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命运从未真正抛弃过高纬，反而一次次将扭转局势的机会送到他手中。
当初周军围攻平阳，城墙已被攻破，胜利近在咫尺，只需乘胜追击便可重夺主动。可就在这关键时刻，高纬却执意召宠妃冯小怜前来“观战”，竟下令暂缓进攻，仿佛战场成了他的游乐场。这一耽搁，给了守军喘息之机，战机瞬间流失。
本可依托鸿沟天险、固守平阳以待援军，高纬却反其道而行，主动放弃有利地势，将战略主动权拱手让人。
战事胶着之际，双方胜负未分，局势尚在可控之中。偏偏冯小怜在旁惊呼“大军败了！”，一时军心动摇，阵脚大乱，原本均势的战局就此崩盘。
更令人扼腕的是，退守晋阳本仍存翻盘希望。晋阳自古便是兵家重镇，城坚池深，易守难攻，堪称乱世中的最后屏障。
几百年后，宋太宗亲征北汉，围困晋阳长达四月之久，始终无法破城，最终还是因北汉内部分裂，刘继元出降，才得以入城。宋太宗愤恨其顽强，竟下令焚毁晋阳，将其从地图上彻底抹去，另于阳曲唐明镇重建新城，即今日太原。然而，新太原早已不复晋阳昔日雄姿，也再未成为王朝都城。足见晋阳之险固，何其惊人！
倘若高纬能有北周武帝宇文邕哪怕十分之一的胆识与担当，凝聚人心，据城死守，未必不能逆天改命。可他最终却选择了弃城而逃，亲手葬送了最后的生机。
命运给了他太多机会，可惜他从未珍惜。
就在北周武帝宇文邕攻下晋阳后不久，一位名叫独孤须达的使者携带着归降文书前来求见。
宇文邕一见此人，顿时精神一振——他立刻意识到，独孤须达正是独孤永业之子。而独孤永业，正是当年让他东征北齐时吃尽苦头的劲敌。
当年宇文邕首次伐齐，兵临金墉城下，却被镇守此地的独孤永业以巧妙计策击退，甚至一度陷入窘境，仓皇撤军。那一战的屈辱，宇文邕始终铭记于心。
正因如此，在第二次伐齐时，他果断调整战略，绕开独孤永业重兵驻守的河南防线，转而从山西方向突进，以避其锋芒。
此时，独孤永业仍统领三万精锐部队，战力不容小觑。当他得知平阳失守后，接连向北齐后主高纬上书，请求率军北上抗击周军。然而，高纬对此不理不睬，令这位忠臣良将倍感寒心，壮志难酬。
更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晋阳沦陷的消息传来，北齐的败局已显。独孤永业对朝廷彻底失望，内心动摇之际，北周的两位使者悄然抵达：一位是于翼，另一位则是日后威名赫赫的韩擒虎。
其实，这一切早在宇文邕的谋划之中。他深知，若与独孤永业正面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早在伐齐之初，他便秘密派遣于翼与韩擒虎，肩负劝降之任，专为瓦解独孤永业的抵抗意志而来。
于翼与韩擒虎联手劝降独孤永业，费尽唇舌，既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软磨硬泡，极力说服。
此时，平阳、晋阳接连失守，而独孤永业向高纬提出的军事请求却屡遭忽视，心中早已寒意彻骨。
内外交困之下，他终于下定决心，转而归附北周，派遣儿子独孤须达前往周营，向宇文邕呈递降书，正式表示归顺。
这份降书意义非凡——不仅标志着独孤永业的个人投诚，更意味着他所统辖的河南九州、三十余座军镇，尽数归入北周版图。宇文邕兵不血刃，便将广袤河南收入囊中。
战局至此陡然逆转，北齐疆域大幅缩水，仅余太行山以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日的河北与山东。
其都城邺城，即今河北邯郸临漳县一带，自晋阳出发，仅需翻越太行山便可直抵，距离之近，已如唇齿相依，危在旦夕。
命运似乎仍未彻底抛弃高纬。当北周大军步步紧逼之际，他面前仍摆着至少三条可行的退路。这些建议出自两位北齐重臣之口：广宁王高孝珩与尚书令斛律孝卿。高孝珩是高澄之子，乃高纬的堂兄；斛律孝卿则掌管朝廷政令，位高权重。
第一条策略颇具战略眼光：由任城王高湝（高欢第十子，高纬的叔父）佯攻晋阳，牵制敌军注意力；同时命洛州刺史独孤永业率军自潼关出击，直扑长安。
与此同时，高孝珩则在邺城以北布防，阻击南下的北周主力。此计正是“围魏救赵”的经典运用——宇文邕为攻晋阳几乎倾尽全国兵力，长安必然空虚。若北齐能趁虚而入，宇文邕势必回师救援，届时齐军可趁机形成夹击之势，反败为胜的可能性极大。
可惜，这一妙计终究难以实现。其一，当时尚在邺城的高湝并不知情，独孤永业早已暗中遣子向宇文邕递交降书，忠诚早已动摇。其二，即便独孤永业仍效忠于齐，以高纬的性格也绝不会采纳此策。回顾他在平阳、晋阳接连弃城而逃的狼狈行径，便可知此人毫无主动出击的胆魄。他天性怯懦，习惯于被动逃避，何曾有过破釜沉舟的决心？对他而言，“围魏救赵”不过是兵书上的陌生字眼，真正熟记于心的，唯有“走为上计”。
第二条出路，则是效仿高延宗在晋阳守城时的做法：将宫中积蓄的珍宝与美貌宫女尽数赏赐给将士，以此激励士气。物质激励往往能在危急时刻凝聚人心，若真能慷慨解囊，或可换得将士死战。
然而高纬听后脸色骤变，满脸不悦。他对财富与美色的执念深入骨髓，吝啬程度远超葛朗台。让他散财赏人？无异于剜其心头肉。
最后一条路，成本最低——召开誓师大会，由高纬亲自登台演讲。只需一番动情陈词，声泪俱下，便可点燃将士们的忠义之心与战斗意志。不费一钱，不损一物，顶多耗费几句言辞。这一提议正中高纬下怀，他当即频频点头，欣然应允。这个主意出自斛律孝卿之手。
防皇帝临场出岔子，斛律孝卿亲自执笔，为北齐后主高纬撰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誓师演讲稿。笔走龙蛇之间，文辞华美、气势磅礴，一气呵成。写罢，他郑重其事地将稿子交到高纬手中，再三叮嘱：“陛下务必熟记于心，照此宣读，定能振奋三军士气。”
终于到了誓师那天，鼓乐齐鸣，鞭炮声震天，场面热闹非凡。
在众人簇拥之下，斛律孝卿陪着高纬登上了高台。高纬一脸轻松，甚至带着几分戏谑的笑容，转身面向台下黑压压的将士。
随着斛律孝卿一声高喊：“陛下有训谕！”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所有目光齐刷刷投向那位身着龙袍的君主，期待着他能说出一番激励人心的话语。
然而，站在高台上的高纬，望着台下无数双充满期待的眼睛，脑中却一片空白——先前背好的词句，此刻竟一个字也想不起来。
死一般的寂静中，他非但没有尴尬，反而突然放声大笑，笑声清脆响亮，回荡在整个校场之上。
这笑声像是一记耳光，狠狠抽在了每一位将士的心上。
原本满怀忠诚与热血的士兵们，眼神逐渐由期待转为愤怒：连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国家当回事，我们又何必为你拼命？不如各自散去，保命要紧！
一旁的斛律孝卿脸色铁青，心知大事不妙。这场本该凝聚军心的誓师大典，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演变成了一场闹剧，将士们失望离场，人心涣散。
你可能会问：忘词就忘词了，最多沉默尴尬罢了，为何还要笑得如此肆无忌惮？
