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2007年3月父亲去世后，母亲在乡下老家的生活就很孤苦伶仃。农忙的那一两个月倒还罢了，农闲季节就很愁人。那时母亲的生活重心大抵如此：每个周末在家等我们从美国打回的电话，每两三个星期去一次淮安城里弟弟的家，每个月去运河西岸的舅舅家看望还健在的外婆。

　　母亲大字不识两三个，不抽烟不打麻将，也不喜欢看情景剧以外的电视，即便是看电视，她也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看法：时时打个盹什么的。寂寞无聊的日子，母亲在晚上会去村邻应寒梅家看电视。寒梅的老公在上海打工，寒梅带着儿子和奶奶在家，因此有时晚了母亲甚至就在她家草草睡了。母亲和弟媳妇处得不好，每次去看孙子应楚骐，也必定挑弟弟回来休假的日子，还要蛮费心事地攒了、甚至买了乡下的草鸡蛋，从卖肉的三叔家割一两斤上好的排骨肉，这才似乎可以心安理得在二儿子家住上三两天。每周等我们的电话更是她的头等大事，常常在别人家扯闲的时候也忙着回来等电话。偶尔错过一次电话，底下一周就心事烦烦絮絮，以为我们这里或者那里不如意。外婆刚过了80大寿，耳目不及从前，母亲跟她说话就觉得很费力，又总归觉得舅舅们那里到底也是别人的家。处处似家处处非家，大概是父亲去世后母亲的最大感触。

　　有一次二姑回去，看到妈妈一个人打草包，念及她的孤苦伶仃，就道：“小姐，你当初要是抱养一个女儿就好了，现在也有人陪着说说话。”母亲打电话说，“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你说她们说话气人不？”二姑有一个抱养的女儿，说话也无他意，不过天性敏感的母亲还是以为别人嘲笑她了。两个儿子从农村出来，长大了分别在城里和美国上班。父亲在的时候，父母还能常常以此为荣。父亲去世后，母亲有时竟然觉得没有儿孙在身边变成了一种惩罚。

　　01年11月份回国就曾经想让父母来美国探亲，跟弟弟说起时，爱军说他02年初准备结婚。我说结婚也就忙个把月的事情，跟父母来美探亲不矛盾。爱军又道他媳妇8月份就要生孩子了，如此方知他们是奉子成婚，也只好作罢。04年回去又起此心，但父亲健康已经不如从前，一家人去游黄山，消瘦的父亲很是勉为其难。我也因此就把这事放下了。父亲去后，考虑母亲来美的问题，仔细一想，她要是过来了，晚上有我和妻子相伴，但是白天的漫漫时光如何熬得过去，何况是在美国纽约这人生地不熟语言更不通的地方。后来知道妻子的预产期是12月底，倒放了点心：如果有个孩子给母亲带，大约那寂寞孤单要缓解很多。

　　得知要添第二个孙子的时候，原本有点犹豫的母亲终于改变了态度，甚至也很急切地想来一趟美国。可相出生之前，我们就告诉她Ｂ超显示是个男孩，母亲却一直将信将疑。07年12月31日夜里10点应可相应声问世，打电话回去告诉妈妈。母亲又道：“真是男孩吗？Ｂ超也有做错的时候呢。你们不是骗我吧？”我们真有点哭笑不得，只好一再保证确实又给她添了个孙子，母亲就又道：“其实生男生女都一样，生闺女说不定还好点。生儿子是个名气，生闺女才是个福气。”

　　第一次去签证，因为考虑到母亲不识字，进了使馆门大概不知如何应对，就自作聪明给弟弟也准备了一份申请签证的材料，目的只是让他给母亲带路。出发之前，自然给母亲打电话，教她怎么回答问题。母亲普通话讲不好，尤其是“纽约”这个名字，虽然重复了很多遍，叫她就说“纽扣的纽，月亮的月”，但是母亲无论如何“拗”不过来，“扭”来“扭”去，“纽约”在母亲口中就变成淮安话“牛学”那个地方了。好在母亲记性好，对于我来美１０年回去７次的日期和经历几乎是如数家珍，让我们担心的同时又心存侥幸，希望她能顺利过关。

　　不料签证当天，签证官只看了两眼弟弟的材料，就冷冷地以有移民倾向为借口给拒绝了。可怜母亲跟在弟弟后面，准备了好多天的问答根本没有派上任何用场，什么纽扣月亮全部作废。上海回常州的火车上，即使得到签证也不想来美国旅游的弟弟感到很郁闷，母亲就更觉得憋屈得慌，心疼那每人将近千元的签证费用“没见一个水漂儿就没了”。

