县。渊如，即孙星衍。因曹、豫接壤，一河之隔，时官兖沂曹济道的孙星衍奉檄至曹南驻兵戒严。所以，黄易叹言：“楚氛未了，得豫中来信知，新野山中逃避千人，以致中州戒严，河帅即在汴城弹压，渊如似未能即返也。”河帅，乃时任河东河道总督李奉翰（？～1799），字香林，汉军正蓝旗人，历官江苏苏松太道、江南河道总督、河东河道总督、两江总督等。所谓“河帅即在汴城弹压”，是指李奉翰奉命率兵至开封镇压白莲教起义军。
也在嘉庆元年七月，孙星衍奉旨权署山东按察使，并抵达济南官署就任。《孙星衍年谱新编》记载，八月二十七日，孙星衍在官署置酒，招饮蒋因培等人。此际，不及三十岁的蒋因培在山东游历，始馆孙星衍幕府。
据此种种，黄易此札当写于嘉庆元年五六月间，主要是为获赠孙氏贺礼致谢，并为蒋因培南归相约济宁一晤，云有书信奉托。
洪亮吉（1746～1809），初名莲，字稚存，一字君直，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江苏阳湖（今武进）人。早年辅佐安徽学政朱筠（1729～1781）校文，继入陕西巡抚毕沅（1730～1797）幕，校刊古书。乾隆五十五年（1790）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任贵州学政、咸安宫学总裁。嘉庆四年（1799），上书言事，极论时弊，降职谪戍伊犁，次年赦免回籍，家居撰述至终。钻研学术，尤精舆地，著有《春秋左传诂》《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四史发伏》《晓读书斋杂录》《卷施阁集》《更生斋集》《北江诗话》《更生斋诗余》等。
陶涣悦，字观文，号怡云，江苏上元（今南京）人。袁枚（1716～1798）同年陶绍景（1711～1801，字京山，号慕道，乾隆三年举人，官台湾知县）孙。嘉庆十二年（1807）举人，官户部员外郎、山西司行走。自幼聪颖，好吟诗，受袁枚激赏；及长，为随园诗弟子，得其衣钵。著有《自怡轩小稿》。
癸冬把晤，相见恨迟，秦地发书，别怀暂释。吾大兄仙才绝俗，交谊如云，弟尝与渊如言之，以为近今罕觏，正未知后会当在何日耳？并承寄到素册，索写拙诗，刻下因自秦至汴，行色匆匆，严侍读尚未检付，俟付到日，写就寄呈左右也。简斋先生未审已还山否？向承允为先人撰墓碑，如晤时幸为弟一索之。兹因人便，先问近安，余再启，不宣。
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洪亮吉在孙星衍的推荐下从京师出发，一个月后抵达西安，入毕沅幕府，日间筹兵画饷，参与河工，暇即分韵赋诗，校勘古籍，编纂方志等。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正返回西安途中的毕沅奉调河南巡抚，三月，洪亮吉等人皆一同从西安前往开封。其间，洪亮吉与幕友一起编撰《固始县志》《登封县志》《汉魏音》《公羊榖梁古义》《十六国疆域志》等。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洪亮吉北上入都，前后客居毕沅幕府八年。
以“刻下因自秦至汴”观之，洪亮吉此札当书于乾隆五十年（1785）三月、四月间，主要为陶涣悦素册索诗说明情况，并托询向袁枚求写先人墓志之事。
“癸冬把晤”，应指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二月，洪亮吉偕表弟赵怀玉（1747～1823）北上，迂道江宁，会见了陶涣悦。从“相见恨晚”来看，两人应是首次见面。简斋先生，即袁枚。《袁枚年谱新编》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十五日，袁枚应时任肇庆知府的堂弟袁树（1730～？）之召作岭南之游，直至次年正月十一日抵还，故洪亮吉便有“简斋先生未审已还山否”之问。洪亮吉结交袁枚，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秋，时以诗谒见袁枚，袁氏叹有奇气。所谓向袁枚求撰先人墓碑，或为数年前经营父母葬事之请。