这个问题，别说你疑惑，恐怕连高纬自己都说不清。但若细数他过往种种荒唐行径，或许根本不需要解释——在他眼里，江山社稷不过是一场游戏，而他自己，就是那个随时准备掀桌大笑的玩家。
誓师失败后，高纬倒也不慌，他自有“妙招”来稳住人心：封官许愿。
于是，一道诏令下达——从大丞相开始，所有官职全面扩编，上至三公九卿，下至大司马、大将军、太宰、三师，统统不限名额，敞开授予。
一时间，军中上下，无论炊事兵、马夫、哨卒还是文书小吏，人人加官进爵。
跑腿的成了太宰，站岗的封了三师，整个北齐的官僚体系彻底崩坏，形同儿戏。
史书记载：“或三人共一职，或四人同称卿，不可胜数。”
一场本该严肃的战前动员，最终以荒诞收场，而这个王朝的命运，似乎也早已在这场笑声中注定。
十二月二十九日，岁末将至，北周武帝宇文邕亲率大军自晋阳挥师东进，直指北齐重镇邺城，皇弟宇文宪担任前锋，先锋开路。
出征前，宇文邕特意召见了归降的北齐宗室高延宗，向其征询攻取邺城之策。高延宗本为北齐旧臣，心怀故国，起初不愿多言，但在宇文邕再三追问之下，只得如实答道：“若由任城王高湝守邺，胜负未可预料；然今主政者乃高纬，此战我军必胜无疑。”
宇文邕闻言朗声大笑，豪情满怀，随即整军出发。
三天之后，正值农历新年，万家灯火、举国欢庆之际，北齐朝廷却上演了一场荒诞的权力更迭——年仅八岁的太子高恒登基为帝，是为北齐后主。
而原本的皇帝高纬呢？他并未退场，反而“更进一步”，自称太上皇。
这出“禅位”闹剧的背后，竟源于一位星象术士的预言：朝中将有变故，帝位不稳。高纬听后惶恐不安，竟以为只要将皇位传给儿子，便可躲过劫数，保全自身。于是他匆匆禅位，妄图以退为进，逃避现实。
可这不过是一场掩耳盗铃式的自我安慰，国难当前，此举非但无助于挽救危局，反而加速了北齐的崩溃。
对于这场荒唐的权力游戏，宗室重臣高孝珩痛心疾首。正月初五，他暗中联络亲信，于皇宫千秋门设下伏兵，意图诛杀权臣丞相高阿那肱，重整朝纲，挽救危局。
然而，计划周密的伏击却因一场意外落空——高阿那肱那天竟一反常态，未走千秋门，改由他门入宫。
高孝珩在寒风中苦等无果，怒火中烧，却无可奈何。难道真是天意弄人？连一次挽救国家的机会都不肯给予？
此时，周军已翻越太行山，距离邺城仅一步之遥。宇文邕的大军正疾速逼近，而邺城之内，却仍在上演着内斗与闹剧。高孝珩心急如焚，深知大势将倾，却无力回天。
此刻的现实令人唏嘘：在整座邺城之中，唯有高孝珩一人真正为国事心急如焚。反观高阿那肱、韩长鸾，乃至刚刚退居太上皇之位的高纬，竟无一人忧心忡忡，他们还沉浸在新年的欢庆之中，彼此道着“新年吉祥”。
高孝珩急切地向高纬请求兵权，恳请亲自率军迎击宇文邕的大军。然而高纬只是轻描淡写地摆了摆手，断然拒绝。他心中盘算的是：若将兵权交出，万一高孝珩借此起兵反叛，又该如何是好？
这一拒绝让高孝珩几乎崩溃。他愤而怒斥高阿那肱、韩长鸾等人：“朝廷宁可坐视敌军压境，也不肯让我出战御敌，莫非是怕我高孝珩起兵造反？可笑！若我真能击败宇文邕，打到长安，那时即便想谋反，也已远离朝堂，岂能动摇国本？如今国家危在旦夕，君主却仍这般猜忌忠良！”
他的怒吼如猛兽咆哮，声震殿堂。高阿那肱与韩长鸾面面相觑，只觉此人情绪失控，恐生变故，于是合谋将其逐出京城，外放为沧州刺史，眼不见为净。
其实，高纬早已打定主意——他所谓的“对策”谈不上高明，却是他一贯的作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正月初九，高纬携太子高恒、宠妃冯小怜以及亲信高阿那肱等百余人，悄然从邺城东门出逃，仓皇东去。
他或许天真地以为，带上这一百人便足以护佑自己与家人周全，却未曾想过，这一百人中又有几人真能以一当十、力挽狂澜？
可笑的是，高纬前脚刚走，宇文邕的大军后脚便兵临邺城。看来，高纬对敌军行进速度了如指掌，逃亡的时机拿捏得精准无比——仿佛不是战败溃逃，而是掐着时辰“准时离席”。
宇文邕兵临邺城时，几乎未遇任何实质性抵抗。相比此前在平阳、晋阳经历的激烈鏖战，眼前的这座城池已如风中残烛，摇摇欲坠。那些曾被封为三公、三师的将士们，仅作象征性的抵抗便纷纷放下武器。他们并非没有忠君报国之心，但在高纬那番空洞而浮夸的誓言之后，士气早已土崩瓦解，战意荡然无存。
唯有一人，始终坚守信念，战至最后一息——他名叫鲜于世荣，复姓鲜于。
正月十九，北周大军列阵入城，旌旗蔽日，气势如虹。而就在城中一座孤台之上，鲜于世荣迎风而立，双臂挥动，奋力击响战鼓。鼓声激越，响彻云霄，仿佛是对投降的无声控诉，也是对信念的最后呐喊。万众皆降，唯他不屈。
鼓声未绝，周军已攀上高台，将他擒下。那一刻，鲜于世荣目光如炬，毫无惧色，尽显视死如归之志。无论众人如何劝降，他始终闭目不言，坚贞不语。
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军人，纵然立场相对，却赢得了所有人的敬重。无人嘲笑，无人轻蔑。面对如此气节，劝降已无意义——让他以死明志，或许才是对英雄最深的致敬。
当鲜于世荣倒在血泊之中，双目未闭，目光依旧凛然如初，仿佛仍在凝视这片他誓死守护的土地。
历史长河中，无论一个王朝如何腐朽，如何濒临倾覆，总有人默默坚守，以血肉之躯承托信念之重。自古至今，莫不如此。
对宇文邕而言，邺城既陌生又熟悉——那是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如今终于被他踩在脚下。
自曹魏起，邺城便成为北方重要的政治中心，历经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更迭，被誉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六朝古都”，其地位可与江南的建康（今南京）并驾齐驱。
在这近五十年间，邺城是东魏与北齐政权的核心所在，见证了高氏家族从崛起至覆灭的全过程。高欢一生运筹帷幄，奠定了北齐的基业；而他的孙子高纬，却在短短数年内挥霍殆尽，将祖辈积攒的国力消耗一空。
当宇文邕率军攻破邺城的那一刻，意味着北齐的终结。这座承载了高氏三代兴衰荣辱的都城，终究未能逃脱历史的洪流。一个曾经辉煌的王朝，如烟云般消散于岁月之中。
此刻，站在邺城城头的宇文邕，心中自是难掩喜悦。然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
不久之后，一名男子风尘仆仆地从远方赶来，直抵邺城，将一件举世珍宝献给了宇文邕——此人正是曾为北齐后主高纬起草文书的斛律孝卿，而他所献上的，正是象征皇权正统的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虽不过一方玉石，却承载着千年的帝王之命，被视为天命所归的至高信物。它如同武侠世界中的“屠龙刀”，得之者便可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它的前身，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和氏璧”。小学课本中“完璧归赵”的故事，讲的便是这块宝玉的传奇经历。尽管蔺相如成功将其归还赵国，但最终仍落入秦国之手，成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权力的象征。