　　第一次的失败也不是全无收获。母亲知道了签证的大概流程，中间看到一个年近八十的安徽老太顺利签过更给了她无限信心。一个月后的第二次签证，我们就让母亲一人进去。弟弟送她到梅珑镇广场使馆门外。

　　母亲说，她去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在家里给父亲上了一炷香，祷告道：“老头子，上次被拒签，是不是你舍不得我走，故意使坏的啊？二孙子已经出世了，大儿子要上班，大儿子媳妇要上学，你不让我过去给他们照看小孩，怎么说得通呢？”

　　也许是祷告有效，母亲第二次的签证异常顺利。签证官只问了两句，就对她说“恭喜你！你可以去美国看儿子了。”当天回到常州，弟弟又给她买了回淮安的汽车票，到家已经是晚上掌灯时候。母亲在电话里说：“从常州走，天就黑了。我本来想第二天再回来，可是你弟弟工作忙，也没法子。到了淮安车站，坐了一辆马自达，我说没钱，一直到村口跟人借了钱付车费的。其实我身上有钱，可是害怕被人打劫了。”

　　回家后，母亲就忙起来：把家里过冬的冬瓜茨菰之类冬令菜蔬分送给邻居们，跟三爷二爷家交待了我们家的一亩多田他们每家长一季的分割方案，又去看了外婆，给她留了点钱，再给七十多岁一人过活的大姑送了一只猪腿等等，才算安定下来。过了几天在淮安乡下老家收到邮递员送来的印有签证的护照，母亲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那时已是08年元月中旬，从中国来美的机票十分难订。原本的计划是妻子临产前，我回去接母亲过来，或者弟弟签证过了的话可以送母亲过来，顺便来纽约旅游一下，如今都不现实，只能让母亲一人飞过来了。这边的朋友也纷纷鼓励，赵锋说他们家近90岁的太婆一个人从中国飞到了加拿大，周波则说他曾经在肯尼迪机场看到一个中国老太背着背山篓走出来，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母亲。何况，大家还说，母亲的航班是从北京到纽约的直航呢？

到 达

　　最终是让弟弟陪母亲从南京飞到北京，住了一宿后，弟弟送母亲到首都国际机场。过了安检门，弟弟不能再往前了，就叫母亲跟着前面的一对美国夫妇往登机口去。母亲后来说，“还没走几步远，那两个老外就把我给’溜’掉了。回头看不到你弟弟，往前看不到美国人，我的嗓子眼一下子着火似的干了。心想：这下没命了。”

　　幸好我们事先给母亲准备了一页求助信，她最终在别人指点下顺利找到了登机口，并在那里遇到家住纽约长岛的四川籍龚再文女士。再文女士看了我们准备的求助信，在机场就给弟弟和我分别挂了电话，告诉我们一定会将母亲安全带到纽约，并让母亲和我们在电话上说了两句。

　　元月26号下午，周波特地从曼哈顿开车来带我们一家三口去机场接母亲。下午三点时候，母亲背着一只简易的背包，别无其他行李，和再文女士一起走进了大厅。母亲的头发烫卷之后掩饰了发质的稀疏，人也显年轻一点。母亲是50年出生的人，严格来说还没到花甲之年，但是一辈子的乡村劳作和过去十多年来陪伴父亲在病床和病床之间、医院和医院之间的辗转漂泊，还是在她身上打下了岁月的无情痕迹。跟同龄的城里老人比，她脸上身上的岁月看去是完全没有折扣的了。

　　告别了再文女士，母亲随我们一起回家。在车上，母亲看到安详睡觉的可相，就道：“昨天在飞机上听到他哭，我就焦心，心想这小孩怎么老哭呢？”一路上母亲就讲了再文女士的情况，包括人家有两个小孩，小孩有多大，上几年级，保姆要付多少钱，因何回国等等，母亲都了解得八九不离十，不改她一贯的喜欢查户口的习惯。后来我打电话给再文，提到这些事情，略表歉意。幸好再文女士不介意，倒觉得母亲是个十分热情关心人的老太。在十几个小时的航程中，对于刚刚遭受丧母之痛的再文来说，或许母亲的一切缺点都是可以包容的吧。