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洪亮吉以祖父母，父午峰府君，叔云上、君佐，叔母赵孺人“两世六棺”营葬于城北前桥村新茔；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月二十六日，母蒋太宜人病卒，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附葬于父墓。或许就是乾隆四十八年冬的江宁之行，洪亮吉邀请堪称当时文坛祭酒的袁枚为先人撰写墓志；然资料显示，袁枚后来未能应命。
按，渊如，即孙星衍（1753～1818）。严侍读，乃严长明（1731～1787），字冬友，号道甫，又号用晦，江苏江宁（今南京）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诸生献诗，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入值军机处，官至内阁侍读，乾隆三十六年（1771）乞归，后入毕沅幕府数年，后主庐阳书院。著有《毛诗地理书证》《五经算书补正》《三经三史答问》《石经考异》《汉金石例》《尊闻录》《归求草堂诗文集》等。
徐达源（1767～1846），字岷江，又字无际，号山民、小峨山人，江苏吴江人。由监生为候选布政司理问，以翰林院待诏需次京师，好结交名士，特善洪亮吉、法式善等。善弈，能画，工诗文，与妻吴琼仙(1768～1803)拜师袁枚。晚年家道中落，筑南溪草堂，勤于著述。辑有《国朝吴郡甫里诗编》《涧上草堂纪略》《禊湖文拾》《禊湖诗拾》等，著有《吴郡甫里人物考》《紫藤花馆文钞》《紫藤花馆词》《黎里志》等。
昨奴子回，奉到手示，藉知行旌安稳，抵家日，堂上已康强胜常，是慰！纸价蒙垫发，当续寄还，至拙刻数种，尚未刷竣，统容再寄。柱榜三付，先缴上。即问近佳，不备。
嘉庆七年（1802）十月十九日，妻蒋宜人卒，洪亮吉作行状，后有悼亡诗八首记事，注云：“蒋宜人亡已匝月，心绪恶劣，不能握管，昨赴吊吴门，舟次无事，勉成八律，聊寄哀思云尔。”蒋宜人为舅氏蒋实君女，两人成婚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十六日。嘉庆八年（1803）十二月十二日，葬蒋宜人于前桥先茔。
同在嘉庆七年十二月，年届花甲的洪亮吉应徐达源之邀游黎里旬余，取道宜兴而返，与诸友赋诗唱和酬答。
落款之“期”，表明正值他为蒋宜人居丧一年中。洪亮吉此札书于嘉庆八年（1803），是收到徐达源手函之回信，主要是交流著作刊印之事，并随附应邀而写建筑廊柱对联三副。所谓“拙刻数种”，应是新近著成的《外家纪闻》《春秋左传诂》《比雅》等。就在当年，《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五十卷刊竣。释还里居的洪亮吉，几年间著述不断，并伴随着游历扩展，声名远播。徐达源，即是洪亮吉的后辈钦慕者。
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号伯渊、季逑，别署芳茂山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刑部郎中、山东兖沂曹济道、山东督粮道，署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等，嘉庆十六年(1811）七月引病告归，后主讲钟山书院、安定书院、绍兴书院等。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精研金石碑版，工诗文，著有《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平津馆读碑记》《续古文苑》《芳茂山人诗录》等。