秦始皇命人将和氏璧雕琢成玉玺，并由丞相李斯以小篆镌刻八字铭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自此，这枚玉玺便成为历代帝王传承正统的信物。
到了魏晋南北朝，天下分裂，群雄并起，皇帝层出不穷，而传国玉玺却仅有一枚，谁拥有它，谁就拥有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因此，它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令人趋之若鹜。
如今，这枚承载着无数王朝兴衰的玉玺，终于落入宇文邕之手，仿佛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此时，传国玉玺这件举世无双的至宝，正静静地陈列在宇文邕面前，任谁见了都不禁心潮澎湃。
这方寸玉石，承载的不只是权力，更是千秋帝王梦的象征。
而这枚玉玺原本的主人，正是北齐后主高纬。难道他真的甘心认输，特意派遣大臣斛律孝卿前来献玺，以示归顺？
若真有此诚意，高纬为何不亲自前来？亲自奉上玉玺，岂不更能体现臣服之心？显然，这并非出于真心投降，更非出于善意。
事实上，高纬将玉玺交给斛律孝卿，本意是让他转交驻守瀛州的任城王高湝，意图拥立其为新帝，延续高氏国祚。然而斛律孝卿并未前往瀛州，反而径直将玉玺送到了邺城——此时已被北周军队占领的故都。
国已破，君犹在演。敌军早已攻陷都城，高纬却仍在上演禅位大戏，这般“政治行为艺术”，可谓荒诞至极。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竟是高纬第二次禅位。第一次他将皇位传给幼子高恒，自己当上了太上皇；这一次，他竟想再进一步——让位给“太上皇之父”？
太上皇之上再加一重，史书上前所未见，后世亦无来者。翻遍二十四史，唯此一人，别无分号。
为此，高纬还煞有介事地自创了一个尊号——“无上皇”。
纵观历史，李渊、武则天、唐玄宗、乾隆皆曾为太上皇，地位尊崇。而今，“无上皇”横空出世，仿佛在帝王等级中登顶成神，高纬俨然成了历代君主中的“天花板”。
可惜的是，这位自封“无上皇”的高纬浑然不知：宇文邕早已派大将尉迟勤率领两千精骑，正疾驰而来，目标直指他的首级。
而此刻的高纬，仍在逃亡途中悠然自得，一路游山玩水，赏景作乐，身边自然少不了宠妃冯小怜相伴。
他的目的地早已定下——南陈。起初他曾打算投奔突厥，但转念一想，那地方荒凉贫瘠，风沙漫天，实在难以下咽。反观陈朝，地处江南，水秀山明，都城建康素有“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之美誉，秦淮河畔更是美人如云，丝竹不绝。
这般人间胜境，光是想想就令人心驰神往。
很快，高纬一行抵达青州。再往前一步，便是陈朝疆域。他以为逃出生天，却不知命运的铡刀，已在身后悄然落下。
眼看就要进入陈朝地界，高纬却忽然放慢了逃亡的脚步。
原因在于，他最信任的将领高阿那肱向他禀报：敌军必经之路的桥梁已被焚毁，沿途栈道也已烧断，周军无论如何也无法迅速追来。陛下大可从容前行，不必心急。
高纬听后深信不疑，心中顿时安稳，索性在青州逗留数日，悠然度日。可他哪里知道，这位被他倚为心腹的高阿那肱，早已暗中投靠北周，将高纬的全部行踪与逃亡路线尽数出卖。
可叹高纬，被人出卖仍毫无察觉，还沉浸在逃出生天的幻想中。
正月二十五这天，高纬一行抵达南邓村。此处春光明媚，草木葱茏，马儿在路边悠闲吃草，高纬与宠妃冯小怜相依相偎，柔情蜜意，浑然忘却了身外之忧。
就在此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如疾风骤雨般袭来。高纬惊觉回头，顿时两眼发直，几乎晕厥。
只见一队身披黑甲、手持长刀的骑兵疾驰而至，直扑而来。不是说道路已断、无法通行吗？北周军怎会突然出现在此？
未及反应，高纬一行已被团团围住，插翅难飞。他只能束手就擒，随行的冯小怜、太子高恒、胡太后等人也一同被俘。
高纬啊高纬，终究难逃一劫。远在邺城的宇文邕，早已等候多时。
二月初四，高纬及其宗室亲眷被押送至邺城。宇文邕以宾客之礼相迎，态度谦和，礼数周全。
然而，这般礼遇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表面风光，实则囚徒。客气过后，高纬的命运，早已注定。
人逢喜事，心情自然振奋，更何况是统一天下、成就霸业这般千古功名？宇文邕虽在表面上对北齐后主高纬维持着礼节性的客气，内心早已难掩得意之情。
然而，历史一再告诫：大胜之后最容易滋生骄惰，喜悦过极，往往暗藏危机。当年汉高祖刘邦率军攻入咸阳，面对秦宫的金碧辉煌、珍宝如山、美人成群，顿时心驰神往，甚至打算就此驻留享乐。关键时刻，大将樊哙挺身劝谏：“您是想拥有天下，还是只想当个富家翁？”一语惊醒梦中人。刘邦幡然醒悟——区区财色，岂能与江山大业相比？于是下令封存府库，退军霸上，以安民心。
相比之下，宇文邕的表现则显得更为克制与清醒。当他踏入北齐都城邺宫，亲眼目睹宫廷之奢靡、后宫之佳丽无数，却始终恪守本分，未曾涉足半步。他并未被眼前的繁华所迷惑，而是将精力投入到战后治理之中。
在邺期间，宇文邕迅速采取一系列举措以收揽人心。他下诏为被高纬冤杀的北齐名将斛律光平反昭雪，并感慨道：“若此人尚在，朕断无可能至此！”此言既是对敌国良将的敬重，也暗含对高纬自毁栋梁的讥讽。
不知高纬听闻此语时作何感想——是悔恨交加，还是羞愧难当？但更可能的是，他早已麻木不仁。一个长期沉溺于荒淫、滥杀忠良的君主，或许连悔意都已丧失殆尽。
北周武帝宇文邕接连颁布诏令，废除高纬在位期间施行的种种苛政与暴政，同时将官府掌控的田地重新分配给百姓耕种。
早在楚汉相争之时，儒生郦食其便曾对刘邦道出一句千古名言：“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让百姓有田可耕，有饭可吃，正是宇文邕为当地民众所推行的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谁能真正将百姓的福祉放在首位，谁就能赢得天下人心。
在繁忙的政务与军务之中，宇文邕仍特意抽出时间，亲自拜访了两位极具声望的人物。第一位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家——熊安生。他是儒学泰斗，文坛巨擘，在学术界享有极高地位。经学，是专门研究儒家经典、阐释孔子学说的学问，精通此道者，皆被视为一代宗师。熊安生尤其深研《周礼》《礼记》和《孝经》，造诣极深，名动天下。
当宇文邕率军攻入北齐都城邺城之际，熊安生并未惊慌逃散，反而命家人清扫门户，整肃厅堂。家人不解，问他缘由，他答道：“大周天子崇礼重道，尊儒敬贤，他必定会来见我。”果然，宇文邕进城后不久，便亲自登门拜访。