　　到家坐下来闲聊，母亲问周波：“你干什么事情的？开车吗？”问得周波也笑，我们也笑，只好又跟她解释美国大多数人都有车，周波在联合国上班等等。母亲又笑道：“美国是车多，刚才看到马路上密密麻麻停的都是小轿车。”

　　母亲初到家，颇为拘谨，看了楼下的客厅厨房，忽然问：“我晚上睡哪里？”我笑道：“我们睡沙发，给你再在厨房搭个小床吧。”母亲“噢”了一声，等我带她上楼看了卧室，这才似乎放下心来。我在她房间的窗口指给她看远远的曼哈顿楼群以及其中的帝国大厦，母亲却毫不介意。

　　送周波下楼，周波说：“看你妈好像不敢抱小孩嘛。”我也笑：“可不是嘛，她也很多年没有抱小孩了吧。我弟弟的小孩也已经５岁半了呢。”等我回到楼上，可相已醒，母亲在妻子的鼓励下，第一次小心翼翼地抱起了他，嘴里喃喃自语地呵护，目光中流露出无限喜悦。

我一向以为自己的敏感、善观察等特质来自于母亲，母亲跟我们同住的初期再次验证了这一点。母亲刚到的时候，妻还没有开学，有时候母亲得闲就出去在附近街道上走动走动，我们也常常带她去超市商场看看。母亲很快就有了许多发现。

　　她的第一发现就是这边怀孕的妇女真多，而且怀孕的女子常常还拖着老大老二什么的，而这一点在中国几乎看不到了。确实，在中国城市里，有两个小孩的家庭已经少而又少了。而我们在美国呆久了，对美国的大家庭生活也已经司空见惯，再无好奇之心。在妻怀孕之后，我们方才对周围的“孕妇”格外关注，但是母亲来美不久却就能一眼看穿本质，看到一个国家繁殖后代的状态，还是让我自愧弗如。

　　母亲的第二个发现来自对黑人的观察：母亲觉得他们的屁股真大，牙齿真白，说他们有的竟然也很好看。母亲还好奇一些黑人头上密密麻麻的麻花小辫子怎么扎的，怎么洗，多长时间洗一次，这些问题问得我们也只有鼓嘴摇头的份。母亲还觉得白人老太太的皮肤真好看，看上去白得透明，大概符合母亲那传统的“一白遮百丑”的古老审美观念。

　　母亲还发现白天开车、去超市购物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好像中国的农村：青壮年男子在纽约大多在做美国式的公司奴隶，而中国农村的青壮年男子都到大城市去打工挣钱了。母亲一早出门散步，看见许多上班的人急匆匆地往地铁站赶，常道：“这边人走路很凶的。早上去地铁站，好像赶场子去似的。”有一回早上，散步的母亲和赶路去地铁站的我不期而遇，母亲跟我挥手而笑。她的神情里透着陌生、尊敬和好玩，大约联想到自己儿子也是一个走路很凶的上班族，因此笑，并且逗得我也不禁笑起来。

　　我们住的大楼里颇有几户养狗的人家，母亲看到人家跟狗亲吻、给狗穿衣服、带狗出门散步，觉得又好笑又好奇，道：“真跟养孩子似的。”我说可不是嘛，母亲就道：“这些人真是脑筋差一窍了。”

　　当然母亲最好奇的发现还是我们楼下对面的超级先锋超市门口的玻璃瓶易拉罐回收机。母亲最早看见许多中国老头老太在那里退瓶子罐子，问清楚了怎么回事，又看清楚了怎么操作之后，也最终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我开始上班、妻子又开学之后，母亲每天一早五六点起床，出去在附近的两三条街道上散步。等我们要出门的时候，她便回家来接管应可相。等到下午妻子放学回来，母亲也往往憋不住，要出去走走逛逛，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看望望周遭洋相。

　　08年刚过了春节时候，纽约地区的科大校友会照例组织了一次聚餐聚会。那是一个星期六早上，我急着出门去曼哈顿参加聚会，而母亲左望也不回来，右望也不回来。我和妻一边照料孩子，一边就瞎唠叨，总害怕不识字、不讲英文、也讲不好普通话的母亲发生迷路失踪等事故。

　　那天在家坐立不安到十点多钟，实在没法子，我就下楼出门。却不想在楼下大厅里看到母亲，跟另外一位五十来岁的妇人相谈甚欢。母亲见了我，忙着介绍说，“这阿姨是上海来的，跟我差不多大……”我着急慌忙地跟人问了好，说了我们担心的事情，也就匆匆去地铁站了。