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江苏高邮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礼部左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谥曰“文简”。参与纂修《词林典故》，奉旨勘订《康熙字典》讹误，辑为《康熙字典考证》。精文字训诂之学，不尚墨守，著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王文简公文集》等。
南京博物院藏有孙星衍致王引之二札，第一札（图7）曰：
久不通问，甚深思念想，近状增胜为慰。弟连日因气痛走注胸背，尚未进省。未知文旌曾否回署？昨服制大黄丸，泻出积食，乃知是气挟积滞为患，顷已全愈。冬间拟服龟鹿胶，未知无弊否？祈示知。适有黄舍亲过我，求札奉谒，云与尊处世交，想蒙接纳。此候升安。
接阅手示，知邀舍弟襄办公事，渠尚细心谨慎，一切希教之。弟十月间催漕泲上，当可奉谒起居也。近得左胁气痛疾，痛亦不甚，而走注背脊等处，酸疼极不适，且下半日饮食不消，不知用何方治之？气疾最难治，不敢喫破气药，如有单方，示知为妙。草草布复，并候升安。不一。
《孙星衍年谱新编》记载，嘉庆九年（1804）二月，正在办赈途中的孙星衍补授山东督粮道，署任德州，直至嘉庆十六年（1811）七月二十六日乞病致仕。
泲上，即济宁；催漕，指催促漕运粮船按规定时间抵达目的地，乃督粮道的主要职责之一。任职期间，每年十月、十一月，孙星衍皆至东昌、济宁催漕。
就内容而言，二札应在同一时间书写，孙星衍时值小恙，所以多是谈论身体状况、交流问药之事。书函本无署名，然能大致推测收件人或为王引之。
王引之之父，乃王念孙（1744～1832）。念孙字怀祖，号石臞，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累官至直隶永定河道致仕。精文字训诂之学，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古韵谱》等。《王石臞先生年谱》记载，嘉庆八年（1803）十二月，王念孙署山东运河道，次年抵任，至嘉庆十四年（1809）六月调补直隶永定河道，留居济宁五年半。孙星衍与王念孙交情莫逆，为官京师时便相互切磋学问，常以“侍”“后学”自称。
综合考察《孙星衍年谱新编》《王伯申先生年谱》判断，二札应该书于嘉庆十一年（1806）间，主要向王引之引荐黄姓亲戚、感谢王引之邀其弟协助公事。
嘉庆九年（1804）七月二十九日，王念孙妻吴恭人卒，年六十三，王引之赴济宁；嘉庆十年（1805）春奉母柩旋里丁忧，冬间择定茔地，岁暮营葬安徽天长。次年春间，王引之北上，与王念孙团聚。
需要补充的是，嘉庆十年（1805）六月十九日，孙星衍祖母许太夫人卒于德州官舍，按古制，守孝一年。嘉庆十一年三月，官差潞河的孙星衍致书王念孙问候，表示四月才能归抵德州，并称秋间方能到济宁一行，最后还特别问及王引之：“伯申大兄来署否？”此札由罗振玉（1866～1940）辑入《昭代经师手简》初编，从“馆后学期孙星衍拜启”而知，应是孙星衍书于嘉庆十一年春。
在此期间，孙星衍连续致书王引之，讨论学问、辑书之事，论及《金縢》之文，衍考《尚书》《史记》及《亳姑》逸文等，“阁下所撰《任子田小学》，如可录本，当属舍弟借录一分，即在泲上办理，不虞遗失也。……阁下所撰《尚书故闻》，又再录诸经改名，亦思抄一副本”，以问候言“并候伯申先生素履”。大概也在当年，身在济南的孙星衍接王引之来函回复，称下月当为泲上之行并相约文事；因曾任翰林院，孙氏自称“同馆愚弟孙星衍”。
结合“如可录本，当属舍弟借录一分”观察，所谓“接阅手示，知邀舍弟襄办公事”大概是指抄录、核校图籍等事宜。嘉庆十一年，暂居济宁的王引之为了书籍编撰与刊刻，与孙星衍互动热络，书信不断。次年春，王引之服阕入都，补原官。
孙星衍有弟二：其一，孙星衡(1762～1820），字仲璇，号南麓。投效东河，候补县丞，署河南洛阳县典史，复投效南河，候选通判，封奉政大夫、直隶石景山厅同知；其二，孙星衢(1769～1822），字云逵，初为直隶布政使司经历，借补涿州管河州判，授天津北河杨村通判、直隶永定河三角淀通判，升直隶石景山厅同知。嘉庆三年（1798）五月，为官山东兖沂曹济道的孙星衍利用兼署运河道之便出资为孙星衡捐县丞，为孙星衢捐经历，投效河工。嘉庆五年（1800）十一月，孙星衡签发河南候补县丞；嘉庆八年七月，孙星衢以布经签掣直隶河工候补。