宇文邕久闻熊安生之名，心怀敬重。两人相见之时，熊安生欲行叩拜之礼，宇文邕立即上前搀扶，坚决不让他下跪，并邀请他与自己同坐一榻，促膝长谈。他们纵论天下大势、治国方略，相谈甚欢，竟不知不觉畅聊了整整半天。
临别之际，宇文邕特赐熊安生“安车驷马”，以示尊崇。而熊安生的治国见解，也深深影响了宇文邕的政治理念。
第二位被宇文邕亲自拜访的，是北齐才子李德林，字公辅。他自幼聪慧过人，文采斐然，年少时便名扬四方。其文章辞藻华美、见解深刻，令朝中诸多权贵倾慕不已，甚至连北齐宗室重臣任城王高湝，都是他的忠实仰慕者。
宇文邕原以为李德林已随高纬逃亡，未曾想对方仍留在城中。得知消息后，他欣喜若狂，立即派人前去安抚，并紧急召见李德林，还特意传话道：“朕此次平定北齐，最大的收获便是得见先生。”这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李德林，令其心悦诚服。
李德林随即入宫拜见宇文邕。一见面，宇文邕便热情询问治国方略，言语恳切，关怀备至。他甚至不舍得让李德林离开，执意留他在宫中陪伴三日三夜，方才准其归家。
对李德林而言，这次与宇文邕的深入接触，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一段崭新的政治生涯。
当时正值公元六世纪，天下动荡，群雄逐鹿。在那个时代，什么最珍贵？莫过于人才。而宇文邕正是深知这一点的明君，他真心爱才、惜才、重用人才。他对李德林等贤士的招揽与厚待，不仅体现了其“以才兴国”的执政理念，更深层地反映出他“以儒治国”的政治理想——重用文士，推行礼治，为统一北方、安定天下奠定根基。
尽管周武帝宇文邕已攻破邺城，俘获高纬及其宗室亲族，也成功收揽了心仪的人才，但他并未因此放松警惕。摆在眼前的，还有大量繁重的善后事务亟待处理。
其中最为紧迫的，便是肃清北齐残余势力。
虽然北齐政权已然覆灭，但在各地仍有不少手握兵权的地方将领和割据武装。这些势力单个来看威胁不大，且彼此分散，但若联合起来，伺机反扑，极有可能动摇北周刚刚建立的统治秩序。对此，宇文邕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迅速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对宇文邕而言，北齐残余势力中最具威胁的两位宗室成员，是任城王高湝与新任沧州刺史高孝珩。
高湝作为北齐奠基者高欢的第十子，不仅是高欢诸子中唯一尚在人世者，更是末帝高纬的叔父。当高纬仓皇出逃时，曾派遣心腹斛律孝卿携传国玉玺前往高湝处交接权力，然而斛律孝卿最终将玉玺献给了宇文邕。对此毫不知情的高湝，实际上是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被推上了’即位’的位置。
另一位关键人物高孝珩，乃高澄之子、高纬的堂兄。此人曾在邺城力主抗周，情绪激愤地要求率军出战，却被排挤出都城，调任沧州。甫一到任，他便立即着手集结兵力，短短时间内就组织起五千人的部队。虽规模有限，但在北齐已近覆灭的局势下，这支力量显得尤为珍贵。
高孝珩随即率军向信都（今属冀州）进发，恰逢高湝也正率部赶往同一目的地。两位北齐宗室在信都会师，出于对高氏王朝的忠诚与血脉相连的宗族情结，他们决定联合抗周。凭借二人在北齐旧臣中的声望与号召力，这支联合部队迅速壮大，兵力很快扩充至四万余人，成为北周统一进程中最后的强劲对手。
面对一支规模达四万人的反抗势力，北周武帝宇文邕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
“怀柔”之策，是让北齐后主高纬亲笔写下劝降书。高纬曾是高湝与高孝珩的君主，作为昔日的最高统帅，他的出面劝说无疑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这种“旧主劝旧部”的方式，在历史上屡试不爽。比如后来宋太宗赵光义亲征北汉，北汉国主刘继元归降后，大将杨业仍据城死守，拒不投降。直到刘继元亲自出面劝说，杨业才面对旧主，悲泣不已，拜北而降，最终解甲归顺。
这一历史先例说明，当部将对旧主怀有深厚忠诚时，由其昔日领袖出面劝降，往往能事半功倍。杨业在戏曲《杨家将》中被塑造成忠义化身，史实中也以忠勇著称，正因如此，他只能在情感崩溃后选择投降。
然而，高孝珩与高湝是否也会对高纬如此忠心？这却是个未知数。高纬昏庸失国，众叛亲离，他的号召力是否还能奏效，实难预料。
尽管如此，宇文邕仍决定一试。他将高纬写好的劝降信交予两位重臣：齐王宇文宪与随国公杨坚。同时，命二人率北周大军前往平乱。若高湝与高孝珩见信归附，则兵不血刃；若执意顽抗，便立即出兵剿灭。
这便是宇文邕的“强硬”后手——以大军为后盾，劝降与武力并行，确保万无一失。
机会再次降临，杨坚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刻。
尽管在这次东征北齐的军事行动中，杨坚名义上是随军主帅之一，但此前的表现却颇为平淡，几乎沦为陪衬。他跟随周武帝宇文邕从平阳转战晋阳，再由晋阳推进至邺城，一路奔波却始终未能施展拳脚，仿佛只是大军中的一位过客。
正当杨坚以为此次出征将以默默无闻收场时，命运却悄然为他打开了一扇门——宇文邕突然委以重任，将一项关键使命交到了他的手中。
而这机会，还得“归功”于高孝珩与高湝的起兵反抗。若非二人拒不归顺、据城而守，杨坚恐怕真的难有崭露头角之机。
接到命令后，杨坚与宇文宪一同率军出发，迅速兵临信都城下。
面对北周大军压境，高孝珩与高湝毫无惧色。他们在城外列阵迎战，军容整肃，气势如虹，显然已抱定死战到底的决心。
见此阵势，杨坚与宇文宪心中明白：这两位北齐宗室并非轻易可降之辈。然而君命在身，劝降仍是第一步。于是，一封劝降书被郑重送入城中。
然而，高孝珩与高湝仅对视一眼，便毫不犹豫地将书信撕得粉碎。他们不愿投降，并非不忠，而是不屑向一个已经屈膝于敌国的君主——高纬效忠。他们的忠诚属于北齐，而非那个早已失节的昏君。
即便胜算渺茫，即便天下皆降，他们仍选择坚守。因为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着高氏宗亲的骄傲与气节。
头可断，志不可辱；血可流，节不可失。投降，绝无可能。
既然仁至义尽无效，那便唯有兵戎相见。
战，就此开始。
由临时拼凑而成的军队，往往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战斗力低下。
战斗刚一打响，高孝珩与高湝所率部队便迅速溃败，阵型顷刻瓦解。
对此结果，二人其实早有预料。这支四万之众的队伍，本就是仓促集结，既无统一操练，也缺乏军纪约束，战力自然难以与久经沙场的北周精锐抗衡。然而，他们并不以胜负为重。在他们心中，这是一场捍卫家族尊严的决战，是一场超越生死荣辱的抗争。
这场战役持续了整整两天。面对北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临时组建的齐军毫无招架之力，最终三万人或战死或被俘，几乎全军覆没。高孝珩与高湝亦未能幸免，双双被擒。