　　后来母亲就给我们说了上海妇人的身份故事，包括人家是做什么工作的，每周做几天，每天几个小时，工资多少，劳保如何，婚姻状况，两个女儿的年龄等等，听得我们只有瞠目结舌的份。不过，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在美国找到朋友的感觉，也感受到她久违的、与人交流的兴奋和快乐。

　　这次母亲虽然只是让我们虚惊一场，我后来到底给她准备了一些打印纸条，上面写着我们的地址电话什么的，让母亲出门时随身携带。母亲却很不以为然，总道：“哪里就真走丢了，我又不是三岁，又不走多远。”但是不久之后，她却真地失踪了一回，彼此都被吓得不轻。

　　那是大概三月底的一个下午，天黑了，自妻放学回家就出门散步的母亲也没回来。等我到家已经近８点，母亲还是没回来，而且母亲出门也没有带我们准备的小纸条。我和妻子带着小孩开始着急，也没心思做饭，只时不时朝门口望，又竖起耳朵听隔壁电梯间的声音，总以为母亲在下一刻就会开门进来。

　　就这样一直煎熬到晚上9点多，那时天早已经黑透，而母亲也已经出门5个小时之久。情急无奈之下，我就上网查找附近警察局的号码。说老实话，那还是我第一次在美国要跟警察打交道，或者想着要和警察打交道。当时最害怕的是母亲遭遇车祸之类的事故，一边自我安慰不至如此，一边几乎想下楼去附近的几个十字路口查看，后来还是觉得警察局应该有这类信息。于是一边上网查询当地警察局的号码，一边继续竖起耳朵听门口动静。

　　给警察局的人说明了母亲的情况：中国妇人，不会英文，普通话也说不好，大约走失了四五个小时等等，又跟人家说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报警，因为我们的理解是人员24小时不见才能当失踪汇报。

　　万幸的是，接线员居然说：“你等一等，我们这里好像有个人，可能是你母亲。我让她跟你讲话。”果不其然是母亲。母亲在电话里大喊我的名字，那一刻大约是我在美10年里经历的最有戏剧色彩和张力的一刻。

　　和母亲讲了几句，警察又接过话筒，确认了是我的母亲，又确认了我们的家庭住址之后，表示会将母亲送回来，又让我转告母亲不必担心。大约15分钟后，两个白人警察带着母亲敲响了门。母亲进了门，满面还是惊恐之色，走到客厅中间，就躺倒在地毯上，口里连道“亲妈妈”。我们忙着拉她起来，又安慰她回来就好。母亲又道：“我一个老太太，失踪了、死了不要紧，让你们两个小孩子担惊受怕就造孽了。”

　　大概见多了老人因家庭纠纷出走的案例，警察看我们不争不吵，倒夸说：“这是一个和睦家庭。”年长的一位，居然又拿出一个小本子，向我询问母亲的详细情况，我看他上面写着母亲的生理特征，会讲什么语言之类，真是佩服他们工作的认真细致。警察还说，万一母亲再走失的话，他就可以根据记录下的信息尽快地联系到我们。警察又告诫我说，应该给母亲准备一张可以随身携带的纸条。我们真是哭笑不得，只好拿出准备好的纸条给警察看，告诉他们母亲是如何自信不怕迷路的。

　　寒暄了几分钟，警察也就要离去。母亲送他们到电梯口，在门口跟两位警察紧紧拥抱了一下：她个子比人矮不少，手臂老高去抱人家的样子特别搞笑。那还是我第一次看母亲跟别人行拥抱大礼，而且是跟美国的警察们，紧张了一个夜晚的神经在那时竟然也要偷偷笑起来放松了。到了电梯口，母亲还一手拉了一个警察，摇晃不已，口里不停道：“谢谢！谢谢！你们真是好人，是在太谢谢你们了！”警察估计勉强听懂“谢谢”，却还是满面笑容地跟我们问好道别。

　　婆媳关系，应该算是中国文学里的一个永恒主题，而且应该是悲剧、闹剧为多，比如古老的《孔雀东南飞》，陆游和他表妹留下的两阕千古恨词《钗头凤》，而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跟父母亲一起看的一出淮剧，名字就叫《凶婆恶媳》。现今的海外生活中，麻省BBS的十大头条里总是少不了婆媳相处，朋友们聊天打电话，也都“很好意思”地互相询问：你老婆跟你妈处得怎么样？这次回国偶然听说看到《双面胶》这个电视剧，因为作者是合肥人，就留心了一下，没想居然就是因“炒作”上海儿媳和东北婆婆而红红火火的一部“家庭伦理剧”。