嘉庆十年初，孙星衡卸署洛阳典史任，来到德州官署，候选待补，而孙星衢则一直在直隶永定河道办差，事务繁忙。因此，所谓“舍弟”应是孙星衡。
值得说明的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八月，孙星衍乡试中式，名列第八十七，主考朱珪（1731～1807）；嘉庆四年（1799）春，王引之礼部中式，名列一甲第三名，主考朱珪。因为同出朱珪之门，更或以师事王念孙，年长王引之十三岁的孙星衍便以“门愚弟”自称，谦虚之心可见一斑。由此二札可见，王引之应该精通医药。
法式善（1753～1813），姓乌尔济氏，原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梧门、诗龛等，蒙古正黄旗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御赐名曰“法式善”，授检讨，历国子监祭酒、翰林院侍讲学士。嗜古，工诗文，著有《存素堂集》《梧门诗话》《陶庐杂录》《清秘述闻》等。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揅经老人等，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累官云贵总督，掌刑部、兵部事务，拜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谥曰“文达”。勤于军政，提倡学术，振兴文教，主编《经籍籑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等，著有《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畴人传》《淮海英灵集》《两浙輶轩录》《诂经精舍文集》《揅经室集》等。
正月念一日接奉手翰，备承关注。弟与东甫联姻，实有葭玉之况，皆伊太夫人厚爱也。吾兄世谊相好，当必有以教之。文颖馆已派充纂校，衰钝如弟者恐不能胜此巨任耳！旌节何日赴浙，自在夏初耶？《己未词科录》，前两札中皆有所寄，今更钞呈一条，《西陂类稿》《古欢堂集》可覆按也。拙诗年前蒙将原稿本发还，中有“照样写刻”一签，弟感谢。并须两增不得已之苦衷，两次启知。或下半年动手，尤佳！其如何行止之处，仍求详细示知。余惟鉴察，不宣。
《阮元年谱》记载，嘉庆十二年（1807）十月，阮元服阕，十一月赴河南按事，补授兵部右侍郎，后任浙江巡抚，暂署河南巡抚。嘉庆十三年（1808）三月二十八日，抵达杭州就职。
由阮元履任推断，法式善此札书于嘉庆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值前日收到阮元手书。因为阮元丁忧，才回京师不久，法式善汇报家事，谈到了与那彦成联姻、自己派充文颖馆纂校诸事。
《法式善年谱》记载，嘉庆十二年（1807）十月，法式善为子聘亲章佳氏，乃时任江南副河道总督那彦成长女。按，东甫，即那彦成，字绎堂，号韶九、东甫，满洲正白旗人。伊太夫人，乃伊秉绶（1754～1815）母罗太夫人（1729～1809）。可见，法式善与那彦成联姻应由伊家做媒。
这里，法式善主要与阮元商量《康熙己未词科摭录》词条与自己诗稿之事。《法式善年谱》记载，嘉庆十年（1805），法式善为阮元补辑《康熙己未词科录》十二卷，还专门致书阮元说明情况。最后，他还谈及嘉庆十二年（1807）扬州绩溪程邦瑞刊刻《存素堂文集》之事，对归还原稿表示感谢，并为自己两次增补致歉。由此判断，刊梓《存素堂文集》大概是时在扬州丁忧的阮元提供了帮助。
按，《西陂类稿》是宋荦（1634～1713）别集，《古欢堂集》乃田雯（1635～1704）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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