北周将领宇文宪素闻高湝忠勇，见这位昔日尊贵的任城王如今身缚绳索，神色却毫无惧色，不禁心生敬意，叹息道：“任城王，何至于此？”
高湝昂然回应：“我乃神武皇帝高欢之子，兄弟十五人，如今唯我独存。社稷已倾，家国俱亡，今日若能以死殉国，足可无愧于九泉之下的先人！”
宇文宪感念高湝的忠贞节义，不忍加害，便将他的家人悉数归还，并打算将他护送至邺城安置。
随后，宇文宪转向高孝珩。此时高孝珩已在战中负伤，行动艰难。宇文宪亲自上前为他敷药，语气诚恳地询问北齐覆灭的根源。
高孝珩仰天长叹，神情悲慨：“赵郡曾有术士李穆叔预言，我大齐国运不过二十八年，如今果然应验！自神武皇帝高欢之后，我父兄辈无人年过四十，此乃天命难违！国君缺乏远见卓识，朝中宰相亦非栋梁之才。唯有一憾——我空怀忠心与谋略，却未能执掌兵权，施展胸中所学！”
这番慷慨陈词，字字出自肺腑，听得宇文宪也不禁动容，心生感慨。
英雄惜英雄，纵然分属敌我，亦难掩彼此敬重。乱世烽火终归平息，北齐故地重归宁静，山河重归沉寂，仿佛一切喧嚣都已随风而去。
杨坚与宇文宪凯旋而归，对宇文邕而言，心头最大的隐患终于被彻底铲除，北周的局势似乎迎来了短暂的安宁。
然而，这份平静并未持续太久。很快，北朔州一带再度陷入动荡。
此前，宇文邕在攻下晋阳后，任命了一位投降的北齐将领——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负责镇守山西北部。可封辅相上任不久，便被自己的部下长史赵穆擒杀。
赵穆此人野心勃勃，意图趁乱起事，最初打算拥立北齐任城王高湝为帝。不料高湝在与北周的交战中兵败被俘，计划落空。无奈之下，赵穆转而联络另一位北齐宗室——范阳王高绍义。
高绍义是北齐文宣帝高洋的第三子，自幼不务正业，性格暴戾，喜好争斗。曾因犯事被叔父武成帝高湛下令杖责三百，是个十足的狠角色。虽然名声不佳，但在北齐宗室几乎被宇文邕一网打尽的绝境下，高绍义成了赵穆唯一可用的“正统”旗号。
于是，赵穆迅速打出“反周复齐”的旗帜，在他的号召下，北朔州周边二百八十余城纷纷响应，声势浩大。
这一局面令宇文邕无法坐视。他立即派遣大将宇文神举率军出征，平定叛乱。
宇文神举果然不负所托，以雷霆之势击溃叛军，高绍义的队伍顷刻间土崩瓦解，仓皇溃逃。
最终，高绍义一路北逃，投奔突厥——那个北齐后主高纬曾梦寐以求却未能抵达的避难之所。如今，却由高绍义实现了这个逃亡之路。
——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
当时突厥的统治者是佗钵可汗。此前，北周武帝宇文邕曾迎娶一位突厥公主为后，那公主的父亲正是木杆可汗。木杆可汗去世后，其弟佗钵可汗继位，延续了突厥的统治。
佗钵可汗对北齐开国君主高洋极为钦佩，称其为“英雄天子”。据史书记载，高洋有两个显著的体貌特征：一是“鳞身”，即皮肤如同覆盖鱼鳞，现代医学推测可能是银屑病（俗称牛皮癣）；二是“重踝”，指脚踝部位异常粗大，两侧均显突出，可能源于踝关节畸形或骨质增生。
在今人看来，这些或许是疾病或生理缺陷，但在当时却被附会为“帝王之相”，非但不被视为病态，反而被当作天命所归的象征。
有趣的是，当北齐宗室高绍义逃亡至突厥时，佗钵可汗惊讶地发现，他竟也拥有与高洋一模一样的“重踝”特征——双踝高耸突出。这一巧合让佗钵可汗深信，高绍义乃是高洋的转世之身，因而对他格外器重，甚至将流落突厥境内的所有北齐遗民交由其统辖。
高绍义虽身处异域，却并未放弃复国之志，暗中积蓄力量，图谋反攻北周。至于他后续如何行动，那是后话。
从当时局势来看，北齐故地已基本被北周掌控，战事暂歇，军队得以休整，天下表面归于平静。
然而，仍有两人始终未向北周臣服。他们势力微弱，未能形成实质威胁，因此宇文邕并未将他们视为心腹大患。这两人，一位是高宝宁，另一位是傅伏。
高宝宁虽姓高，一些史书甚至推测他是北齐皇族高氏的旁系后裔，但这多半是后人附会之说。实际上，他与北齐宗室并无血缘关系。他在北齐时期担任营州刺史，镇守今辽宁朝阳一带。这个地方在历史上颇具战略意义，后来唐朝的安禄山也正是从这里起家，逐步掌握大权。
由于地处边陲，远离中原权力中心，高宝宁在当地几乎拥有自治之权，俨然一方“土皇帝”。他与契丹、高句丽、奚等周边部族关系密切，凭借地理优势和外交手段，稳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当时北周武帝宇文邕虽有统一北方之志，但考虑到营州路途遥远，远征成本高昂，而高宝宁又未公开反叛或构成直接威胁，因此宇文邕选择暂时搁置，不予征讨，任其自便。
至于傅伏，此前已有提及。当年宇文邕首次东征北齐时，曾在中洋城遭遇顽强抵抗，守城将领正是傅伏，令周军一时难以推进。
公元577年二月，宇文邕率军从邺城班师回朝，途经平阳旧地，触景生情，回想起往日征战岁月，也想起了那位曾让他受挫的守将傅伏。
于是，他派遣高阿那肱带领百人前往招降。当高阿那肱告知傅伏：北齐后主高纬已经投降时，傅伏的精神防线瞬间崩塌——他誓死效忠的君主都已屈服，自己又何必孤军奋战？
傅伏仰天痛哭，悲不自胜。随后，他率领部下进入平阳城，面朝北方长跪不起，恸哭良久，最终含泪归顺。
宇文邕亲自接见他，问：“你为何不早些投降？”
傅伏含泪答道：“我家三代皆为齐臣，蒙受国恩，食君之禄。未能以身殉国，已是不忠，怎敢言早降？实愧对祖先。”
傅伏言辞铿锵，字字如铁，满腔忠义之中，尽显对家国的赤诚之心。
见此情景，宇文邕走上前，紧紧握住傅伏的手，动容道：“为臣之道，本当如此。你，没有错。”
此言一出，不知高阿那肱、穆提婆之流，是否心生羞愧，面露赧颜？
随后，宇文邕又问傅伏：“当年你坚守河阴之时，朝廷可曾给予你何种封赏？”
傅伏坦然答道：“授特进，封永昌郡公。”
宇文邕听罢，目光一转，落在高纬身上，语气中带着讥讽：“朕当年志在攻取河阴，却因你一人死守，寸步难行。如此功臣，你竟只以薄赏酬之！”
这哪里是问话，分明是当众的斥责与嘲讽。赏罚不明，何以驭众？为君者若不能识人、用人、奖功，又岂堪执掌天下？高纬，你确实不配！
至此，宇文邕东征伐齐的后续事宜已基本收束，大局已定，尘埃落定。
现在，不妨来看一看这场宏大战役的最终成果——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 五十五州归附
– 一百六十二郡纳入版图
– 三百八十五县尽属周境
– 户口达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户
– 人口总计二千万六千六百八十六人
以上数据，出自《周书·帝纪六·武帝下》，字字有据，非虚言也。
这一串数字，不仅代表着疆域的扩张，更象征着北周国力的空前强盛。宇文邕以一役定乾坤，完成了统一大业的关键一步。
公元557年四月，春风拂过长安城头，宇文邕率领得胜之师，浩浩荡荡班师回朝。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国家的头等要事，莫过于战争与祭祀。如今战事已定，天下初定，接下来自然轮到了祭告祖先的庄严时刻。