　　说到这点，不得不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妻子和母亲做得都很不错，至少我不曾见她们红脸闹矛盾。妻对母亲的一点意见无非是觉得她从外面回来有时不记得洗手之类的老习惯，唯一一次生气也是因为我们要出门吃饭，而母亲见我们东走西走却不能确定在哪家就餐，因此就发了急，嘟囔了几句。母亲一急，妻也跟着上火，差点要回家自己烧。好在我劝说了几句，大家也没有升级多话，最后也算有惊无险地化解危机。

　　母亲在这方面也算出色。她知道自己农村出来，很多事情适可而止，并不按照自己的“死脑筋”要求儿子媳妇怎么怎样。妻呢，生活上照顾母亲自然没得说，叫起“妈”来自然而亲热，出门时候，往往主动挽了母亲的胳膊同行，让我惊奇之余甚至自愧弗如。可笑的是，母亲来了之后，我们家的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次冲突，竟然是在我和母亲之间发生的。

　　对于母亲和我们同住，我一直有许多美好幻想，比如教母亲认字。自己一直觉得母亲是个聪明人，但是身为七个兄弟姊妹中的老大，又出生在一个还很有些封建意味的农村大家庭，母亲上学的时间只有一个上午。据说母亲上午去学校报到，下午就被她的老太爷责令搬板凳回家，照看比她只小一岁和两岁的二妹和三妹了。母亲到达纽约的第一晚，我害怕她夜里因为时差睡不着，就写了一些大大的、简单的、很图形化的中文字在纸上，让她看认，并幻想以此激发她的求知热情。带她出门的时候，我也每每努力告诉她我们所住的城市名字、地址、街号、公寓楼层号码等等。另外，我也总不时提醒母亲说一点简单的英文，比如Hi，Bye，Yes，No，Thank you之类的短语。母亲大多数情况下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而我也一直到一次矛盾之后才明白她漠然背后的紧张、难受和有口难言。

　　那次失踪之后，我当时当面也没怎么说母亲，但是后来口头上总不免玩笑，说“千万别再走丢了”之类的话，母亲也笑，道：“那真成二百五了。丢了一次不成，还要丢两次呢？”就在失踪事件发生两三天后，我下班回家，妻子一人在家带小孩，悄悄跟我说：“妈说她今天把小孩一人放家，出门去看看她到底怎么迷路的了。我已经跟她说了，叫她以后不要这么做了。你不要再说了哦，不然妈还以为我向你打她的小报告啥的。”我对母亲的行为很吃惊，却轻视了妻子的警告。

　　到吃晚饭时候母亲从外面回来，我还是没有忍住，问她道：“听说你今天又犯了一个错误？把小孩一人丢在家里出门去看路了。”母亲道：“他在小床里睡着了。”我不顾妻子的眼色，讲了一通这样做的危害，“危言耸听”地陈述小孩可能出的事故，又说小孩若是醒了哭被邻居发现，我们甚至可能被剥夺抚养权之类的话。母亲就不大搭话，到妻子准备好了晚餐，母亲忽然来了一句：“吃你们家这一口饭也真不容易呢。”

　　我很冒火，回道：“吃饭就吃饭，哪里来这么多奇话怪话。”母亲忽然就流下了眼泪，自己吃不下去饭，然后放了筷子，上楼去卧室了。我还是很生气，妻说了我一通，又拉着我上楼去给母亲道歉。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怎么跟母亲道歉，而且也觉得自己和妻子的言行没什么得罪她的地方，却只恼火两代人之间相处总不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

　　在楼上，妻子劝和了一番，原本以被掩面的母亲这时哭起来，“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老公死了，一个人到美国来受罪啊。”说老实话，母亲的诉苦，听得我们恻然的同时，也让我反感她这样的哭闹行为，作为儿子，却又似乎无计可施。妻子拉母亲起来未果，倒也渐渐平息了母亲的哭泣。她忙着下楼照顾小孩之后，我在母亲床边坐下，“语重心长”道：“你想想，这是碰到一个好媳妇的，不然你说的什么’吃你们家一口饭不容易’算什么话？还不知道要吵成什么样子呢。再说呢，在生活方面，吃穿方面，我们哪里做得不对不好吗？”

　　母亲抽泣了半日，道：“你今天回来，第一句话就批评我，’你又犯了一个错误。’”一句话，听得我又要笑，原来60岁的母亲居然有这么强的自尊心，仅仅因为我批评她犯“错误”就拗上了。做儿子的也没办法，只好陪笑道：“这就让你生气啦？算我说话不对。我们一家子，好多年没有一起生活了，对每个人脾气习惯其实都不太了解了。你不喜欢被人家批评，我以后说话注意就是了。”母亲在床上坐起来，“得寸进尺”道：“还有，你总逼我认字、说英语、记这个街名那个路号。你弟弟从来就不逼我学这些东西。”我不禁又要哑然失笑，不想我平常随便说的、指望“言传身教”的一些言行居然会给母亲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只好又陪笑道：“你不喜欢，我就不逼你了。你也老说自己过去没机会认字，我才想你愿意学呢。”母亲争辩道：“我都大半截下土的人，还能认什么字、说什么英语？回去跟人说，要把人给笑死的。”如此这般，母亲方才缓过来，妻又叫我们去吃饭，母亲这才擦干泪水，红着眼睛下楼来吃晚饭。

　　据我所忆，这也算我们和母亲相处一年内最大、最戏剧化、最感情流露的一次冲突，对母亲“不思进取”而“失望”的同时，也因此认识到一个农村妇人在“有文化”和盲目的理想主义的儿子那里“讨生活”的艰辛和为难。

　　在美国生活过的人，大概都知道塑料瓶和罐头瓶回收的事情；商店卖这些饮料的时候，也往往都是把瓶罐的费用额外计算在销售价格里的，至于消费者是否回收则是各人的事情。有心人也可能积累着一起去超市退罐取款，大多数人却不在乎这点小钱，不过本着为环境着想的原则，将可回收的瓶罐和其他垃圾区分对待。著名的情景喜剧“SEINFELD”里头就有一集是讲克莱默和纽曼两个人开了一邮车的瓶罐准备去别州退还、最后却几乎车毁人亡的糗事。

　　在美国读书时候，也曾经跟室友有心无心地把瓶瓶罐罐存下来，积累了一大袋子，去超市买东西时顺便退掉。结婚后，曾经和妻处心积虑地把几十个波特兰的矿泉水瓶保存下来，结果某一天去超市准备厚着脸皮挣几块钱“外快”的时候，才发现根本退不了。边上一个中国妇人笑嘻嘻地望着我们，我们也只好做个顺水人情送给她了，却一直困惑这些人收集了本州不回收的瓶罐去哪里退换，难道也学克莱默和纽曼开车到密歇根退换不成？没想到，这个问题的谜底，居然不久就被打入罐友大部队的母亲揭开了。

　　我们大楼的附近有几家超市，门口都有这样的瓶罐回收机。母亲初来乍到，就发现很多中国老人在那里几小时几小时地往机器里塞空瓶空罐再去超市的收银员那里换钱。起初她经常抱着或推着可相出去，站在那里看人家怎么弄，还曾把家里的一些塑料瓶子送给人家。过了不久，她也就加入了瓶罐回收的中国老人队伍，得空就出去找瓶寻罐。几个月之后，母亲已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不仅弄清楚了基本的操作、瓶罐分布的地点，还掌握了怎么在本州不能回收的瓶罐上贴上复印的条形码来蒙混过关的“江湖秘技”，比克莱默和纽曼的“智商”完全高出了一大截。

　　本来对母亲出去捡瓶罐这件事情，我们都是持反对态度，一来觉得不够卫生，二来又觉得母亲心思在外对看孩子自然不会全心全意，三来当然更重要的还似乎觉得有点丢面子。后来在网上看到一位物理学博士生写的他自己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纽约靠回收瓶罐维持生活的故事，母亲又说她的“罐友”里头有北京上海的教授之类人物，这有关“面子”的心理感觉似乎淡了点。母亲又只是在早上我们还没起床、下午妻子放学回来后、或者周末我们在家的情况下才出去“上班”，回家来又谨遵嘱咐洗手消毒什么的，我们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最重要的也许是，母亲在这份“工作”中，不仅发现了在美国“挣钱”的乐趣和自豪，更因此结交了一大批“罐友”，让她天性喜欢与人交往唠嗑的习惯得到了极大满足，