宇文邕回到长安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举行一场盛大的献俘大典。所谓献俘，不只是展示战果，更是一场面向列祖列宗的仪式——将敌国君臣押至宗庙之前，跪拜于先灵牌位之下，让九泉之下的先辈“亲眼见证”子孙的赫赫武功。
于是，以北齐末代皇帝高纬为首，三十多位宗室王公组成了长长的俘虏队伍，依次步入太庙。曾经金殿之上呼风唤雨的贵胄，如今皆披枷带锁，低眉顺目，步履沉重。他们曾在宫闱中指点江山，如今却只能在万众注视下屈膝叩首，接受命运的审判。
仪式场面恢弘至极：太仆驾着华车引领队列，六军将士列阵护行，凯歌高奏，旌旗蔽日。百姓夹道欢呼，山呼“万岁”，声震云霄。这不仅是一场胜利的展示，更是一个王朝崛起的宣言。
试想，若此时高纬忽然放声大笑，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但我想，他不会再笑了。那个曾在宫中纵情嬉戏、不理朝政的昏君，此刻已沦为阶下囚。他的一举一动皆在监视之中，生死系于人手。若还敢轻狂，恐怕连明日的朝阳都等不到。
宇文邕立于太庙之前，神情肃穆，向祖先禀告：“儿不负先辈之志，齐国已平，山河一统！”
若宇文泰泉下有知，必当含笑。当年他与高欢逐鹿中原，一生未能分出胜负。如今，他的后人终于完成了未竟之业——宇文氏胜了，高氏败了，历史在此刻写下新的篇章。
在举行献俘仪式的同时，北周武帝宇文邕并未将北齐宗室赶尽杀绝，反而对高纬及其王公大臣施以封赏。其中，高纬被封为温国公，虽名号尚存，实则已沦为阶下之囚。
献俘礼毕，宫中大摆宴席，群臣齐聚，共庆北周一统北方之功。酒至半酣，宇文邕兴致高涨，忽然转向席间的新晋“温国公”高纬，笑着邀他起身舞上一曲，以助酒兴。
这请求看似随意，实则意味深长。然而高纬面色如常，毫无羞愤之色。论治国理政，他昏聩无能；可若论声色歌舞，这正是他昔日帝王生涯中最擅长的技艺。于是他起身整衣，随着乐声轻盈起舞。舞姿华美流转，举手投足间仍带着旧日帝王的风流气韵。
满座哄然大笑——宇文邕开怀畅饮，拍案称妙；北周群臣亦纷纷附和。可那笑声中，夹杂着讥讽、轻蔑与胜利者的傲慢。高纬并非不知，只是他已无路可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乱世中最冷酷的法则。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并州之战中曾奋力抗周的高延宗。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君主在敌国殿堂上献舞取乐，悲愤交加，数度欲自尽殉国，皆被左右侍从死死拦下，唯余泪洒衣襟。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两百余年前，永嘉之乱，匈奴汉国君主刘聪俘获晋怀帝，亦曾设宴群臣，命怀帝身着奴仆青衣，为众人斟酒助兴。当时晋室侍中庾珉目睹君辱，当场痛哭失声，悲不自胜。
如今，同样的屈辱再度上演。只是这一次，主角换成了北齐末帝高纬。但出人意料的是，高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羞辱。他心中所系，唯有性命与一人——冯小怜。
他曾许下誓言：“愿得生死一处。”如今山河破碎，他苟且偷生，而他的冯小怜又在何方？
于是，这位曾经的帝王，跪伏于宇文邕面前，以近乎乞怜的语气叩首哀求：“恳请陛下，归还我的小怜。”
宇文邕闻言大笑，豪迈挥袖：“朕视天下如敝履，岂会吝惜一妇人？”在他眼中，冯小怜不过是亡国祸水，一个微不足道的老妪罢了。他随手一指，便将她赐还给高纬，仿佛施舍叫花子一般。
高纬终得所愿。他虽荒淫好色，一生姬妾成群，但在他心中，唯有冯小怜是此生挚爱。为了她，他可以抛弃尊严；为了她，他甘愿在敌国君王面前起舞献媚。
爱情与尊严，在这位亡国之君的生命天平上，早已有了答案。
此刻的高纬，或许正沉浸在久违的安宁之中。褪去了帝王的冠冕，他不再执着于权力与江山，只愿如寻常百姓一般，牵着心爱之人冯小怜的手，平淡度日，白首不离。
可他终究错了。错，就错在生来姓“高”。
自古帝王最忌“前朝余孽”。宇文邕可以宽恕独孤永业，也能容下傅伏这般忠臣降将，唯独容不下一个活着的高纬。只要高纬尚在人世，北齐旧部便有所寄托，民心便有复燃之虞。斩草若不除根，春风吹来仍会再生。
即便你甘愿隐姓埋名、不问政事，也绝不被允许。因为你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威胁——足以成为野心家举旗造反的旗帜。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这便是帝王的铁血逻辑。正如后世宋太祖赵匡胤所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高纬，你必须死。
他短暂的平静生活，仅仅维持了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谋反案”，将他重新推入深渊。
有人密报：高纬与穆提婆暗中勾结，图谋不轨。
可事实如何？北齐灭亡后，穆提婆远在宜州任职，高纬则一直幽居长安，深居简出，整日陪伴冯小怜左右，从未涉足政事。二人相隔千里，何来勾结？这分明是彻头彻尾的构陷。
幕后推手，正是宇文邕。
“谋反”不过是个借口。天子欲除之，何患无辞？
朝堂之上，高纬悲愤呼冤，北齐宗室无不痛哭失声。昔日的帝王，如今只求一平凡人生，竟也不可得。
高延宗默然垂泪，终未多言，只以椒塞口，含恨而终。
——那不是谋反，那是赐死。
那不是审判，那是清算。
很多人误以为文中提到的“椒”是辣椒，甚至调侃高延宗是被辣椒活活辣死的——这未免太过天马行空。事实上，辣椒直到明代才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根本不可能出现。这里的“椒”，指的是蜀椒，又称川椒，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花椒。
成熟的花椒通常开口，广泛用于调味和中药，性质温和，无毒。然而，若为未成熟、闭口的花椒，则含有毒性，误食可能引发剧烈咽喉刺激，严重时可致呼吸困难甚至窒息。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明确记载：“蜀椒闭口者有毒，戟人咽，气便欲绝，又令人吐白沫。”可见其危害早有定论。
高延宗所吞之物，正是这种闭口毒椒。他当场气绝身亡。尽管北齐宗室纷纷喊冤，祈求活命，但在权力倾轧面前，一切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多的呼号也改变不了结局。
随后，穆提婆与后主高纬也被扣上谋反罪名，连同高恒、高湝等众多宗室成员一同被处死，行刑方式如出一辙——“以椒掩口而死”，实为用闭口花椒致其窒息。