　　这中间自然也少不了些摩摩擦擦。有时早上妻上学已走、可相已醒、我急着冲澡准备去上班，而母亲还没有从外面回来。又或者到了周末，母亲一早带了苹果、香蕉或者煮鸡蛋出门，充分发扬她农村妇人的吃苦耐劳精神，直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来。我们在家不免担心，说起来，母亲略有歉意，却又说：“机器坏了，没卖完的又不能扔掉；只好换一家超市。那么多人排队，只好等着。”又或道：“哪里就又能走丢了。真是呆子，丢了一次还丢两次呢！”对于我们关心的饿肚子和健康问题，母亲道：“我吃不了多少。我不呆，饿了自己进超市买个面包之类的不就好了！”久而久之，我们的神经也终于粗壮发达起来，任由她去了。

　　母亲却完全把这当成了最有乐趣、最有回报的一项工作。开始的时候，母亲一块钱也去换，两块钱也去换，渐渐就很专业地尽量攒到十块、二十块的整数。因为大楼里曾有人抱怨，母亲就把每天剩下没卖掉的瓶罐偷偷藏在大楼外面的某个垃圾桶里，第二天再拿了去退换。因这还发生过几次被别人拿走的情形，不免私下嘀咕猜测几个来回。结果有一次看见另一个中国老太在那里翻检，母亲逼问人家是不是拿了她的瓶罐，又语重心长道:“那可是我辛苦收来藏那儿的，你可不能干这事啊……”那妇人不好意思地笑。我们忙着拉母亲去公园散步，一路上母亲不免又唠叨不停。

　　在家的时候，母亲更是不得闲，要么用剪刀把一个可回收瓶罐的条形码剪成小细条，以准备对付那些本州不可回收的瓶罐；要么就在自己房里数钱，还专门拿了花生、红豆、绿豆之类作记号，哪个代表20，哪个代表10，哪个代表1块之类。我和妻常常偷笑：“妈真成了财迷了！”可相一周岁生日时，母亲还特意拿自己挣的、比较新的美元包了个红包给他，搞得我们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除了捡拾回收瓶瓶罐罐，母亲每天在外面“闯荡”，还时不时捡些其他物件回来，比如旧的小行李箱、甚至鞋帽衣物。我们屡劝无效，也只好作罢。母亲常常一边得意炫耀道：“你看人家崭新的鞋子，这码数回去给你二姑父穿肯定正好一脚”，一边又自我解嘲：“人要几十截子才能活到老啊！不想我六十岁的老太了，还跑到美国来拾了一回荒！”

　　到回国时，母亲把她积攒的钱交由我去存换，居然有三、四千块之多，对于一辈子从没有独立地、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挣过这么多钱的母亲来说，几乎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了。这几千块钱，除了一部分20的“大”票之类，绝大多数都是一元一元的小票，真正是“得来全因费了工夫”；再算算，一个瓶罐不过5分钱，母亲因此要捡拾过好几万个瓶瓶罐罐，让我们至今还常常慨叹她的毅力和耐力。

　　因为时间上来不及，只好带回国给她兑换成人民币。在淮安的中国银行，工作人员还要用验钞机一张张验真伪，最后不耐烦地责问我们道：“你们这一堆又小又脏的美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呀？”

在美国，母亲对过世的父亲有了一个新称呼：“老公”。从小以来，母亲称呼父亲总是“你爸”，“她四爷”，“你四兄”之类；自弟弟有了孩子，“楚骐他爹”也是常用的代称；极偶尔的，也可听到母亲在对外人介绍时，用父亲的大名“洪斌”。总之，都是用别人来指代，也是大多数淮安人、尤其是农村妇女的习惯做法。母亲在这种称谓上的变化，让我有时觉得颇为寻味，好像有点“赶时髦”的“滑稽意味”，但是想到母亲只有在父亲去世后，才用这种属于她自己的“我老公”这种称谓，就不禁又有点怅惘之感。

父亲去世后，我也曾有一两次做梦梦到，却总是淡淡的。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回家，父亲坐在堂屋里问我“你妈在哪里”的寻常景象。醒来时，未免怅惘，但是山长水遥，这么多年更是“父母在，亦远游”，人生遗憾种种的单子里又添一笔。

但是母亲却常常梦见父亲，醒了还能跟我们说起梦间种种。她做梦，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则是完全惊醒了我们。那天深夜，熟睡的我被母亲的呼喊惊醒。叫醒妻子，静听了一会儿，果然是母亲在说话，而且特别大声：“你把我一个人留下来，活受罪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啊。”听得我们满心恻然，都以为母亲半夜醒了，想起父亲来，一个人在哭。后来我们走到她房间去，才明白母亲在说梦话。我和妻忙着唤醒她：“妈，没事没事，你做什么恶梦了啊？”喊了好几声，母亲才突然惊醒过来，却也不愿说什么，就又蒙头睡了。

大约正因如此，母亲对于父亲的祭奠和怀念，即便在美国也总是按着农历日子准确无误一丝不苟。母亲到了纽约不久就是春节，而在老家，除夕之夜自然是祭奠亡灵的一个重要日子。那天，我专门和母亲跑到附近的金麟超市，挑来挑去，挑了极小的一个小香炉。又买了几扎美元冥币，那对母亲几乎是意外之“喜”，换算了好几遍一万美元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回来后，她一人小心翼翼地在自己房间了弄了半天，才算放下一桩心事。刚到纽约不久时，母亲因为弟弟离婚这件“丢人”的事情，就常道：“我以后没脸再回应庄了。”有一次，母亲跟我们说起在外面认识的其他探亲老人，说：“人家问我老公呢？我就说：’老公没过来，我一个人过来帮忙看孙子。’看人家老头老太一起的，自己老公不在了，也觉得丢人啊。”母亲的自尊就这样常常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在父亲的青壮年时期，少小更事的我没少听说母亲对于父亲的抱怨。敏感的少年时期，曾经因为父母吵架而跑到三叔家躲避，回来后又被他们责骂不懂得“劝架”，真是十分不理解，而且百分百委屈。等到离家求学，不再有机会看到他们偶尔的吵架，却也明白在父母三十几年的婚姻生活里，目不识丁的母亲和在供销社上班的父亲相比，永远是处于弱势和逆势地位的，而极端敏感要强的母亲，如果稍有疏忽的话，大约就很容易失去这种婚姻关系里的平衡。

　　对于父母来说，文化水平上的差异或许还是小事，金钱和经济上的依赖才是大问题，尤其是母亲的大问题：母亲一辈子在乡间劳作，闲时养猪、打草包，收入很有限，还要支付日常家计食用，而我们上学、亲友间来往的经济来源则完全依赖于父亲的工资收入。父亲去后，母亲几乎从不曾说他的不好，却几次客观指出他一辈子“小气”，但又表明父亲从来不乱花钱，不然两个孩子上学对于很多农村家庭来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母亲常说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多年前两人吵架，母亲生气摔了一个碗，父亲说：“碗是你花钱买的吗？你就乱摔！”母亲说当时又羞又气，只有哭的份。另外一件发生在2001年我第一次回国，当时让父母一起到北京玩了一周才回家。母亲说去北京之前她想买一身新衣服，但是父亲始终不松口不给钱，觉得她不需要新衣服，最后还是堂嫂先借钱给母亲救的急。显然，母亲对此也一直颇有点耿耿于怀的意思，也难怪当年在北京王府井的女子百货给母亲买了一件500多元的大衣时父母脸上各怀心思的怪异表情了。

　　母亲还是知足的。父亲的葬礼上，母亲哭忆道：“我跟我的天儿，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吃香喝辣的又享了多少福。记得我跟天儿下过上海，上过北京，住在小旅馆里，我不吃不喝也开心……”那时我们一边流泪，一边听母亲哭，我想我终是明白，为什么若干年前吵架后的那些早晨，母亲还是无怨无悔地早早起来给要上班的父亲煎荷包蛋、摊饼、烧稀饭，以她特有的方式把一个农妇和妻子对孩子父亲和自己老公的韧忍和深情，表现和灌注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里。

　　在美国时，母亲又常道：“他自己看病花钱可舍得呢！话说回来，花了几十万，到底多活了这么多年。钱去了，可以再挣。老公去了，就再没有了，你们也再没’爸爸’喊了。”母亲还说：这么多年，父亲从来没打过她，没对她爆过粗口，“话不能瞎讲，这点没得几个人赶得上你爸爸。”从小听惯了夫妻对骂不堪入耳的语汇、看多了夫妇打架打到头破血流的场景，这对农村出生、学也只上到初小的父亲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大约也因此熏陶了儿子们不温不火的性格。

　　有了这样的经历，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母亲在美国对回收易拉罐挣钱情有独衷了。父亲天上有灵地下有知，也是更要为母亲骄傲的吧。