值得注意的是，高孝珩并未出现在这场屠杀之中。他在此之前已病逝。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能够安然病终，竟成了一种难得的幸运。
宇文邕并未对北齐皇族赶尽杀绝。对于高纬的两个弟弟——智力障碍的高仁英与天生哑疾的高仁雅，以及部分旁系宗亲，他选择了宽恕，免其死罪。但死罪虽免，活罪难逃，这些人最终被流放至偏远的巴蜀之地，余生困于荒远。
这一幕，杨坚必然亲眼目睹。他看着宇文邕如何一步步清除北齐宗室，手段凌厉而决绝。或许当时他未曾想到，若干年后，他自己也将以相似的方式对待北周宗室，且手段更为彻底，更为冷酷。
历史的轮回，往往比想象更加残酷。
宇文邕在覆灭北齐、剿灭高氏宗族时，几乎将高家的男性尽数诛杀，手段凌厉。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对高氏的女眷却未加屠戮，一个也未处死。这难免让人产生联想：莫非他心怀私欲，打算将这些女子纳入后宫？
类似的历史先例并不少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将列国宫妃尽数收归咸阳，充实后宫；晋武帝司马炎灭吴后，也将孙皓的嫔妃尽数纳入宫中，宠爱有加，甚至因佳丽太多难以抉择，只得靠“羊车望幸”的方式决定临幸何处。
但若以此揣测宇文邕，那就大错特错了。此人志在天下，不耽声色。就连当时以美貌著称的冯小怜，他也毫无兴趣，甚至轻蔑地称其为“老妪”，足见其对美色的淡漠。这样一位以节俭自律、励精图治著称的君主，怎会是贪恋女色之辈？
不过，说他完全未沾染高氏女眷，也并非全然属实。据史书记载，宇文邕确实曾临幸一人——那便是高绰的王妃郑氏。
高绰，正是前文提到的那个荒唐之徒。他曾向高纬献策，用大缸盛满毒蝎，再投入猴子，观赏其痛苦挣扎取乐。
高纬见状大喜，更进一步，竟将活人投入蝎池，以观其惨状，二人由此成为“玩乐搭档”。然而高绰后来得罪了权臣韩长鸾，遭其诬陷谋反，最终被高纬下令处死，实则是韩长鸾借刀杀人，铲除了政敌。
高绰去世后，他的妻子郑氏守寡独居。随着北齐覆灭，她随同皇室成员一同被迁往长安。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一次偶然的相遇——北周武帝宇文邕见到了这位风姿绰约的女子。虽已为人妇、丧夫守寡，但郑氏身上散发出的成熟韵味仍令宇文邕心动不已。不久之后，她便被纳入后宫，受到皇帝的宠爱。
难得的是，郑氏并未忘记旧情，向宇文邕提出请求，希望能让前夫高绰得以重新安葬。出人意料的是，宇文邕竟欣然应允，展现出难得的宽容气度。或许在今人看来，这种行为略显“另类”，但若回顾历史，曹操也曾纳张绣婶母邹氏为妾，类似之事古已有之，不足为奇。
在众多北齐宗室女性中，郑氏几乎是唯一一位获得宇文邕垂青的人。其余大多被冷落一旁，任其自生自灭。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北齐后主高纬的母亲——胡太后。史书称她入周后“恣行奸秽”，生活极为放纵，但具体细节却语焉不详。
正因史料空白，后人便添油加醋，编出不少香艳传闻。最广为流传的一则故事，说胡太后与儿媳穆黄花流落长安街头，沦为娼女，甚至喊出“为后不如为娼”的惊人之语。然而经查证，《北齐书》《北史》等权威正史均无此类记载。这一说法最早出自民国时期蔡东藩所著《历代通俗演义》，属于文学演绎，并非信史。
如同冯小怜“玉体横陈”的传奇故事一样，这些情节极富戏剧色彩，满足了大众对宫闱秘事的好奇心。但究其本质，不过是后人附会杜撰的产物，姑妄听之可也。遗憾的是，如今不少人将这类野史当真，反倒模糊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与胡太后风流成性的形象截然不同，北齐末年还有一位极具气节的女性——高湝的王妃卢氏。
高湝遇害后，卢氏年轻守寡。北周武帝宇文邕竟将她赐予大臣斛斯徵为妾。斛斯徵出身鲜卑，复姓斛斯，时任太子宇文赟的老师，地位显赫。然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恩赐”，卢氏誓死不从。
她终日披头散发，不修边幅，拒绝饮食，以沉默与绝食表达抗议。她从不对斛斯徵展露笑颜，言语之间亦无半分温存。面对如此刚烈的女子，斛斯徵深知强求无益，最终选择放手，任其离去。
卢氏重获自由后，毅然削发为尼，遁入空门，远离尘世纷扰。直到隋朝建立，天下初定，她才重新现身。此时的她已不再是昔日贵妇，而是一位心怀故国的遗民。她亲自上书已登基为帝的杨坚，恳请安葬亡夫高湝及其五位早逝的子女。隋文帝感其忠贞节义，当即应允所请。
在讲述完这些女性的命运之后，我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那段历史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的女子——冯小怜。
她的故事，是一曲“女神”的悲歌。
唐代诗人李商隐曾作《北齐》二首，传颂千古：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另一首写道：
巧笑知堪敌万几，倾城最在著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这两首诗，将冯小怜推向了“红颜祸水”的象征位置，成为后世评说北齐灭亡时绕不开的名字。
谈及冯小怜，便不能不提她的恋人——北齐后主高纬。
世人提起高纬，往往斥之为昏君：荒淫无度、残暴嗜杀、不理朝政、宠信奸佞……这些批评固然有据可依。但鲜有人注意到，高纬亦是一个极致深情之人。
当“玉体横陈”的香艳典故被反复传诵，成为亡国的讽刺符号时，我们是否也该停下来，审视这份在乱世中显得格格不入的痴情？
冯小怜初入宫廷时，不过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宫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子，竟能让阅尽美色的高纬一见倾心，从此专宠不衰。这种震撼人心的魅力，绝非仅仅色相所能解释。
他们形影不离，同席而坐，共马而出，誓言“生则同居，死则同穴”。这份炽热而执着的爱情，在帝王之家实属罕见。
或许，正是这份过于浓烈的情感，最终与国运交织，酿成了悲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高纬与冯小怜之间的情感，确实曾如烈火般燃烧过。
——而这，也正是历史最令人唏嘘之处。
在周齐之战的关键时刻，北齐后主高纬竟因冯小怜的一句话，一再延误军机，将国家危亡置之度外。江山倾覆之际，他心中所念的，不是社稷黎民，而是那个倾城女子的一颦一笑。这究竟是怎样的美色，竟能令帝王甘愿舍弃天下？
更令人唏嘘的是，无论高纬仓皇逃命至何地，始终与冯小怜不离不弃。乱世烽火中，这对帝王与宠妃的身影紧紧相随，仿佛生死与共，不问前程。这份形影相随，早已超越了寻常帝王恩宠，近乎一种执拗的痴恋。
直至被俘，押解至长安，高纬虽已沦为阶下囚，受尽羞辱，却仍卑微乞求北周武帝宇文邕：“愿赐我冯小怜。”一向怯懦的他，竟在生命的尽头，爆发出如此深情的呐喊。这哪里是昏君的荒唐？分明是爱到极致的孤注一掷。
这一切，或许只能用两个字来解释——爱情。
当高纬最终以谋反罪名被处死，历史没有记录冯小怜那一刻的神情。我们只能揣测：她是否痛不欲生？是否悔恨命运多舛？又是否萌生死志，愿随爱人共赴黄泉？那些曾经的花前月下、耳鬓厮磨，终究如幻影般消散，只余下无尽的追忆与凄凉。
而作为亡国的“红颜祸水”，冯小怜的命运并未终结。宇文邕将她赐予代王宇文达——此人以清廉自律著称，不贪财货，不近声色，曾言：“君子忧道不忧贫”，堪称北周道德典范。
将一代绝色赠予如此“不近女色”的君子，宇文邕的用意耐人寻味：他并非在赏赐，而是在昭告天下——冯小怜不过是个祸国妖姬，在我大周，即便赏给最正经的人，也不过是个无人愿要的“弃物”。
这一赐，是羞辱，是政治的嘲讽，更是对一个时代悲剧的无情盖棺。
宇文达初见冯小怜，便为其绝色所倾倒，几乎瞬间神魂颠倒，彻底沦陷于她的美色之中。
什么道德典范？简直可笑！所谓正人君子？不过是个披着外衣的伪善之徒罢了！
这一幕对宇文邕而言，无异于当众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他原本打算将宇文达树立为群臣楷模，宣扬清廉自守、品行高洁的为官之道。谁知最被信赖、最被倚重的“贤臣”，竟在美色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这不仅是个人的堕落，更是大周朝廷的奇耻大辱！
随着宇文达对冯小怜的宠爱日益加深，他的原配夫人李氏终于忍无可忍。她本以贤惠持家自居，丈夫也曾是众人称道的君子，如今却被一个妖冶女子搅得家宅不宁。
李氏悲愤交加，认定冯小怜是祸乱家门的“狐媚子”，毁了她原本安稳的生活。她终日以泪洗面，情绪几近崩溃，甚至数次以死相抗，上演了一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悲剧情景，险些命丧黄泉。
而令人唏嘘的是，冯小怜虽得宇文达万千宠爱，心中却始终无法放下旧主高纬。那一段过往情缘，早已刻入骨髓。
某日，她怀抱琵琶轻拨琴弦，思绪却飘回往昔与高纬共度的温柔时光。正沉浸其间，琴弦忽断，如心碎裂。悲从中来，她提笔写下诗句：
虽蒙眼前恩，不忘旧日情。
心断何须说，但看胶上弦。
时光能掩埋往事，却抹不去心底最深处的眷恋。
然而，乱世从不因儿女情长而停下脚步。不久之后，隋朝建立，杨坚大肆清算北周宗室。宇文达作为皇族成员，终究未能幸免，在政治风暴中惨遭杀害，命丧黄泉。
冯小怜，这个曾被帝王捧在掌心的女子，终究还是沦为他人手中流转的物件。这一次，她被送到了李询面前。命运仿佛总爱开玩笑——这位李询，正是宇文达正妻李氏的亲兄长。
李氏曾因冯小怜的美貌而几度轻生，家宅不宁，心碎神伤。作为兄长，李询怎能不恨？妹妹的痛，便是他的痛；妹妹的仇，便是他的仇。
与沉溺美色、无力自拔的宇文达不同，李询清醒而冷酷。他不为冯小怜倾城之姿所动，反而将她视作罪孽的象征。从此，昔日贵妃沦为奴婢：粗布麻衣加身，每日舂米劳作，还要承担种种繁重脏累的杂役。李询以沉默的暴戾，一点一滴地折磨着这个曾搅动朝堂风云的女人。
冯小怜无从反抗，只能低头承受。她一生从未真正掌控过自己的命运，从宫女到宠妃，从皇室珍宝到阶下囚奴，她始终是他人欲望与仇恨的投射。面对这世道的凉薄，她唯有苦笑，笑自己如浮萍般飘零的一生。
终有一日，李询之母出面干预。她无法容忍这个“祸水”继续留在家中——自己的女儿正是被她毁了一生。于是，一道冷酷的命令下达：自尽谢罪。
三尺白绫悬梁，一代倾城香消玉殒。没有哀乐，没有送别，只有寂静中生命悄然落幕。
当我们剥去“红颜祸水”的标签，重新审视冯小怜，她不过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的普通女子。名字中带“怜”字，竟也成了她一生悲情的注脚。她本天真无邪，只因生得绝色，便被推入权力漩涡的中心，最终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背负千古骂名。
她可以倾倒众生，却救不了自己；她能迷住帝王，却换不来半分自由与幸福。她从未真正反抗过命运，因为她从不曾拥有选择的权利。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冯小怜无疑是无数人心中的女神，光芒万丈，无人可及。
佛说：缘起三生。若真有来世，愿高纬与冯小怜不再生于帝王之家。愿他们只是寻常男女，在烟火人间，牵手走过春秋，共度平凡一生。
历史上，像冯小怜这样的女性，常被冠以“红颜祸水”的名号。从夏朝的妹喜，到商代的妲己，西周的褒姒，再到后世诸多女子，她们的名字总被与王朝覆灭联系在一起。可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女子，真的有能力倾覆一个国家吗？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在诗中写道：
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
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
这首诗直指要害：国家的存亡本应系于谋臣良将之手，一个弱女子又怎能成为亡国的根源？若真要问责，首当其冲的应是伯嚭这般阿谀误国的奸臣。只要朝中清明，即便宫中有西施，又有何惧？
在那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王安石能跳出“女祸论”的窠臼，提出如此清醒而深刻的观点，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道学家仍固守陈腐观念，将王朝衰败的罪责转嫁于女性身上，让她们成为权力失衡的替罪羊。
对此，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的批判更为彻底。他直言不讳地指出：
“我从不信昭君出塞能安汉，木兰从军可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的旧说。在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里，女性根本不可能拥有左右国运的力量。兴亡之责，本应由掌权的男性承担。可历来文人笔下，却总把亡国之罪推给女人——这不过是无能之辈最廉价的开脱。”
鲁迅的这番话振聋发聩。国家的兴衰，从来取决于政治腐败、制度崩坏与权臣误国，而非后宫女子的一颦一笑。所谓“红颜祸水”，不过是男权社会为逃避责任而编织的遮羞布。
让“女祸论”这种荒谬的论调，彻底见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